侯雁北 原名阎景翰，陕西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多篇。出版理论专著多部。

1

一大早，我就准时打开“李斐华图书馆”大门。门一开，我们的两位忠实读者就来了。他俩比负责借阅图书的女馆员——徐亚珍还到得早。我看看门卫室的电子钟，正是七点五十。徐亚珍是不会误时的。她的时间观念很强，从不迟到早退。我们图书馆没有生活用房，她住在距这儿很近的舅妈家。她常说她要对得起自己的爷爷，更要对得起李爷爷。她为自己定的规矩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埋头苦干。

接着我便打扫院落。秋天来了，院内的两棵老枫树，每天都要落些半黄半红的叶子。馆长说这是两棵鸡爪枫。我的职责是看门和搞卫生，必须把鸡爪枫落下的叶子扫干净。连徐亚珍也发誓要对得起李爷爷，——她的李爷爷就是我伯父，她要对得起李爷爷，我能不对得起伯父吗？

我正扫着院子，徐亚珍果然来了。时间只差五分就是八点。

徐亚珍快速地踏上二搂，打开了图书借阅处的小窗户。

我打扫完院子，便去擦洗上下楼的扶手。正擦洗着，楼上便有人吵了起来：

“这书我一直借，你为啥要借？”

“这是你的书吗？你能借，我也能借！”

“我做笔记！做研究！”

“我也做笔记！做研究！”

徐亚珍从中调解：

“你俩别吵！好好协商协商。”

“没商量的，他能借，我也能借，这图书馆不是专给他盖的！”

“你一直读小说，这是一本药物学，你读得懂？”

“你能读懂，我读不懂？”

“你个神经病，你能读懂！”

“谁神经病？你才神经病！”

徐亚珍又从中调解：

“别吵！再吵，谁也不借！”

“不借？我不是读者？我不是云龙县人？”

“我不是云龙县人？我不是读者？”

他俩又一齐质问徐亚珍。徐亚珍为难了，站在楼道口喊我：

“李师傅，你上来一下，请你调解调解！”

徐亚珍在馆里一直称我李师傅。

我提着抹布走上楼去。徐亚珍还是个姑娘，她确实无法对付我们这两个最忠实的读者。

我得先了解一下情况。

这两个读者，一个叫郭大川，一个叫牛向学。郭大川前些年高考落榜，一心想当作家，这几年白日整天在这里读小说，晚上便开夜车爬格子。听说他已写了不少作品，也向几家报刊投了稿，但却一篇没发表出来，这便变得神经兮兮，连走路也撞过电杆；一次一辆卡车在他身后不住地响喇叭，他似乎根本没听见，急得司机跳下车来，将他拉在大路一旁。他站在大路旁像个木头人，呆呆地望着大卡车开走了，还不知那司机为什么要拉他。牛向学对中医钦慕已久，这两年一直在我们这儿抄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据说已抄了三大本，都装在一个蓝色布袋里，他每次来我们图书馆，手里都提着那衣袋。蓝布袋已变得油腻腻汗腻腻了。郭大川投稿不中，现已心灰意冷，昨晚才下了改学中医中药的决心，今天也要借《本草纲目》。

我对牛向学说：

“你也读读《千金要方》吧，那是药王爷孙思邈的名著。”

“我将《本草纲目》还没读完，不读《千金要方》！”

“这两部名著你结合着读。单日读《千金要方》，双日读《本草纲目》。……这样有好处！”

牛向学勉强地同意了，向我点点头。我问徐亚珍今天是几月几日？她说：

“公历10月31日，农历十月初三。”

我对牛向学说：

“公历、农历都是单日。好日子，好日子！今天你就借《千金要方》，明日再借《本草纲目》。两部名著参照着，对你大有好处！”

矛盾解决了，徐亚珍对我笑一笑：

“谢谢李师傅！”

我又下到一楼擦洗扶手。一楼的两间报刊阅览室，来了几个老年读者。他们把最新的报纸翻了翻，见多是证券、楼市、体育和贪官落马方面的消息，便拄着拐杖走了。

“李斐华图书馆”一下子恢复到平日的宁静。

李斐华是我远在国外的伯父。这图书馆是他十二年前回国探亲时为县上先捐款后修建的，也是以他的姓名命名的。

2

为了修建这个图书馆，我和县上的两届领导，整整扯了十年皮。伯父走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及时向他汇报图书馆修建情况。他说会上决定我有代表捐款人督促过问工程进度、质量的权利和义务。图书馆建成之后，我可以做馆里一名看门人兼清扫工，伯父少年时代的老同学徐启之伯伯的孙女徐亚珍，可以做一名普通馆员。我们的工资都由伯父连同捐款一次交付。伯父让我做看门人兼清扫工，是因为我们李家在国内只剩下我这个独苗苗了，前几年劳动时又伤了两条腿，不能再干重活，生活上困难很大。伯父要徐亚珍做一名普通馆员，是因为他原想让徐启之伯伯做馆长，——徐伯伯在我们县是很有学养的人，但徐伯伯坚辞不肯。他说他已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多年，身体又不大好。他请县上考虑，能不能让他的孙女徐亚珍在图书馆建成后做个一般馆员。他说这丫头已从高中毕业了，再上学家里肯定供不起。伯父听了这些话，就在捐款中加了十二万元，说我和徐亚珍就算是他的雇员，这十二万元也许够我俩挣一辈子，不许我俩因工资为县上增加财政负担。

为建这个图书馆，伯父究竟为县上捐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外界人士有说一千零十二万的，有说两千零十二万的。十二万这数字我记得很准确，因为这是我和徐亚珍的工资。我们这工资，当然也由县财政局管着，图书馆建成后，我们正式上班后，和其他员工同样按规定逐月领取工资。

使我痛心的是，伯父为了照顾我这双受伤的腿，却苦了我这双受伤的腿。

我已说不清为了和两届县领导扯皮，我往返在我们村县之间，一瘸一拐跑了多少趟。从我们村到县城，往返八十多里。一趟八十多里，十趟八百多里，二十趟一千六百多里，中间还要翻山、趟河。我大约每年的每个季度，都要去一趟县城。这样计算，我每年奔波的里程大约是三百二十多里，十年就是三千二百多里，当然比二万五千里长征差得远。但我记得有人说，古时从西安到兰州，共有十八马站，也就是一千八百多里。这样计算，也就是说，十年来我迈着一双受伤的腿，几乎等于从西安到兰州，或从兰州到西安，差不多是打了一个来回！

这十年中，值得记述的事很多，几天几夜也难说完。下边只挑重要的说说吧！

第一次对我印象极深。那是伯父回国探亲后的第二年。记得是个夏天的中午，我好不容易赶到县政府。孟县长刚刚开完会，我在会议室门口见到他，他身后跟着个年轻人，替他提着皮包，端着茶杯。我说，孟县长，我想问问那件事。孟县长上下打量了我好一阵，问我，你们村上没村长？乡上没乡长？区上没区长？什么大不了的事，跑到县上来找我？……哦，他已不认识我了！这也难怪，因为前年他和书记、统战部长、招商引资办主任、城建局局长陪同伯父参观我们县惟一的新农村时，我尽管紧紧地跟在伯父身后，但那天我却是穿着一身新干部服的，脚上也是蹬着一双新皮鞋的。而这天，我却一身农民打扮，脚上也是一双土布鞋；浑身上下还有包谷花，鞋上还有田里的泥土，县长自然不认识我了。咱算老几，不认识也罢，但他不该忘了伯父捐了那么多钱修建图书馆的事啊！

说起那身干部服，尤其是那双新皮鞋，我心里不由得又来气。

伯父回到县城的前一天，县里就有两个干部来我们村子。我们村叫李家寨。我正在家里起羊圈。来人将我从羊圈喊出来，问伯父的老宅子现在怎么样，我说早就墙倒房塌了。问我们李家的祖坟现在怎么样，我说学大寨时，祖坟早平掉了。接着他们便接我到县城，坐的是他们开来的小车。村里人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到了县城，听说伯父晚上在省城还要作场报告，明天一早才能回到县里。县领导要我住在县委招待所。晚上，一个干部抱着一身崭新的干部服，提着一双崭新的黑皮鞋，要我立即换上。我将皮鞋放在床下，将干部服穿在身上试了试，长短肥瘦倒挺合适，只是衣领太硬，箝着脖子，使脖子转动不便。这干部一再叮咛我：明天一定将皮鞋穿上！我答应他：“穿上，一定穿上，咱也开开洋荤，耍耍阔气！”

第二日我一穿上那皮鞋，便觉得太大，脚在鞋窝里哐里哐啷的，一抬步就掉，一抬步就掉。去新农村参观时，我一直挺着脚掌走路。我的两条腿受过伤，脚掌一鼓劲，腿就抽筋；脚掌不鼓劲，皮鞋就掉。去新农村，来回都坐着小车，只在那村子转游了一周，我的脚面就磨出了水泡，脖颈也被新制服领箝得难受。

孟县长终于回想起伯父捐款建造图书馆的事，要我去和城建局长谈一谈。

城建局长强调了很多困难，主要是伯父当年主张要把图书馆建在文昌阁旧址。文昌阁是他少年时代的母校。文昌阁现在已没了什么古建筑，只有两棵古老的枫树。麻烦的是紧挨文昌阁有几家“钉子户”，其中就有赵书记和孟县长的私宅。这几户如何拆迁、重建和赔偿，包括旧县城如何改造，开了几次会，一直不能决断，修建图书馆的事，也就这么一直悬着、摆着、搁浅着。

我问伯父的捐款到位没有？城建局长说钱早到位了，只是“钉子户”问题无法解决，旧城改造规划做不出来。

我第二第三次进县，哪位领导也没找见，不知他们到哪儿开会去了，参观学习去了。第四次好不容易找到赵书记，赵书记自然也不认识我了，他甚至连我伯父的名字也忘了。我从衣袋里掏出徐伯伯请省城一位著名书法家题写的“李斐华图书馆”牌匾字幅让他看，他好像才想起这件犹如隔世的事。赵书记的健忘令我惊奇。我提醒他，伯父回乡那年，赵书记曾先天夜里问我伯父最喜欢吃什么？我说伯父出国前我还没有出生，连他的面也没见过，压根儿不知道他的饮食嗜好。赵书记当时还启发我：听没听爷爷奶奶说过什么？我这才想起爷爷奶奶曾说：伯父年轻时最喜欢吃浇汤烙面和石子馍；可是那时他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一次浇汤烙面，过端午节时才能吃一块石子馍。根据我提供的这点历史背景，那晚县委招待所才请了会摊烙面和会打石子馍的人，整整忙了一夜！赵书记那晚还一再叮咛我：明日见了伯父，绝不能说墙倒房塌和平了祖坟的事，并强调这关系重大！第二日伯父在招待宴会上几次说他几十年再没吃过这么好的饭了！我一直没说墙倒房塌和平掉祖坟的事，为国家顾全了大局……经我说出这些细节，赵书记这才从他杂乱的记忆库里，翻捡出这宗陈年老账。但他没有向我透露任何有关修建图书馆的信息。和孟县长相同，他也要我去问问城建局长。

这次，我没找见城建局长，局里的人说他到深圳参观去了，学习有关城建的经验去了。我想，云龙小县，只有东西两条街，早年间还有城楼的时候，东城楼的人喊话，西城楼就能听见；现在城内人口还不上万，参观就是参观，旅游就是旅游，学人家什么经验呢？

后来等我再去县里，赵书记和孟县长已经调离，新来的刘书记和张县长，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为伯父在国外既那么有钱又那么有名而吃惊。他们问我，你伯父捐了多少钱？我只能说出伯父为我和徐亚珍预付的工资——十二万元。刘书记和张县长听了都很泄气，异口同声说：“十二万？十二万能干什么呢？”我说十二万只是我和徐亚珍的工资，前边不知还有几百万，也许是八百万，九百万，或者整整一千万。他们这才睁大了眼，互相对视着，跟斗眼鸡似的。从他们的眼神我看得出，他们怀疑这笔钱到底干了什么？这笔钱现在到底在哪儿？他们好像也要对这笔钱打点什么主意！

刘书记和张县长的怀疑，也引起了我的怀疑。六年过去了，伯父的捐献到底干了什么？到底存放在哪儿？单利息恐怕也不是个小数字！但我该去问谁呢？谁又肯向我说明真象呢？

伯父最近来信要我给他寄一张图书馆照片。伯父说他年事已高，不可能再回国了；他只想看看照片！但六年过去了，图书馆还是镜花水月，我该到哪儿拍这么一张虚无缥缈的照片呢？

3

时间又过了两年，我又去了一趟县城。这次我没有找刘书记和张县长，我找了已经退休的前任统战部长。因为近几天，我想起了他在欢迎伯父的会上那段慷慨陈词：“我们的海外侨胞是热爱祖国的，情系家乡的，祖国的建设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关心！……我们同为炎黄子孙，共同的血流在我们体内，共同的血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伯父和县领导签订协议的会，我和徐伯伯没有参加。我在招待所休息室听到了统战部长这段感人的讲话。我一直认为他的话发自肺腑！

我向统战部长说，伯父向我要一张照片，但我不知道图书馆到底动不动工？什么时候才动工？县上既然接受了伯父的捐献，图书馆为什么总迟迟不动工呢？统战部长说，李斐华博士当年捐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振兴科技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他认为我们国家之所以还赶不上西方先进国家，主要在于明清以来，科技文化事业落后，近些年又使传统文化遭到了很大破坏！而当时的赵书记和孟县长，却一再强调县上亟需修一条公路，架一座桥梁，办一个或两个果汁厂。双方的目的不一致，各持己见，会虽然开得很热烈，接待周到，情感融洽，那只是怕捐献者把数字往下压。书记县长们知道，这数字在他心里藏着，给多给少，他的情绪、兴趣起着重要作用，和血压计上的水银柱一样，可以忽高忽低。因了以上缘故，李博士走后，捐款尽管如期到位，但领导人的心却凉了，——“竟然只资助建造一个图书馆！可见这博士也只是个书呆子。这时代，谁还需要读书呢？谁还需要做个蛀书虫呢？”思想意识的不同，便使事情搁置下来，一直拖到现在。那笔捐款我估计是没有人敢怎么、怎么的！……

前任统战部长最后说，最近听说，又开会讨论了一次，也许下半年就会动工，馆址的选定自然要尊重博士的意见，——未来的图书馆必须建在文昌阁旧址，那里有两棵老枫树，那里曾是李博士少年时代的母校。

前任统战部长要我下半年再来县城一次。他说那时你虽照不到一张新馆照片，起码也会照张工地施工照片。我说，伯父快八十岁了，只怕那时……

我说这话时，只觉得鼻根酸酸的。

到了下半年，我又来到县上。这次，我没找任何领导，只去了文昌阁旧址。伯父捐献的图书馆终于动工了，工人们正在处理地基。我见一位师傅手里拿着几张图纸，问他这建筑共是多少平米，他说是1150平米。我记得原商定的是2410平米，怎么要减少一大半呢？我问这建筑是几层，他说是两层。我记得原商定的是四层，捐款数字是按四层、2410平米核算的，还包括砌一圈围墙，盖几间生活用房，制作书橱、桌椅在内。按当时的核算，这些项目都完成了，还会结余二十多万元购书费。现在怎么会拦腰砍掉一半呢？是不是余下的，准备全部转为购书费呢？

我不会拍照，也没请人拍张工地施工照片。我只在这工地呆呆地站了好一阵，从内心深处祝我远在天涯的伯父，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好好地活着，耐心地等待我把图书馆照片，向他老人家寄去！

日将落时，我便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只觉得双腿很痛。回家时，我经过了我们县惟一的新农村。这新农村现在已不很新了。伯父那年返乡时，参观的就是这个村子。那天，伯父在这村子看见一个弯斜着的拴马桩，曾用手摸了摸那顶部的小狮子，说这可是个好物件，距今最少也有三百多年！在这村子西头，伯父还看见一根断裂了的铁旗杆，曾问徐伯伯，关于这铁旗杆有什么故事。徐伯伯说，相传这村子原为老子炼丹处，明嘉靖年建有老君庙，后焚于火。铁旗杆原是好好的，后来不知怎么断裂了（其实徐伯伯知道这铁旗杆是那年大炼钢铁时被砸断的，只是他当时头脑还算清醒，并没有如实地这么说）。伯父说，那这就是李游村了，距我们村是很近的。从县上到李游村，原是要经过我们李家寨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见到李家寨？当时陪同伯父的县领导，都佯装没有听见伯父这句话，我和徐伯伯也佯装没有听见伯父这句话，谁也没有回答他的提问，都作王顾左右而言他状。因为那天，他们舍近求远，是故意绕开了李家寨的。舍近求远的目的，我和徐伯伯心里很清楚。那天，徐伯伯也是由县上特地邀到县上陪同伯父的，因为伯父少年时代的同学，那时在云龙县，只剩下徐伯伯了。他俩自小就很要好，又是同年同月所生，几年间同坐在一张书桌上，同睡在一个被窝里，真是情同手足！那天，在那根被砸断的铁旗杆旁，伯父和徐伯伯共同照了一张相。在他们一起合影时，我见伯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老人家那年整70岁，头上戴着顶浅灰色西洋帽，穿一身咖啡色西服，胸前垂着一条淡蓝领带，皮鞋是褐红的，擦得油光贼亮。徐伯伯也穿着由县上令其换过的干部服，他说他脚上长着鸡眼疮，那天没穿县上先天夜里给准备好的黑皮鞋。在他们两位老同学合影时，我觉得伯父比徐伯伯，最少也要年轻二十岁；一个满面蜡黄，色若死灰，一个红光满面，神色飞扬……

4

“李斐华图书馆”终于建成，总建筑面积只有1150平米，上下两层。但这时县上的消息灵通人士，却传出了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前任书记、县长和现任书记、县长，各贪污十五万元，前任城建局长和现任城建局长，各贪污八、九万元。另一种说法的数字，恰恰与前种说法相反。这两种说法也许后一种比较准确，因为前后两任城建局长，都被双规了，而前任书记却被调到省上，县长也被上调到了市里，都担任了更为重要的职务，现任书记和县长，官位也都稳如泰山，一点事没有。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只按数字做判断，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贪污数字的大小，并不能说明官场的潜规则！在官场，贪污数字大而平安无事者大有人在！而前任书记和县长，当时又是特殊的“钉子户”，县上在对他们的私宅拆迁补助方面，听说就花费了不小的一笔款子。

也许各种说法都有理。对这些说法，我这个平头百姓根本无法弄清楚。我只关心着建筑面积和工程质量，我只想在工程落成之日去做看门人和清扫工。这时徐伯伯己经去世，享年76岁。七十三、八十四，徐伯伯也算高寿了！因此我也盼望徐亚珍从这时起，就能做个普通馆员，因为伯父在捐款中，早就预付了我们的工资。

但这件事却出了令人预想不到的麻烦。

一天我为此事去找第三届领导。书记和县长都很诧异。他们说，人事的事全要县上定，而且县上已经做出了安排。我问县上是怎么安排的，他们说这事我无权过问。我说我有权过问，因为伯父在十多年前就预付了我和徐亚珍的工资，那工资就是那笔捐款整数后的最未两位数。新书记和新县长问我有何凭据，我说我的根据肯定在当时的会议记录或会上形成的什么文件里，而他们却一口否认当时有什么记录和文件。

无奈，我只得去找那位已退休了的统战部长。我以为他是个会说实话的好人。

我将情况向他说明了。谁知他却说他当时主要负责接待，负责统战，对这些具体的、实质性问题，根本不清楚！

这个好人真也是个好好先生！

我又问，那你记得当时有什么文字材料吧？他说文字材料肯定有，但不知道如今掌握在谁手里！

我知道从这个老好人口中再也打问不出什么了，这好好先生既不愿做人证，又不愿向我提供任何线索，我只有回家了。

从这时起，我开始重新计算自己一瘸一拐地、限难地奔走在我们村县之间的新长征了，而且使自己家的几亩庄稼，一次耽误了雨前施肥，一次迟浇了几天水，使收成受到了很大损失。

一天，我突然想起在伯父回乡那两日，和伯父离乡后好些日，县广播电台曾就伯父捐资兴建图书馆的事，播送了好多篇新闻。记得有一篇将伯父的损款数字和图书馆的建筑面积，以及今后的辉煌前景，用高度赞扬的语气，讲得很具体，很清楚。

恰好我们村有个叫李纯火的年轻人，在县广播电台任台长。李纯火是我的远房侄子，是我伯父的孙子辈。他毕竟是文化人，对李爷爷在国外从事的事业以及在科研上的成就，比我知道得更多更详尽。他为我们李姓人家有李爷爷这样的人物而感到骄傲，他为我们全村全县有李斐华这样的博士而感到荣幸。我想通过他能够找到一些文字材料和数据。李纯火说凡以前广播过的重要稿件，按说都是应该存着的。他对此事很关心，答应为我认真查找。

李纯火为我带回了一份复印件，上面除了几项重要数字、伯父为我和徐亚珍预付的工资外，还有会上确认我有督促工程进度和检查质量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决定。我将这些记牢了，便去找新来的书记和县长。我说这些我虽没有保存着正式文件，但却有当时自己做的记录，还有当时收听广播时的录音。书记和县长见我说得有根有据，便不敢再唬我了，而是把一切都推在馆长身上。他们要我去和馆长商谈这些具体问题。

馆长是个中年人，他说馆里已满了近四十个编制。我说原定最多只有十人，一位馆长，一位采购，两位编目，两位借阅、管理员，两位财会员，一位门卫兼清扫工，共九人，现在为什么超过了四倍呢？馆长为难地让我看了看名单，原来这些人都是前两届和新来的书记、县长和其他部长、主任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4岁，还有正上小学、初中的学生。看了这个名单，我不禁笑出声来。馆长说，我愁死了，你还笑？近四十人只有五个人来上班，这两天我就打报告辞职！我说你辞了职，谁批我来上班呢？馆长说你是当年的会上定的，工资又是伯父预付了的，你只来上班就行，看谁敢来赶你！

我真的就上了班，而且捎话让徐亚珍也来上了班。

书库里没有多少图书。原决定工程结余的钱全部转为购书费。现在工程算是完结了，余下多少购书费呢？谁也不知道，好像连一分一文也没有，要不书库里为什么是空空的！现在几张书橱上放的书，全是些旧书。这些书是县城内外三位老先生捐献的。一位是个老中医，《本草纲目》《千金要方》等等，都是他捐的。一位老先生捐的多是我国近现代和外国小说。一位姓吕的老先生捐的书比较杂，有《四六法海》、《西昆酬唱》、《石林燕语》、《豆棚闲话》、《香销醒酒曲》……。这几张书橱都是用五合板和三合板钉的，摇一摇就会散架，其余几张却都空摆在库里。

果然没人来赶我。新来的书记和县长回避我，我却偏要找他们！

我问：“近四十人的编制都是哪些人？一个79岁的老太太能上班吗？一个4岁的孩子能上班吗？上中小学的，到底是上学呢，还是上班呢？工程花费了多少钱？结余了多少购书资金？”

他们向我只是笑。笑我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我要他们严肃点，别笑。可他们还是笑。笑我的生伧愣倔。

但我却哭了。我说我对不起伯父！……我要向伯父写封信，要他把这些事告诉给中央！

5

我没有向伯父写信。我怕将伯父气死了，反落个忤逆，反落个不孝之子。

我想为伯父拍一张新落成的“李斐华图书馆”全景。李纯火会拍照，自己也有相机。他忙活了一上午，总没法选好角度。

只有省上的大书法家题写的“李斐华图书馆”牌匾最有水平，最有质量。李纯火说这六个大字，写得遒劲而有书卷气。他总想把这六个字完完整整纳入镜头，但无论如何却达不到目的。图书馆占地太狭小了，四面又围着一圈土墙。稍向后退便是土墙，走出土墙，镜头便被遮了。向西站，西边的老枫树正遮着“李斐华”三个字，却映出墙外的“牛肉拉面”四个字，连接起来便成了“图书馆牛肉拉面”。向东站，东边的老枫树正遮着“图书馆”三个字，却映出墙外的“羊肉泡馍”四个字，连接起来便成了“李斐华羊肉泡馍”。这并不怪这两棵老枫树。伯父对这两棵老枫树很有感情，怪只怪图书馆占地大少了，几乎没有院落！怪只怪图书楼盖得距这两棵老枫树太近了，枫树的枝叶几乎可以伸到二楼的窗户里去！李纯火蹲在楼下将镜头朝上取景，“李斐华”三个字便变成“木非化”三个字，好像李斐华搏士只剩下三颗细细长长而又光秃秃的头顶，从头部以下，不知被什么人齐齐地砍掉了！“这太不吉利，太不吉利！”李纯火心里想，口里却没说出一个字，只是没摁快门。

我气愤到极点，也悲伤到极点。伯父捐出一千万元，却连张照片也无法看见，我不知他老人家如果知道了我们今天拍照的事，将作何感想？有何感慨？

李纯火无法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我无法完成伯父交给我的任务，我们李家子孙，只有惆怅，只有悲哀……

这时，我们馆内最辛劳、最勤苦的采购员冯谊，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来了。我看见他的自行车后座两旁，重重地下垂着两捆旧书，大约有五十多册。冯谊气喘吁吁，满头的短发尖上，都亮着一颗颗汗珠。他骑着车子倏地一下从我身边驶过去。我只见他的上衣背部，被汗水浸湿了大大的一块。这被汗水浸透的一块，很像我们共和国的地图。我们可爱的采购员，他负驮着我们共和国的疆土，整年整月地奔驰在我们县内的四乡八镇，在各个大大小小的村堡，搜寻征集一些破旧图书。这些书里蕴藏着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但是他不知道，现在谁还要读他征集来的这些书？谁还会珍惜我们的传统文明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