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佳

摘要：明万历朝中后期，官员多言“乞休”，甚或“杜门”、“挂冠”径去，成为万历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并愈演愈烈的因素主要在于明代政治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现实投射以及士大夫群体内部过度张力引发的非理性内耗等。“乞休”现象表达了近于晚明国家对士人控制力趋弱的实际态势以及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乞休”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脉动形式，展现了士大夫群体于困顿情境中消解国家制度体系的抗愤情绪与举措，同时反映出他们在认定自我价值时回归传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倾向。

关键词：乞休；传统政治文化；士大夫；明代

作者简介： 李佳（198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明清史研究。

基金项目：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项目编号：NENU-SKA2007002

中图分类号：K24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2-0133-06收稿日期：2008-12-05

“乞休”是中国古代官员基于某种原因主动辞职行为的文辞表述，见之于史书的同义语汇，常有“乞骸骨”、“乞放”、“乞罢”等。“乞休”在明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很常见，官员或以老病求归养，或以不职求罢黜，或以去就作为表达政见的手段，多有言“乞休”者。正德年间，刘健、谢迁等人谏阻武宗宠信刘瑾不成，“乞休”明志。嘉靖初年，杨廷和等人与世宗就“大礼”争执不和，“乞休”去位。但是，明万历朝以前官员“乞休”多为具体政治情境中的一时之事，不足以构成士大夫的群体性行为取向。迨到万历朝中后期，朝廷大小官员竞言“乞休”，章奏数十上、百余上，神宗往往“不报”，大臣径而“杜门”，甚或“挂冠”而去，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本文拟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①，勾勒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的态势，从明代政治制度嬗变累积而成的缺失、“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现实投射以及万历朝士大夫群体内部的过度张力三个角度分析其成因，进而阐释“乞休”现象背后的政治寓意，并由此解读晚明士人与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态势以及复杂情境中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

一、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的态势

明万历朝前期，官员“乞休”，间一有之，或被允而行，或复而任事，尚不成声势。万历朝中后期，神宗诸事不理，国事日笃。朝臣“乞休”者渐多，辞气亦坚。王家屏言去，“疏至三上，辞益痛切，上终不允。因坚卧不出，乃听去”［1］（卷391，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庚戌）。王锡爵“八疏乞休，上以其必不能留，乃令扶亲归省”［1］（卷273，万历二十二年五月庚子）。赵志皋“五年卧病者，四年乞休，至八十余疏”［1］（卷363，万历二十九年九月丁未）。李廷机前后二百余疏“乞休”，神宗不报、不允，廷机竟移居荒庙待命。官员“乞休”之风愈演愈烈，成为亟待解决的政治难题。万历三十七年十月初五日，叶向高上疏神宗：“顷者，大小诸臣以被言求去，经岁杜门，章数十上而不得请。计出无聊，于是有挂冠径去者矣，有封印出城者矣。”［2］（卷7，《请处分求去诸臣疏》）万历三十八年十月十七日，叶向高再次上疏，申论官员“乞休”事。“今在内则有户部侍郎李汝华、刑部侍郎林烃；在外则有总督李三才、王象乾、黄嘉善、巡抚崔景荣；在南京则有刑部尚书李桢、佥都御史丁宾，各有告疏留中未发。夫户、刑二部方在缺官，需人至急。李三才义在决去，王象乾、黄嘉善、崔景荣则封疆重寄，岂可坚卧南京？六部尚书见在者只有一人，而都察院亦有考察之事，右都御史顾其志尚未到任，若丁宾又杜门不出，谁为管理？”［2］（卷11，《条陈各项急务疏》）显然当时官员“乞休”日多，“挂冠”径去者有之，“封印”出城者有之，以至于浸淫不止，致使叶向高忧心如焚，但神宗对此皆“不报”。

明万历朝官员“乞休”者，就其情状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屡疏求去，允准而行。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予工部尚书姚继可驰驿回藉调理。疏至此凡四十五上矣，乃有是命”［1］（卷411，万历四十三年七月庚子）。其二，屡辞不允，杜门明志。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庚申日，“掌翰林院事王图因人言求去，封印不理诸务，停阁”［1］（卷479，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庚申）。同月乙巳日，大学士李廷机言：“臣以不肖见弃于时，不胜其迫，发家眷于隆冬之月。迫又不已，移栖宿于荒庙之中。而近来大义不明，彝伦渐。自孙善继不候旨而去，相继者十余人。人方教臣效尤，诋臣观望，嫚骂盈耳。臣之所以忍之又忍，日复一日，只是候皇上一旨放臣，欲臣子之义全其始终，去留之权归之皇上，不忍为挂冠都门，拜表辄行之事。不报。”［1］（卷479，万历三十九年正月乙巳）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工部右侍郎林如楚奏，垂死病臣，封印乞休，疏凡十二上”［1］（卷581，万历四十七年四月丙辰）。其三，屡辞不允、不报，挂冠径去。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叶向高言：“该左春坊庶子冯有经以被言求去，二十九疏未蒙批发，遂于昨日申时具本亲诣文华门叩辞。将坊印送至阁中，臣不敢受，有经留印而去。”［2］（卷8，《官僚径去揭》）万历四十四年十月，“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刘楚先、吏科右给事中韩光祐屡疏乞休。不报。出城候命，越宿遂行”［1］（卷550，万历四十四年十月丁巳）。万历四十六年二月，兵部左侍郎崔景荣屡乞休，不允，“竟封印去”［3］（卷83，万历四十六年二月丁巳）。

万历朝官员“乞休”，往往困顿于神宗之“不允”、“不报”。叶向高言：“自顷十余年来，大臣得请者百无一二，今且一概不报。”［2］（卷12，《回奏南京刑部李尚书擅去揭》）迨至万历朝后期，“乞休”官员不待旨允，“挂冠辄行”。士大夫穷极之下，甚至自劾去职之罪，表现出某种决绝的姿态。“吏科给事中张延登以两疏请告，俱未蒙谕旨，惧以杜门旷职，拜疏出城。因自劾擅去之罪，并举官应震、暴谦贞以代补吏垣。疏留中。”［1］（卷590，万历四十八年正月丁酉）本来神宗就缺官不补，在职官员又大批流失，官僚体系趋于瘫痪，朝廷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失序状态。“今都察院堂上已无一官，刑部封印日久毋论。事体壅滞，而二百年所无之景象见于此时，亦大非吉祥善事矣。” ［2］（卷7，《请处分求去诸臣疏》）对于此种“二百年所无之景象”，神宗亦非全不关切，甚至下旨：“各差御史不准告病，著为令。”［1］（卷493，万历四十年三月丙辰）大臣也尝呼吁：“诸臣亦当仰体君上之心，共存急公之念。自非情事危苦，万不得已者，勿得辞艰避险。”［2］（卷11，《条陈各项急务疏》）但终神宗朝，官员“乞休”现象愈演愈烈，几成不可收拾之局面。

二、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的成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官员在万历中期以降大规模“乞休”？以往研究通常指向神宗怠政是导致官员“乞休”的最重要因素。本文认为，神宗的个人行为取向无疑因其独特的政治地位而构成重要的原因，但仅就神宗着眼而缺乏对“乞休”主体——士大夫的个人境遇、行为理念的深入剖析，是一种皇权绝对控制论的思路，不足以透视“乞休”现象成因的复杂性。“乞休”现象集中发生的万历中后期是整个明王朝国势日非，由制度嬗变引发的种种矛盾凸显的时代。士大夫群发性的“乞休”行为是以主动方式实践的一种极端消极举措。“乞休”现象的发生根源在于明初政治制度嬗变所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以及士大夫对“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主动实践或被动落实。此外，发生于万历中期以降的士大夫内部的过度争执，亦是“乞休”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

（一）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

明初的政治制度安排在经历洪武朝几次惊心动魄的震荡后，统辖百官的宰相制度被废除，皇帝决策成为国家政务顺畅运转的必要条件。而后，内阁渐成规模，票拟权重。此外，明初诸帝有意赋予言官较大的政治参与度，有明一代以言路活跃而著称。上述政治制度方面的设计在万历朝以前的百余年间迁延嬗变，逐渐稳定为具有相当认同度和有效性的政治架构模式。但是，明代的政治制度却始终对阁臣、六部、言路自身的职责内涵以及各方之间的权责分属缺乏慎重的、足够的界定。阁臣权责不明，游走于擅权与庸碌之间，分寸难于把握；言官对朝廷要员指斥不休，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万历前期，皇帝幼冲，首辅张居正事实上代行皇权。迨到后张居正时代，神宗渐趋怠政，明初政治制度中行政运转必须依赖皇权的结构设计无从落实。内阁职能的限度受到广泛质疑、言官声势愈强，士大夫在皇权职能缺位的复杂政治境遇中，事实上处于一种集体失序的状态。万历朝官员往往深陷于这种由于制度缺失而导致的行政效能低下的角色困境中，“乞休”于是成为士大夫对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的回应形式。

叶向高言：“铨臣问臣曰：‘庶官旷矣，职何以修？计臣问臣曰：‘边军噪矣，饷何以处？宪臣问臣曰：‘宪署空矣，要系各差，急何以应？诸如此类，臣皆不能置对。身居此地，当任此责。即臣自忖自思，亦不能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恕臣乎？……惟望皇上哀臣，怜臣，亟赐臣归。”［2］（卷2，《乞休第二疏》）后张居正时代的内阁事实上断绝了辖制全局的制度通路，阁臣居处冲要，或因强势而受责擅权，或因庸碌而受责“尸位”，其间委屈之情溢于言表，万历阁臣竟未有不言“乞休”者。万历后期，阁臣寥落，叶向高独撑内阁数年。以一官兼数职之名、数职之事，其间必然生出或名或实的偏重，而势难兼顾。在名位与权责难以协调的角色困境中，“乞休”便成为官员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明会典》载，曾经科道纠劾者，应自陈致仕，取自上裁［4］（卷15）。明代政风由此展现出一种行于慎重、善为自省的境界，要求官员遇有批评意见时，应有内视自察的修为。但是，迨到万历一朝，言官与阁、部大臣往往龃龉，双方纠缠于某些细小的告讼与激辩。制度层面“被言自陈”的安排竟然走到唯有一去以解祸的极端，而失去了求其自省的应有之意。叶向高言：“自来大臣被劾，皆引愆杜门，伏听处分。今一挂弹章，便须即去，不去则为贪恋，为顽钝无耻。如丕扬、世卿、廷机、弘纲、孙玮之去，人皆以为当然，且有嫌其迟矣，此其势之不得不去者也。”［2］（卷23，《大臣去国疏》）不仅被言诸臣皆言“乞休”以明节，科道官员亦以“奉身而退”相标榜。礼科给事中戴章甫言：“皇上之重谏臣以为社稷重，奈何不听之、信之，致反唇而辱之？则此诸臣岂不知种桃李之为利，栽荆棘之为殃？顾以其身府怨召尤，而罗不测之祸耶？骨鲠之士固不计荣辱，不恤利害，至万不得已，有奉身而退，从三闾大夫行吟江畔而已。”［5］（吏部卷1，《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初七日礼科给事中戴章甫一本》）万历朝后期，庙堂之上隐然形成一个“言论场”，官员之间互讼不止，纷嚣至极。明代的监察系统自身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皇权不足以掌控局面时，出现一种过度监督的态势，整个官僚体系因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言官与阁部大臣愈争执，矛盾愈尖锐化，事态愈难以调和。等不及澄清是非，身涉其间的大臣已然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安于位，不得不去。

（二）“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现实投射

神宗荒怠，国事日非，士大夫群体无力扭转危局，万历朝官员大规模“乞休”现象的出现是群臣对神宗弊政的失望情绪的流露，或者说是君臣冲突激化的潜在表达。在这些士大夫看来，矿监税使肆行，则民生不安。国本不定，则嗣统不明。郊庙不亲，则祖宗不佑。经筵不御，则圣学不纯。神宗之种种所为往往触及大臣坚守的儒家原则，且屡谏而不听、不报，迫使士大夫在谀君与守道之间作出抉择。在皇权作为终极裁断力量的现实情境中，传统政治文化中“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思想既对士大夫以“乞休”来坚守其独立的政治人格有其逻辑上的内在要求，又事实上为此一行为取向提供了必要的辩护。“乞休”作为士大夫表达政见的策略以及坚守原则的抉择被一再实践，此中态度随时势变化，愈趋决绝。

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任首辅，其有谏于神宗，初时尽量委婉，以免决裂。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王锡爵上《密奏》，希望神宗“改期、豫教二事，量准一件”［6］（卷10，《密奏》）。十六日上《答圣谕并请豫教疏》，十七日上《备陈往事力劝册储疏》，二十七日上《催发阁中密奏疏》，此三疏皆为皇长子出阁读书所请。王锡爵二十余日内连上四疏，神宗皆不报，三月初四日遂言“乞休”，其《引疾乞休疏》云：“皇上察臣言之无用，则不必用其身，怜臣志之不忠，则不必终其任，俯遂所请，即令致仕回籍，以终母子余年。”［6］（卷10，《引疾乞休疏》）神宗于王锡爵前几疏皆“不报”，但对其“乞休”疏却当即温旨慰留，并量准其所请一、二事，王锡爵“乞休”遂已。李廷机杜门以前，官员“乞休”虽已成势，却尚多屈从于神宗之慰留，复出任事。万历二十四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因神宗不听其点选庶官之请，二十余疏“乞休”，内阁票拟允去，丕扬竟由此与内阁龃龉。丕扬之意本在以“乞休”作为一种政治姿态，警醒神宗郑重国事，不想竟推演成不得不去之势。迨到万历四十年，孙丕扬已然不待旨允而挂冠径去。叶向高言：“丕扬当出山时，年已七十有八。每对臣言感激圣恩，思欲图报，故黾勉前来，忘其老病。后见朝政壅塞，章疏不下，推迁之请，庶官十不得一，大僚百不得一。即其所平生心服之吕坤，连章累牍，亦终不报，而会推、考选二事尤极惓惓。无计动天，于是浩然之志，始不可挽。”［1］（卷492，万历四十年二月丙戌）万历朝后期，国势江河日下，君主无道成为士大夫群体的潜在共识。大臣不肯枉道事君，以“乞休”作为谏诤策略的意味弱化，“乞休”便往往直接导向“杜门”与“挂冠”径去。

（三）士大夫群体内部的过度张力

万历中期以降，士大夫群体内部政见不合，相互诋斥，而渐成派别。宣党、昆党及以沈一贯为首的浙党各有声势，东林意在救时，名望尤盛。士大夫和衷共济之风愈弱，其群体内部的矛盾往往以人事安排为争执的焦点，其结果往往导致涉身其间的官员迫于门户之见，“乞休”以了事。

万历三十四年，内阁首辅沈一贯、次辅沈鲤同时致仕。“鲤既积忤一贯，一贯将去，虑鲤在，贻已后忧，欲与俱去，密倾之。帝亦嫌鲤方鲠，因鲤‘乞休，遽命与一贯同致仕。”［7］（卷217，《沈鲤传》）沈一贯、沈鲤去后，内阁空虚。因推补李三才为阁臣，李三才与沈一贯向来不睦，因而依附沈一贯的浙党成员邵辅忠、徐兆魁等人不遗余力地反对李三才出任阁臣。李三才无奈之下，上疏“乞休”，终未入阁。东林运动对现实政治具有强烈的观照，本为士大夫救时之举，但在党派纷争的时局中，被视为东林者，往往受到多方攻掣，一时间多有“乞休”者。“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7］（卷231，《顾宪成传》）万历朝后期党派纷争，门户之见，已然突破了士大夫群体内部存在分歧的合理表达限度。党派纷争的背后是士大夫群体内部的权力博弈，由此产生的过度张力弱化了士大夫政治的话语权。官员“乞休”是对激越纷争的暂时中断，却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万历后期，业已形成的门户隔阂使得士大夫群体中任何政见不合的事件都有可能导致相关官员“乞休”。“乞休”成为不稳定政治态势中用于解决争端的经常化手段。

对万历朝官员大规模“乞休”原因的分析，此外尚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乞休”现象成因复杂。就个人而言，“乞休”往往是当事官员多方考虑，诸因素交错而致。如李廷机既明言其“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之信念，亦有因言官弹劾，难安于位之苦楚。官员在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境中，往往没有心力在价值层面融通各种“乞休”理由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就“乞休”官员群体而言，亦很难作出某一种原因重要程度的量化分析。万历朝官员“乞休”是长时段内由个人行为会聚而成的具有持续性的特殊现象，试图齐一或者细致排序“乞休”现象背后的诸种因素是不合适的。第二，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乞休”行为本身亦是导致此一态势趋于恶化的重要因素，“乞休”造成的职位空位给在职官员造成巨大的行政负担和心理压力。万历四十年，左都御史空位，“左副都御史许弘纲乞定正卿，以肃邦禁。言臣在本院，已兼三官，又益之以刑部，是责六人之任于一人也”［1］（卷502，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壬戌）。但直至万历四十一年七月，神宗依然不点左都御史，许弘纲“挂冠”径去。

三、“乞休”现象的政治寓意

士大夫处身于皇帝荒怠、制度缺失、党派隔阂等种种矛盾浸润的现实困顿境遇中，主动诉求或者被动实践了传统政治文化中“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理念。众多官员持续地采取“乞休”这同一种方式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然构成一种非常态的士大夫群体政治行为取向。在“乞休”现象愈演愈烈之时，大臣“杜门”与“挂冠”演成声势；皇帝遇缺不补，遇去不留，败局遂成不可逆反之势。从晚明国家体系对士人约束力趋弱以及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两个维度解读“乞休”现象蕴涵的政治寓意，是理解万历后期国家与士大夫关系态势的微妙变化以及晚明复杂政治境遇中士大夫政治价值观内在纹理的有益视角。

（一）晚明国家体系对士人约束力的弱化

国家体系对士人约束力的实现以相关制度安排以及制度背后必要的文化认同为主要依据。近于晚明，“乞休”现象作为万历一朝士大夫群体性行为取向，其发生过程集中反映了国家制度的权威性以及公共舆论之价值导向两个层面的变异，表征了国家体系对士人约束力趋弱的态势。

从国家制度安排的角度看，士大夫多言“乞休”以应对神宗之荒怠，君臣双向消极的行为取向牺牲了常规政治秩序的有效性。《明会典》载：“两京文职堂上官，曾经科道纠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称职者，各自陈致仕，取自上裁。”［4］（卷15）就此一条文而言，官员以“乞休”的形式作别仕途，是制度允许的通路。但是，官员最终是否可以致仕，要“取自上裁”。就神宗而言，对大臣连年“乞休”的“不允”、“不报”，使得制度规定中“取自上裁”这一终极手段趋于失效。就大臣而言，在皇帝“不允”、“不报”后，“杜门”、“挂冠”径去，实际上是将制度规定中的“上裁”转为“自裁”。万历朝后期，“径去”官员越来越多。叶向高上疏神宗：“诸小臣之擅行者，皆明行处分，庶国家纪纲犹足存十一于千百矣。”［2］（卷23，《大臣去国疏》）但神宗依然“不允”、“不报”，并未对诸臣之“径去”有足够力度的干预。叶向高言：“承平无事，人主常视士大夫轻，而视官重。及至有事，士大夫亦视身家重，而视官轻。至于士大夫以官为轻，则其祸不忍言矣。”［2］（卷6，《铨臣计穷求去疏》）从某种意义上说，官职是国家体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亦是国家将士人纳入现实制度体系内的必要方式。士大夫纷纷“乞休”，轻忽的不仅仅是个人名利之事，而是整个国家体系的权威，叶向高“其祸不忍言”的背后隐词是恐“乞休”成势，或致国家体系崩溃的忧惧。

从制度背后之观念依据的角度看，在万历朝臣的舆论中，公然可见对“乞休”行为的同情之词。叶向高言：“辅臣李廷机、部臣赵世卿，皆羁留数载，疏至百余，困苦无聊，人人叹息……盖大臣之情急计穷，至此而极。若非二臣坚忍宁耐，以候命为恭，岂能淹留以至今日哉？”［2］（卷12，《回奏南京刑部李尚书擅去揭》）万历四十四年，“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刘楚先、吏科右给事中韩光祐屡疏乞休，不报。出城候命，越宿遂行。时大学士吴道南历陈危悃，疏十三上，以谕留再三，而不敢遽去。御史韩浚言：‘皇上不自爱其纪纲，故朝廷之用舍与众庶违，而臣僚之去就又与功令违，法度不足以整齐，人心几同于瓦解矣”［1］（卷550，万历四十四年十月丁巳）。叶向高与韩浚之言论都未曾流露指斥“乞休”官员的情绪表达，反而明言神宗之非。叶向高又言：“古称人君之德，曰：‘使臣以礼，曰：‘体群臣，今日诸臣望皇上之体切矣。皇上一为处分，使得以礼进退，是诸臣之幸也。不然，彼穷迫无聊，自甘愆罪。臣子不足惜，而其如国家之体何哉？夫功名爵禄人情所甚爱，洁身勇退，人情所甚难。今使人弃其所甚爱，而就其所甚难，则亦足以观世道矣。”［2］（卷8，《官僚径去揭》）皇帝不以“礼”使臣，士大夫轻忽功名爵禄，排斥诸如功名爵禄之国家抽象表征物，这种价值观念渐成“世道”。于此，“乞休”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国家制度存在及其发挥效用所应具有的普遍价值认同。

（二）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

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以“大臣之道，只在去就，不可则止”来保全名节；一以“大臣身任天下，死生且不顾”［8］（卷22，嘉靖二年正月庚午）来激励志士经营危局，但两者非此即彼的逻辑矛盾往往在政治实践中成为相互指责的论据。而且，士大夫政治文化对何以可“出”，何以可“处”的具体情境缺乏明确的表述，“不可则止”之理念亦未深刻观照士大夫置身江湖后的心灵归宿。因此，考察长时段视野下的万历朝“乞休“现象背后之士大夫心路，可见士大夫政治文化在应对复杂政治局面时于退隐哲学层面的伦理困境。

士大夫“乞休”或出于坚守正道之自觉，或出于身处危局之无奈，其自身对“乞休”合理性的安顿往往寄托于经典儒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9］（卷15，《卫灵公》）的通路。申时行言：“今惟随事纳忠，不敢不尽心，不敢不尽言，庶几裨补万分之一。即不能有所匡正，则有奉身而退耳。”［10］（卷36，《答刘文川郎中》）李廷机言：“大臣须辨得一点忠诚，不为身，不为家，不为官，不为荫。一心为国为主，禄赐之外更无它营。君虽尊如天，然天而人者也。天尚可感，岂君不可感？既信之敬之，自然能有所救正，有所转移。而况百僚睹其表仪，闻其声望，自足以压服严，使之肃而不敢肆，诎而无得言。即使君难格，人难调，然大臣之道已得矣。道不行，奉身而退可也。”［11］（P667）的确，“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信念成为士大夫赋予“乞休”合理性的一种文化传统依据。但是，当这种“奉身而退”的理念落实于践履的时候，却可以想见士大夫的内心是如何的矛盾痛楚，决绝之下，“乞休”必无不成，但那样决绝的前提是自我价值的否定。在坚守正道的激越归于平静后，如何适应在朝与在野的角色转换，是“乞休”诸臣必然面对的情境。申时行乡里处所名曰“赐闲堂”［12］（卷31，《舆地志》），沈鲤归隐田园名为“优老赐闲”［13］（卷58，《沈鲤传》），同是一个“赐”字，消泯了“乞休”时连篇累牍的激烈。王家屏尝语其友李棠轩：“既出春明，回首清光，遂成永隔。徘徊瞻恋，何能不黯然销魂乎？抵里以来……家人、生业、耕织、婚嫁之事，掩耳不愿闻。于于徐徐，粗觉闲畅。惟国本未定，时事多艰，揆席久虚……弟私忧隐衷又可知矣。”［14］（卷6，《答李棠轩年丈》）所谓“乞休”，只不过退却了宦海沉浮，却始终免不了牵挂国事，心忧天下之“隐衷”。沈鲤在人生终了之际，尚言人臣自效之责。“臣闻古大臣有遗疏，虽死不敢忘君也。臣一息尚在，敢惮昏愦，而不思自效乎？”［15］（卷5，《病危遗疏》）“乞休”是士大夫身处困局的情急之策，得抒一时之沉郁。但泛舟江海后，以经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又失去了自我价值的认同依据。为应对士大夫政治文化于退隐哲学层面的伦理困境，“乞休”诸臣往往退步回身，在观念上拉近江湖与庙堂间的距离，将自我角色的定位依然落实到忧君忧民之理想支撑的价值体系中。

总之，万历朝官员大规模“乞休”现象是长时段视野下由制度嬗变积弊、传统政治文化资源支撑、士大夫群体非理性内耗以及诸多偶发事件风云际会而成的士大夫群体性政治行为取向。“乞休”现象表达了近于晚明国家对士人控制力趋弱的实际态势以及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与“乞休”现象相始终，二三十年间，一个王朝日薄西山的景象日趋清晰。但是，制度体系可以消解，官品权位可以抛却，那个藏之于士大夫胸臆间的价值世界，或可少了若干精彩，却决不是全然变了模样。在复杂的晚明政治生态中，官员各有其行为取向，生动并充分地展现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多个面象。取舍之际，“乞休”作为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一种特殊脉动形式，展现出士大夫群体于困顿情境中消解国家制度体系的抗愤情绪与举措，同时反映出他们在认定自我价值时回归传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倾向。

参 考 文 献

［1］明神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

［2］叶向高. 纶扉奏草［M］. 续修四库全书本.

［3］谈迁. 国榷［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4］李东阳等. 明会典［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董其昌.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M］. 续修四库全书本.

［6］王锡爵. 王文肃公全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8］明世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

［9］论语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申时行. 赐闲堂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李廷机. 李文节先生燕居录［M］. 四库全书禁毁书丛刊本.

［12］赵弘恩. 江南通志［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田文镜. 河南通志［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王家屏. 王文端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5］沈鲤. 亦玉堂稿［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王雪萍］

The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Officials Applying for Quitting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in Ming Dynasty

LI Jia

(Facult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reign of Wanli（万历）in Ming Dynasty，a great number of the officials apply for this emperors permission to quit their positions. Some even refuse to continue fulfilling their duties before they actually get the permission. Some just surrender their commissions and leave office directly, without caring for the emperors permission at all. This political phenomenon is especially prominent in the late reign of Wanli. The main factors that lead to this increasingly severe phenomenon are the systematic disorder of the power and duty produced in the whole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evolving process, the practical reflection of the officials beliefs in serving the emperor under the Great Principle of Dao, and the irrational internal friction caused by the excessive tension inside the officials. On one hand, the officials applying for quitting shows the practical tendency that the countrys controlling power towards them becomes weak gradually and the ethical dilemma of the retirement philosophy in the officials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officials applying for quitting shows not only their defying indignation and actions to disintegrate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 system as a result of their being in a straitened position but also their inclinations to return to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thic order when identifying with their self-values.

Key words: application for quitting;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of China; officialdom; M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