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磊

在现代柏拉图研究中，有一门茕茕大者称做“真伪考订”。顾名思义，这门学问不是致力于文字训诂或经义诠解，而旨在别伪辨惑。它从一个前提出发，即冠名为柏拉图所作的某部作品实为后人的网罗摭拾、汇纂伪作，而“柏拉图专家”的目的就是要考证（很大程度上是猜测）伪作者何人、伪作于何时。在这门现代学问最兴盛的时期，柏拉图只有五部对话未被断伪①。随着现代性语境下向传统的回归，那些曾经的“伪作”如今绝大多数都已重新归入正典。不幸的是，柏拉图传世的13封书简作品依然深陷真伪的泥沼，问题最为严重。有关这些书简真伪的意见不可缕举，不仅各封书简的真伪情况不同，甚至同一封书简内部也有真伪的判分，不少学者认为，第七封书简的主体是柏拉图所作，但其中342a-345c的“哲学题外话”却是后人写就并窜入的。西人对柏拉图书简的阅读、研究，绝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真伪问题上了，义理上的阐发却鲜有人涉及。本文并不是要就真伪提出什么考证，而是想系统梳理书简真伪问题的由来，尤其想借古今对照看出我们对这些书简所应持的态度。

一、书简文体的渊源

与对话作品不同，柏拉图书简的真伪问题有其特殊性，某种程度上与古希腊书简体的写作境况有关。

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并未有独立的书简写作，但悲剧诗人欧里庇德斯喜欢以书简作为重要的戏剧元素，甚至好几次让剧中人直接在舞台上宣读书简的内容（《伊菲格涅亚在陶洛斯》727-787；《伊菲格涅亚在奥利斯》34-123；《希波吕托斯》856-880）；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也曾直接引述过历史人物的书简，还谈到战争时传递书简的趣事（《历史》1.124，3.40-43，7.239；《战争志》1.128-132）。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正如我们古人称书信为简牍、尺素一样，古希腊最初的书信似应称为“信板”（罗念生译法）。“板”乃是两块对折的木板，四面有边，中间涂蜡，以铜针在蜡上写字，毕后两板对合，加以封缄②。限于这种条件，书简自然要尽可能简短，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柏拉图长达数十页的第七封书简会否是一封真的“书简”。

到了公元4世纪的雅典，除了柏拉图，还有一位修辞学教授也写作了书简，此即和柏拉图素为对头的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88年）。伊索克拉底的主要著作是21篇演说词，但作为泛希腊主义的头号旗手，他还写有九封书简，全都是写给外邦统治者的，包括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马其顿王菲力、年轻的亚历山大、斯巴达王阿基达摩斯等，其中有四封鼓吹希腊联合以征服波斯。这些书简的真实性也曾遭人怀疑，但现今大多被认定是伊索克拉底的修辞作品，乃一类虚构性的书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4.5.26-34）中也辑录（或编撰）了一封居鲁士的书简，这封书简非常程式化，以chairein［祝快乐］起头，以erroso［祝身体好，保重］结尾，似乎说明当时的书简写作已经有了一套形式和规范。

在柏拉图之后，哲人的书简写作多了起来。据记载，亚里士多德写有二十多封书简，其中有四封写给亚历山大，九封给马其顿大将安提帕特（Antipater）（《名哲言行录》，V.26），学园继承人斯彪西波则有一卷分别致狄翁、狄奥尼修斯和马其顿的菲力二世的书简集（《名哲言行录》，IV.5）。从收简人就可以看出，这些书简讨论的也多是政治。与之不同的是，花园哲人伊壁鸠鲁也有三封致友人的书简（有赖拉尔修的全文抄录流传后世），讨论的却是生死、自然学和天象学。尽管这些哲人书简都流传了下来，但和柏拉图书简的遭遇一样，它们无不有着严重的真伪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希腊化时期的伪托书简写作热潮。

公元2—3世纪时，罗马帝国治下的泛希腊地区出现了一次文化复古，史称第二次智术师运动。这场运动力图重现公元前4世纪时雅典文化的辉煌，人们竞相模仿古代作品，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修辞作品，即假托古人之名拟作的书简，这种可谓“书信体小说”的写作形式既能通过塑造人物达到训练修辞技巧的目的，又能在短小的篇幅内展现个人的机智和学识，并产生一定的娱乐效果，因而大为流行，至公元4世纪时，已经确立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匿名的作者们热衷托名于古代哲人（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希波克拉底、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演说家（埃斯基奈斯、德摩斯提尼）、政治家（泰米斯托克勒斯、狄翁、布鲁图斯等）、古代七贤（梭仑、泰勒斯）等③，尝试着从一种更私人和更切近的角度刻画古人的形象，或是虚构情节，或是依据历史材料，近乎一种传记文学的创作。在这些书简作品中，最著名的就是37封所谓的“苏格拉底派书简”（Socratic epistles）。苏格拉底派书简并没有多少哲学的讨论，而是主要描绘了苏格拉底哲人圈子的交往和活动，常被分为以下六组④：

a. 第1～7封：托名苏格拉底；

b. 第8～13，29封：托名寓居狄奥尼修斯二世宫廷的阿里斯提普斯（Aristippus）；

c. 第14～17封：由不同写信人讲述苏格拉底的审判和辞世；

d. 第18～22封：托名色诺芬或与色诺芬有关；

e. 第23～28封：描述柏拉图在叙拉古的经历，其中第24、25、26封托名为柏拉图，第一封由柏拉图致一位叙拉古的收简人，讲述自己想要隐居的意愿，第二封致狄奥尼修斯二世，引介一位叫Krinis的年轻人，第三封致叙拉古的朋友们，称赞他们忠于狄奥尼修斯，并敦促他们一如既往地保持忠诚①；

f. 第30～37封：托名斯彪西波，或以斯彪西波为收简人。

经过这场伪作风潮之后，现代的阅读者们对古代书简多了一份戒心，事先总要问一句：真的，还是假的？真伪考证在现代蔚为大观，不过，在了解现代人的纷纭意见之前，先让我们来看看古人对柏拉图书简的认识。

二、古典世界的流传

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述（《名哲言行录》III.61），公元1世纪时，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就将13封书简作为一部作品与《米诺斯》、《法义》、《厄庇诺米斯》划归为第九部四联剧，并为这些书简统统题上了祝愿语eu prattein［行事顺遂］。拉尔修还称这些书简为“伦理对话”，并一一列举了收简人的名字（唯一有出入的是，第十封书简的收简人Aristodoros被误当做了Aristodemos）。拉尔修随后还列举了文法学家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 of Byzantine，前257—前150年）的三联剧形式，其中第五部三联剧为《克力同》—《斐多》—《书简》（并不清楚有多少封）。由此看来，与柏拉图的对话作品一样，13封书简的地位确立甚早，而且普遍受到承认。

尽管有拉尔修所提供的明证，但意外的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学园成员从未提到过这些书简（这成为后世学者否认柏拉图书简的首要理由）。亚里士多德说到过狄翁的叙拉古远征（《政治学》1312a-b，《修辞学》1373a），但从未提到柏拉图与狄翁、狄奥尼修斯的交往，更没有提到柏拉图的三次西西里之行。最早提到和引述柏拉图书简的是西塞罗。在《图库卢姆清谈录》中（V.35,100），西塞罗明确引述了“柏拉图致狄翁亲友的著名书简”（praeclara epistula Platonis ad Dionis propinquos），将《书简七》的326b-c节译成了拉丁文；他还在《论家庭书》（Epistolae ad Familiares，I.9.18）概述了《书简七》331c中关于建议的思想。此外，《论善恶的极致》（II14,46）及《论职责》（I.7.22）提到柏拉图并引证了《书简九》358a。由此看来，西塞罗至少承认第七、九封书简为柏拉图所作。

另外一位引证柏拉图书简的古代作家是普鲁塔克。他的《对照列传》将“狄翁”与“布鲁图斯”并置，并在写作“狄翁传”时运用了《书简七》的素材，甚至于原封不动地整句转录，经常称“如柏拉图所写”。其实，早在普鲁塔克之前，另一位为狄翁立传的作家、西塞罗的同时代人奈波斯（Cornelius Nepos）就这么做过②，不同的是，普鲁塔克还解释了《书简十三》中的一个段落，为了刻画狄翁的性格，他运用了与《书简四》相同的语词。在此之后，文苑怪杰卢奇安（Lucien，约125—180年）有《论问候语之弊》（De lapsu in salutando）一文，文中援引《书简三》来批评当时流行的问候语，推崇柏拉图在书简中所用的eu prattein。至公元3世纪时，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多次评注过《书简二》（《九章集》I.8,2；V.1,1-8），并把这些书简奉为真作。

其实，自忒拉绪洛斯编定柏拉图的九部四联剧之后，35篇对话和13封书简在古代就很少受到怀疑。一般认为，最早的怀疑者是公元5世纪的经学大师普洛克罗（Proclus，410—485年），其依据来自一位名叫奥林匹厄茹斯（Olympiodorus）的作者所写的《柏拉图哲学导论》（Prolegomena to Platonic Philosophy）。此书第26章载：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柏拉图的所有作品共计36部，但神样的普洛克罗把《厄庇诺米斯》视为伪作，而且还摒弃了《王制》、《法义》和《书简》，因为《书简》的风格过于单一，于是，普洛克罗就把柏拉图的著作变为了32篇对话。不过，这位作者的记载恐怕并不忠实，因为普洛克罗曾引用过某些书简并将它们归诸柏拉图，比如说，他的《蒂迈欧疏》就多次引用《书简二》312e及《书简七》328c、342e等处。要断言普洛克罗是个疑古派，看来颇值得商榷。

梳理出这些文本材料，并非是借古人之权威证明柏拉图书简确属真作——在那些考订家眼中，这样的证明定然没有任何说服力，而是想从中见现真伪问题的由来。通过对比古人与今人看待一部作品的态度，我们至少不会再肆意疑古非经，至少可以学会对一部伟大的作品保留适度的尊重和审慎，这种尊重和审慎对于柏拉图的书简尤为必要。

三、现代的疑古风潮

文艺复兴时期，15世纪初期最伟大的柏拉图译者布卢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年）先后翻译过《斐多》、《克力同》、《申辩》、《斐德若》等篇，最后又翻译了柏拉图的书简（1427年），呈献给梅迪奇家族的科斯莫（Cosimo de Medici）①。在献致信中，布卢尼说明了他翻译柏拉图书简的理由，颇值得在此引用：

[这些书简的翻译带给我极大的愉悦，我仿佛是在面对面地与柏拉图本人交谈，久久凝视着他，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我更能在这些书简中发现他的身影，因为书简既不是虚构的对话，也没有归之于另一个人，书简中没有任何反讽和伪装（ironia atque figmento），它所描述的是这位最伟大和最智慧的人在严肃的事态下不得不采取的行动。]

布卢尼继续说道，柏拉图在书简中通过行动表明，他本人就体现着他所教导的正直、自由、虔敬、正义等美德。在信的结尾，他模仿柏拉图致狄奥尼修斯的笔调，语重心长地对科斯莫说：

[因此，我要求你反复阅读这些书简，把其中的每一条格言都铭记在心，尤其那些关于国家事务的建议。你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如果你用心地把它们全都细细读过……再会吧，望你通过阅读和行动表明，我的这份礼物并没有白费。]

布卢尼的翻译当然极具政治意图，称不上如今严格的学术翻译，但却颇能体现出佛罗伦萨当时的政治诉求。他力图把柏拉图塑造成一位“共和派”，是解放叙拉古僭政的首要力量，正是柏拉图激起了狄翁对自由的渴望，促使狄翁推翻了僭主的统治，布卢尼认定《书简十三》是伪作（他未加说明漏掉的还有《书简二》中的一个段落：314c7-315a5），也正是因为此简突出了柏拉图与僭主的亲密关系。受布卢尼的影响，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园长斐齐诺（Marsilio Ficino）在1484年出版拉丁文版的柏拉图全集时，同样拒斥《书简十三》，没有加以翻译（他另把《克利托普丰》判作伪篇），并把《书简一》和《书简五》的作者都归之于狄翁。直到Antoine Vincente在1557年所编的全集版本，《书简十三》才重又成为柏拉图的书简②。

1678年，英国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Ralph Cudworh也否认《书简十三》的真实性，因为他认为，此简363b处对“神”与“神们”的区分说明，作者不可能是作为多神论者的柏拉图，而只能是一位基督教作家。20年之后，英国古典语文学的奠基者Richard Bently发表论文“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Themistocles etc.”，被认为是现代人考订古代书简的开山之作，Bently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以公元前6世纪的西西里僭主Phalaris之名传下来的书简，并未详尽讨论柏拉图的书简，但从他对各封书简的征引来看，他肯定柏拉图的书简是真作。可以说，在18世纪之前，柏拉图书简的真伪并未成为一个问题，受到排斥的至多仅有第13封。

随着现代启蒙思潮的汹涌而至，柏拉图作品的真实性纷纷受到质疑，在一番番的“考订”风波中，书简自然不能幸免于难，其所受到的冲击远远超过对话作品。1783年，德国学者Meiners首先发难，否认全部书简（尤其第二、十一、十三封）的真实性；1816年，Fr.Ast继之而来，在其《柏拉图的生平和著作》（Platons Leben und Schriften，页504～530）中对全部书简嗤之以鼻，声称这些书简根本配不上柏拉图的名字，仅对了解柏拉图的生平有所帮助，指责作者“粗野的自夸”（plumpe Ruhmredigkeit）；1820年，Socher（Über Platons Schriften）提出，第七、八封书简有着申辩的意味，可能是由学园成员在柏拉图死后不久所写，目的是为柏拉图在叙拉古的政治行动辩护。1864年，H.T.Karsten发表了拉丁文论文“Commentatio critica de Platonis quae feruntur Epistolis（Utrecht）”，在细致地分析过书简的内容、风格、史实和学说之后，总结说，这13封书简均属伪作，尽管其中有着柏拉图对话和哲学的痕迹，但无一不是从对话作品中抄袭拼凑而成，因而其风格散乱，粗糙低劣；这些书简约在公元3世纪上半叶编定，其作者应当是一位或多位修辞学家，目的是为柏拉图申辩，展示柏拉图的生平及其与统治者的关系，但书简所刻画的柏拉图与柏拉图的哲学完全不符；在这些书简中，第七封最为重要，也是其他几封所赖以编造的模式，第三、七、八封有较多相似性，当出于同一位作者，是我们了解柏拉图的生平事迹最古老和最可靠的材料。Karsten的论文被誉为“第一份真正重要的考订”，直到今天仍然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在各封书简之间以及书简与对话之间所作的文本对勘，基本都被此后的研究者采用。受其影响，之后的Zeller接着认定，13封书简全属伪作。

到19九世纪末，发端于德国的这股疑古辨伪浪潮稍稍平息，由于英国学者Lewis Campbell（Plato，Sophistes and Politicus，1867）所倡导的风格学分析，对柏拉图作品的研究出现了一丝转机。但迟至1888年（Campbell的著作在德国长期不为人知），C.Ritter才发表《柏拉图的检验》（Platonische Untersuchungen），经过细致的风格学分析后大胆地宣布，整部《书简七》的措辞和《法义》一模一样，他还谨慎地暗示书简四、五、八都是真作，甚至二、九、十也未必是伪作。此后的Fr.Blass、Eduard Meyer、Hans Raeder，以及德文版柏拉图全集的译者Otto Apelt都坚持书简的真实性，仅仅排斥第一封和第十二封。再往后来，考订的手段越来越多，涵括了语言分析、风格分析、史实考证、学说辨疑，真伪的意见也越来越多，比如说，C.Ritter（Neue Untersuchungen über Platon，1910）经过语言学的研究，承认书简三、七、八的真实性，而且他还推断说，如果这些书简不是柏拉图本人所作，其作者一定是根据柏拉图的笔记汇编而成；Wilamowitz-Moellendorff最一开始怀疑所有书简的真实性（除了对第六封有所保留），但之后他的巨著Platon（1920）作出修正，承认书简六、七、八的真实性，鉴于Wilamowitz的古典学权威的地位，书简六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接受。

进入20世纪之后，书简的西文译本渐多，研究者也渐多，对各封书简的真伪尽管意见不同，但却有一个基本的走向：由于前代学者丰硕的“考订成果”，除少数怀疑者外，书简七、八的真实性得到了普遍承认，其余几封书简则聚讼纷纭，难有定论，甚至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伪作。举例来说，Luc Brisson的法译本（1987，1994年再版）当属最晚近的西文译本，但他却认为，能够确定为真的只有书简七，书简八、十一属可疑作品，而其余书简则全属伪作，尽管他也承认，这些“伪作”对于了解柏拉图的生平和学说，甚至对《书简七》的阐释具有莫大的价值（参见Luc Brisson，Platon: Letters，Paris：GF-Flammarion，1994，pp.20-21）。经过现代考证的洗礼，柏拉图的书简似乎成了一堆“有问题”的历史材料，仅仅对了解柏拉图的生平以及他在西西里的政治活动有用。这意味着，书简在柏拉图的作品中无足轻重，遑论在柏拉图哲学中有什么地位了。

翻开任何一部西文译本，几乎无不先以大量的篇幅来讨论真伪问题，进而考述书简的“历史背景”。我们忘了，正如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不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书简中的柏拉图也未必是历史上的那位柏拉图。真伪问题的实质在于，人们惊异地发现书简中的柏拉图不太像是隐藏在对话中的柏拉图（unplatonic），或者说，不太像是个了不起的哲人。（不少论者认为，从书简可以看出，柏拉图在私人生活上有着常人易犯的弱点，这些弱点不宜在自己公开性的对话作品中展示出来，但在私人性的信件中，他感到没有必要再加以克制，见J.Haward，The Platonic Epistles，Cambridge，1932，第71页。）然而，我们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柏拉图甚至也会在自己的书简中隐藏自己，甚至是有意塑造一个非柏拉图的柏拉图。我们更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书简多是写给僭主的，在僭主面前，一位智慧者所说的话会是真诚和严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