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群

一、友谊论题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位置

当18世纪启蒙大潮席卷整个欧洲的时候，卢梭便对启蒙的谎言、现代性的要害洞若观火，他天才地预见到：现代启蒙思潮将会以不可逆转之势把人类社会逼入绝境。拒绝启蒙的卢梭决然地返回古典寻找济世良方，问道于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伟大先师，追随古人思考的踪迹。然而，卢梭对自然状态考察的结果却使他抛弃了古典自然权利的基础——人天然的是政治动物，而是将不辨善恶的原始自然人看做现代自然权利的基础。换言之，卢梭拒绝承认自然中存在永恒不变的自然正当，不承认正义理式的存在，而是在“自爱心和同情”之上重建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制度，他自信能从历史而非自然中找到正义的标准——这种标准会因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返回古典的卢梭亲手终结了古典自然权利说，“肇始了现代性第一次危机”［1］ （P257），将霍布斯、洛克尚且保留的古典自然权利全部抛弃。

返回古典的卢梭何以会推进了现代性？这让后来的卢梭研究者充满了困惑。1962年，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研讨课上提醒学生，要把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柏拉图《王制》（旧译作《理想国》）第10卷611中间（611c1-5）对起来读。这意味着卢梭与柏拉图有某种一致性，他们都承认必须了解灵魂最起初的样子——灵魂经历过的所有改变和堕落之前的样子，因为对人而言，最重要的知识乃是人对自身的认识（self-Knowledge）。然而，卢梭对人的认识与柏拉图一样吗？他们的思想在哪里合，又在哪里分？对笔者而言，返回古典去追问现代性问题的源头势在必行，首先便遇到友谊的论题。

友谊是卢梭思想体系的关键词，同时也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根底之一。在卢梭看来，友谊是人类得以缔结政治共同体的基础，而友谊正是源于人类的自爱心与同情心。在《爱弥儿》中，友谊的誓约使得爱弥儿与导师——公民与执政者的隐喻——得以缔结终生契约。而《社会契约论》中的一系列政治方案援用的思想资源同样基于政治共同体中公民间的友谊。卢梭赋予友谊如此重要的政治基础性功能，正是基于人类同情心与自爱心的自然本能。

如果自卢梭往前追溯友谊论题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发展脉络，把握这一重要的古典政治哲学论题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演变，我们或许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单：自霍布斯、斯宾诺莎、培根、蒙田至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从普鲁塔克、西塞罗、伊壁鸠鲁、塞涅卡至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最后可以追溯至古典诗人赫西俄德的《神谱》①。据诗人的描述，友谊由夜神纽克斯孕生。纽克斯的后代分别象征了折磨人类的种种不幸，与死有关的就包括死神、横死之神和命运三女神。先于友谊诞生的是：厄运、横死、死神、睡神、梦呓神族、诽谤女神、报复女神，尾随友谊诞生的是：衰老女神、不和女神、痛苦的劳役、遗忘、饥荒、令人悲泣的伤痛、混战、斗争、谋杀、屠戮、争吵、谎言、争端等诸神，而友谊的诞生恰恰处于中间的位置②。在幽暗、死寂的深渊中，友谊是夜神诞生的后代中唯一可辨认的光亮。友谊的身位恰好印证了它在人世生活中的重要性，美好的友谊仿佛是暗淡人生的一道亮光，温暖艰难时世，抚慰悲伤孤寂。可以说，在西方古典思想史的谱系中，友谊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古代思想家十分重视友谊这一论题，古典思想中的友谊成为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思想资源。柏拉图的《吕西斯》或许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对友谊的哲学性探讨，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询问“谁是朋友”极大地影响了其后哲人的友谊观。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用了两卷篇幅讨论友谊，回答柏拉图《吕西斯》中的问题，继续先师柏拉图在友谊论题方面未完的讨论。

然而，现代政治哲学思想中已然没有了友谊的位置，友谊论题在现代的衰败也许是古今差异性的表征之一①。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还处于起步阶段（廖申白的专著《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是这方面仅见的成果）。如果不回到柏拉图，我们的起步就还没有从原来的起点开始。重拾古人思绪，回到古典的语境中感受古人热烈探寻何为友谊的余温，思考友谊在城邦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对于今天的研究者不啻为一种妄想。现代之后的我们与古人的生命感觉相差何止千里？这些都预示了重读《吕西斯》的艰难。

二、《吕西斯》在柏拉图作品中的位置

《吕西斯》被称做柏拉图“最迷人同时也最让人困惑”的对话之一。在现代研究者眼中，这篇小对话常常被视为“一次失败的哲学推演”［2］ （P1），果真如此吗？

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36部作品（对话作品35部，书简集1部）编成9卷，每卷4部。《吕西斯》与《忒阿格斯》（或《论哲学》）、《卡尔米德》（或《论节制》）、《拉克斯》（或《论勇敢》）构成第5部4联剧，置于最后的《吕西斯》恰好处于喜剧的位置，这与柏拉图在《吕西斯》中不时流露的苏格拉底式戏谑相映成趣。忒拉绪洛斯给每一部著作附加了双重标题：取自对话者的名字和对话主题。据说，《吕西斯》是目前唯一一部仍然沿用古希腊编者题目的作品，不过这并没有使这篇对话避免被研究者忽略的命运，就初步掌握的资料来看，西方学界一直比较忽视《吕西斯》这篇对话，晚至20世纪中期才有义疏单行本出现，之前虽有散篇的研究论文，但《吕西斯》始终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可以说，《吕西斯》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后才陆续有重要研究论文发表②。就笔者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这些论文多集中于《吕西斯》与其他对话的比较研究及语文学上的考订。《吕西斯》被注疏家视为柏拉图正式处理友谊（philia）与爱欲（eros）——即对话《会饮》与《斐德若》——的先声。然而，正如施特劳斯学派解经者Bolotin所言：尽管从文本表面来看，《吕西斯》显示了柏拉图-苏格拉底着手探究友谊与爱欲之间的关系，但柏拉图将之独立成篇且冠以“论友谊”的篇名，因此应将《吕西斯》视为一篇独立的文本，将其置入柏拉图具体的语境中解读，尽可能地揣摸柏拉图《吕西斯》要呈现的写作意图③。

初步来看，《吕西斯》与《斐德若》、《会饮》都是柏拉图在处理城邦民众灵魂中的激情问题：温和与狂热，因而从《吕西斯》入手，对进一步解读这三篇对话显得尤为必要。且三篇对话在外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吕西斯》的开场是，苏格拉底沿城墙边走，后转往城墙对面的体育场；《斐德若》则是苏格拉底与斐德若从城里出来，到城外去，最后在古老的城墙附近散步，斐德若特意提出在城外散步胜过在体育场转悠；《会饮》开场则是阿波罗多洛斯从港口出发进城。“城邦”一开始便在三篇对话中突出呈现。这是否意味着三篇对话皆是围绕着与城邦的关系展开的呢？抑或柏拉图对于激情（爱欲）的处理必须深入城邦内部才行，而对友谊、至善的讨论则处于城邦边缘，因为这类感情对于城邦的政制必不可少，同时也只有从城邦中抽离出来才能说清楚呢？

此外，《吕西斯》中的主角之一默涅克塞诺斯（Menexenus），后来成了苏格拉底的密友，柏拉图另一篇对话《默涅克塞诺斯》即以他命名，并且他还出现在对话《斐德若》中。这些都在提醒研究者，柏拉图的对话有必要视为一个整体来考量。

按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的看法，柏拉图的基本著作是《王制》（旧译《理想国》）、《蒂迈欧》、《斐德若》和《会饮》——在《王制》和《蒂迈欧》中，柏拉图试图通过“人的政治问题”抵达一种在体论，从而表达出“人”作为形而上学问题本身究竟是怎样的；而在《斐德若》和《会饮》中，他则要通过对激情（爱欲）的探求走向他要面对的在体论④。在《吕西斯》中，这两部作品所讨论的问题同时呈现，柏拉图-苏格拉底在此厘清与友谊极为相近的爱欲，甚至有意修正了《斐德若》对有情人的说法。尽管《斐德诺》和《会饮》篇幅远胜过《吕西斯》，然而并没有完全涵盖和处理后者的论题，即使在亚里士多德的《欧台谟伦理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柏拉图在《吕西斯》中提出的“谁是朋友”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当代剑桥学派解经家Terry Penner和Christopher Rowe于2005年联袂译疏《柏拉图的〈吕西斯〉》，两位编者皆为英语学界的古典语文学专家，在对柏拉图研究上造诣颇深，长达三百五十多页的《吕西斯》的义疏本是西方学界《吕西斯》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个疏解本综合了2005年之前西方学界的《吕西斯》研究注疏成果，文献翔实全面，涵盖了英、法、德、意、荷等研究文献。他们认为：在《斐德若》和《王制》中，柏拉图仍然在面对《吕西斯》的核心问题：何为友谊？直至亚里士多德，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结束①。伯纳德特的高足戴维斯（Michael Davis）在其《哲学的自传：卢梭的〈孤独漫步者遐思录〉》（The Autobiography of Philosophy: Rousseaus The Re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专辟一章解读《吕西斯》，他认为对话中始终有一个匿名听众，这个匿名者是整篇对话最重要的人物，并且《吕西斯》关于友谊的谈话最终指向了哲人自身，对友谊的爱即哲人对自身的热爱。因此，这篇讨论友谊的对话虽然最终没有解决“谁是朋友”的问题，但柏拉图-苏格拉底已经在与自己的对话中解决了自身的困惑。

三、《吕西斯》的情节重述和问题线索

重新逐段细读《吕西斯》，我们会遇到许多的问题和困惑。面对柏拉图对话中高妙的修辞手法，复杂的织体结构，要想解开这些谜团，我们唯有从对话的戏剧性特征入手，关注文本的表面形式与内在情节行动间的张力，并联系柏拉图相关作品对勘（如《斐德若》和《会饮》），将《吕西斯》置入柏拉图对话的整体织体中思考，我们才可能接近柏拉图本人的意图。

《吕西斯》开场便是苏格拉底的独白：“我正从阿迦德米出发，径直奔向吕改雍。”苏格拉底沿着城外墙走的时候遇到了希波塔雷（Hippothales）和格德西波（Ctesippus），在他俩的恳求和劝说下，苏格拉底与他们一道儿去了城墙对面，进了新建的体育场，打算找希波塔雷的心上人——美少年吕西斯聊天，苏格拉底答应希波塔雷，要好好示范如何说话和行事来讨情人欢心。苏格拉底故意先跟吕西斯的密友墨涅克塞诺斯谈话，试图吸引害羞的吕西斯加入。对话从苏格拉底询问这两个少年谁比谁大、谁比谁高、谁比谁美的问题开始。对话中途，墨涅克塞诺斯被叫了出去，打断了苏格拉底意欲询问谁比谁公正、谁比谁智慧的问题，随之谈话集中在吕西斯身上，话题也转向了父母是否爱他。这次谈话折服了吕西斯，待到墨涅克塞诺斯返回继续谈话时，吕西斯要求苏格拉底将刚才的谈话再说给墨涅克塞诺斯听。于是第二场谈话首先在苏格拉底与墨涅克塞诺斯之间进行，问题也转向：如何赢得一个朋友？接着苏格拉底与吕西斯再次讨论谁是朋友，爱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爱等，这次论证获得了一个短暂的结论。然而，苏格拉底却质疑起这个结论，致使谈话陷入僵局。这时吕西斯和墨涅克塞诺斯被家佣带走，这次对于友谊的讨论被迫中断，“朋友是什么”仍然没有结论。

柏拉图的对话作品中仅有四篇对话是由苏格拉底从头讲到尾——《王制》、《卡尔米德》、《吕西斯》和《情敌》。由《吕西斯》情节铺展来看，苏格拉底从头到尾一直控制着谈话的开始、进程及话题的转换；而从外部结构观之，起首与结尾都是苏格拉底的独白，可以说哲人用言辞框住了这场关于友谊的谈话。此外，《吕西斯》的对话发生在城外的体育场，体育场是用于锻炼身体的地方，这场关于友谊的对话在这里进行，一方面暗自透露出友谊与身体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暗示这同时也是一场言辞的较量。苏格拉底要区分谁是真正的朋友，就必然要在有情人与情人，恨者与被恨者、好人与好人、坏人与坏人这样一些互相缠绕纠葛的概念中找出友谊的本质，这些相似或相反的概念像是抱在一起摔跤的人，苏格拉底的讨论则要从中找出胜者。然而，这场言辞的航行和哲学的探险并没有为在场的听众赢得一个稳妥的结论，《吕西斯》开放性的结尾使得这篇对话一直以来被当做一次失败的哲学推演。Terry Penner, Christopher Rowe本《吕西斯》的注释提醒我们注意《吕西斯》起头的第一句话（203a1）：

[我正从阿迦德米（Academy）出发，径直（eythu）奔向吕改雍（Lyceum），沿着城外墙根儿那条道走。]

苏格拉底本来的目的地是去往吕改雍，柏拉图用了“径直（eythu）”一词修饰这一行动，显示了苏格拉底行动目标明确，不打算在中途有所改变。接下来，202b3和202b4又接连出现“径直”这个词。苏格拉底告诉希波塔雷，他要“一直赶往吕改雍”。希波塔雷却毫不客气地对他说：“直接到我们这里来吧。”之后，苏格拉底被希波塔雷拦住了，其行动初衷受到阻拦，中途改变了方向。直到对话结束，对于苏格拉底是否继续行程不得而知。苏格拉底这一半途而废的行动，与《吕西斯》中苏格拉底友谊的推论由于吕西斯的家佣到场而被迫中断形成一对暗喻——都是一场没有按最初动机实施的行动。因为关于友谊对话最开始的动机是“如何讨有情人欢心”，而非后来的“谁是朋友”。目标明确，毫不含糊的言辞中的行动与言辞外的行为都是中途转向，并且皆中途而废。这与柏拉图-苏格拉底惯用的助产术谈话方式，有一种暗自的契合——对于真理的探讨不会是一条笔直的路线。另外，阻断苏格拉底前往吕改雍行动的希波塔雷，在进入体育场后的整个谈话过程中不发一言，这场本由他引起的谈话却将其安排成沉默的听众。为何希波塔雷行动链中断了？希波塔雷与打断谈话家佣有类比之处吗？他们都是中断行动的偶然因素。这些人物在对话中出现意味着什么？

当然，《吕西斯》中最让人困惑的是对话的情节动力，话题的转换之间有许多让人思疑的地方，苏格拉底这场关于友谊的谈话并不完整，他是否向所有人敞开了关于友谊的思考方式？这场借助言辞引导的哲学教育，不仅勾起了吕西斯和墨涅克塞诺斯这两位少年对于友谊本质的思考，同时也向后来的读者昭示了哲学的行动一直在进行之中，没有完结。《吕西斯》还勾引着无数后人继续这一探讨，古典哲人对友谊的思考谱系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吕西斯》的文本表面的情节推进与文本内部的言辞行动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似乎是柏拉图有意为之的开放式结局，仿佛在邀约每一个读者参与这场“失败”的哲学行动。总之，只有进入《吕西斯》的细节分析，关注文本的戏剧性特质，通过细密地疏解，尽可能地感触古典语境，我们的阅读才有可能完成初衷。

据第欧根尼在《名哲言行录》中记载，当苏格拉底听了柏拉图朗诵《吕西斯》时，失声大喊：“以赫拉克勒的名义起誓，这个年轻人正在告诉我的都是一些什么样谎言啊！”苏格拉底的惊叫是装样子还是辩诬，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柏拉图对话编织技艺之高超和内在结构之精美却是传颂千年，如何能找到解开这一美妙织体的暗道，这将会是另一次不免艰险却令人着迷的航程。

参 考 文 献

［1］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 彭刚译［M］． 北京： 三联书店，2003．

［2］TERRY PENNER, CHRISTOPHER ROWE. Platos Lys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