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远

西方柏拉图研究源远流长。罗马帝国时期（公元1—5世纪），柏拉图新经学绵延五百年不辍；帝国崩溃后，蛮族入侵，古代典籍湮灭，文不在兹，以致此后一千多年里（公元5—15世纪），西方人只能借助半部《蒂迈欧》和阿拉伯学者的拉丁译本以及亚里士多德等古代作家的引文认识柏拉图（在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柏拉图作品抄件仍在流传）。直到1397年，柏拉图才转道中古阿拉伯世界（公元7—14世纪）返回西方世界。大致说来，重返西方世界的柏拉图在现代西方掀起了三次浪潮：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5世纪初—17世纪末）、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初—20世纪中）和二战以后（20世纪中叶以来），只在启蒙运动时期（17世纪中—18世纪末）有所中断。

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研究重镇在佛罗伦萨，并逐渐向英法辐射；这三百年间的柏拉图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文本编辑和翻译上，产生了三十多种“柏拉图全集”编本或译本，包括现今仍被奉为标准编本的H. Stephanus（H. Estienne）希腊文版柏拉图全集。这期间的柏拉图文本解读上承罗马帝国时期的柏拉图新经学传统，中续基督教内部阿奎那-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柏拉图两条路线之争，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启蒙运动时期，厚今薄古之风大兴，整个欧洲没有出版过一部完整的柏拉图全集，柏拉图经学传统不绝若线。不过，柏拉图作品的英译和法译还算可观。这时期的柏拉图文本解读主要在于摆脱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解释，焦点在于区分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于是，人们开始追问“柏拉图说了什么”；这个问题也就成了19世纪以来柏拉图作品解读的起点。

18世纪末，启蒙运动达到高潮，法国革命和康德批判哲学给西方思想界带来空前震撼，并迅速激起一股回归古代希腊精神的浪漫主义热情。这股热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和此后的柏拉图研究。19世纪伊始，柏拉图文本的编订、校勘和翻译首先在德国兴起，不久在西欧各现代民族国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涌现出大批著名的柏拉图校勘家、翻译家和解经家，开启了柏拉图研究的新时代。可以说，现代柏拉图解读发端于19世纪的德国思想学术，因此，现代各种柏拉图解读路向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思想潮流和学术样式。学者先务其大则小者弗夺，我们只有在整个19世纪德国思想学术大背景下，才能恰当理解当代柏拉图学术源流；也只有恰当理解当代柏拉图学术源流，才能恰切把握某个单篇柏拉图作品研究的路向和意义。笔者不拟细数19世纪以来各项柏拉图研究成果，而是在对19世纪德国思想学术基本潮流的观照下，重点梳理现代柏拉图解读路向及其原则和结果。本文大体把当时的柏拉图解读路向分为理论学派、考证学派和解释学派。这三大流派的解读原则至今仍然有意无意地支配着我们对柏拉图作品的解读①。

一、理论学派

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主导了欧洲的思想学术，自然也俘虏了柏拉图学者的心智。从康德“理念的柏拉图”到谢林“自由的柏拉图”再到黑格尔“辩证的柏拉图”，德国古典哲学无不从康德所谓的“比作者更理解作者”原则出发，无不按照自己的理论体系理解柏拉图，因而也可称之为“体系派”。该派在面对柏拉图的文本之前，总体上抱有下述基本假定：柏拉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了自己的某些理论、教义或信条（如F. Copleston，W. J. Prior等当代哲学史家）。然而，这种理论化的解读一旦面对柏拉图的文本，就碰到下述棘手的事实：柏拉图既不是采用论文形式表达自己的理论，也不是在同一部作品里系统阐述自己的教义；相反，柏拉图不仅几乎只写对话，而且在不同作品里呈现了相互矛盾的说法，即便在同一部作品里也呈现着前后不一的说法。于是，注意到这种表达方式的学者就辩解道：那是因为柏拉图缺乏精密而成熟的哲学头脑；在柏拉图那个时代，哲学本身还处于初级阶段，哲学概念不够丰富，哲学表达还很幼稚（如R. Robinson等）。不过，非理论化的表达方式只能说明柏拉图缺乏黑格尔式体系哲学的头脑，并不能说明柏拉图缺乏成熟的哲学头脑，除非相信黑格尔式体系哲学就是最成熟的哲学。相比之下，编过柏拉图全集的赫尔曼（K. F. Hermann）显得更为实在——至少不敢断定柏拉图缺乏哲学头脑：柏拉图作品里之所以存在那么多含混和矛盾之处，乃因为柏拉图学说或理论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于是，这种修订版的体系化解读就发展成了流行至今的发展论解读，只不过现在的发展论解读采用了更多历史考证学的成果，显得更加可信而已（如A. E. Taylor等人的“早中晚三期说”，R. Kraut等人的“早晚二期说”）。其实，早在赫尔曼提出这套发展论之际，著名的柏拉图译者苏米尔（F. Susemuhl）就曾告诫，这种发展论走到头可能是死胡同（但他自己仍在追索柏拉图理论的真正发展过程）：这种划分作品分期和思想阶段的读法可能破碎柏拉图学说的整体性。于是，不屑于学术考订的思想家们干脆放弃这套发展论，回到柏拉图学说的整体性，认为柏拉图之理一以贯之，柏拉图所有作品自始至终都只阐述了同一套“观念”，只是表达形式不同而已，因而需要通过柏拉图全部作品重构柏拉图学说整体性（如S. Ribbing）。只是，究竟何者为一以贯之的柏拉图之理，却是众说纷纭。对大多数思想家来说，这套观念仍然是或显或隐的康德式或黑格尔式观念，柏拉图思想的整体性仍然是黑格尔或康德思想的整体性②。

当然，并非所有的理论派解释者都认为可以在柏拉图自己的作品中找到柏拉图自己的学说：柏拉图确实有一套一以贯之之理，不过，柏拉图没有在自己的对外作品中直接阐明这套学说，而现存的柏拉图对话都是对外作品；换言之，柏拉图有一套对内传授的隐微教义或口传学说，因此只能在其他地方搜索柏拉图的真正学说。此派可称之为“索引派”。该派源远流长，自中世纪以来就主导着柏拉图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尤为兴盛。索引派一面反对用现代思想体系套装柏拉图学说，一面在柏拉图后学们那里搜寻柏拉图的秘传学说③。然而，索引派走到头，柏拉图自己的作品就成了柏拉图研究者们手里的“二手资料”，阅读柏拉图作品无异于阅读历史文献。这恐怕也不是柏拉图写作那些对话的初衷吧？

目前各种理论或观念或学科武装下的柏拉图正是理论派解读模式的变种：解释者把柏拉图作品的只言片语搬进自己的括号内，或把自己的意思塞进柏拉图的口中，不过是为了证明或巩固自己的意见或偏见，既不能窥见古人的志意，反而会蔽塞自己的心灵。

二、考证学派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古典语文学大兴，不过，当时古典语文学家们的本职工作只是整理古代文献，编辑和校订古典文本抄件。启蒙运动以来，随着现代史学（18世纪以来的进步史学和实证史学）和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入侵，语文学家们渐离本职，从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角度看待甚至解读古典文本，形成著名的历史考证语文学（该派代表人物如以考证“荷马问题”闻名的F. A. Wolf和以研究品达闻名的A. Böckh等都研究过柏拉图）。该派在文本校勘方面成就斐然，至今余风犹烈（如编过柏拉图全集的F. Ast，目前德文柏拉图译注全集主编E. Heitsch等仍沿着历史考证的路子）。该派的宗旨在于：按照时间顺序完整收录作者的作品，在历史语境中把握作者的思想——前者无可非议，后者则有待反思。历史考证派可以说是理论派的反动，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历史考证派的出发点不是某套观念或理论，而是文本真伪和历史背景等。文本辨伪考证走到头就会导致疑古主义：柏拉图的许多作品就这样被一笔勾销了。当然，历史考证派的最终目的还是理解历史文本。为了理解历史文本，不仅要考证历史文本，更要考察作者生活的历史背景。他们假设，只有了解柏拉图的生平事迹和当时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等，才能真正理解柏拉图的作品和思想。问题是，我们现代人如何可能认识历史久远的古代希腊文化呢？他们的答案是，通过现代史学（包括考古学、碑铭学等）。且不说把握历史的真实从根本上是否可能，也不管我们现代人了解的希腊文化是否等于柏拉图理解的希腊文化，更不说我们现代人所谓的希腊文化概念是否纯属现代的虚构，“必须从柏拉图生活的时代理解柏拉图”这条理所当然的命令本身就已经暗含了一个并非理所当然的假定：包括哲人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生活的时代；换言之，任何哲学思考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没有永恒的哲学问题，也没有永恒的思想。搞了半天，历史考证派最终又回到了黑格尔的前提上——哲学只是时代的精华而已。难道就没有“不合时代的沉思”（尼采语）？如果哲人根本上就是超出自己时代的人，我们又怎么可能从哲人身处的时代理解哲人超出时代的沉思呢？

此外，历史考证派还积极吸收现代语言学方法和成果①。启蒙时代的语言起源和发展理论（孔狄亚克、狄德罗和卢梭等）在18世纪末传到德国学界（赫尔德、洪堡和格林等），并伴随着印度语的发现演变成历史比较语言学（施勒格尔就被奉为现代语言学的先驱之一）。启蒙的语言理论在于发现人类语言的共同起源和结构；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则带有反启蒙的民族色彩，试图通过语言比较学了解德意志民族起源或德意志民族与古代文明的亲缘关系（谢林等）②。实际上，现代语言学早已悄然侵入经典研究领域，只是人们习焉不察、积非成是。就柏拉图研究而言，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词典编撰和语词分析。自语文学家F. Ast编撰《柏拉图词典》以来，西方出现了大量现代意义的柏拉图词典和索引（如J. Wagner，Édouard des Places，O. Gigon和L. Zimmermann，L. Brandwood，R. Radice等人编本）。这些词典和索引虽然为我们阅读柏拉图文本提供了很大帮助，却也助长了词源分析或关键词解读（如C. Ritter对eidos的词义分析，E. A. Havelock对正义概念的分析，还有G. R. Ledger比较极端的术语风格分析，等等），就连像海德格尔或德里达这样的大哲都不能免俗，经常会搞些语词分析或词源还原。

三、解释学派

不管是理论派的解释还是考订派的解释，都想当然地假定柏拉图表达了某些属于他自己的理论，但最终却都抛弃了文本本身③。解释学派主张回到柏拉图作品本身，并把柏拉图作品当做对话戏剧解读；换言之，对话戏剧中人物的观点并不直接等于柏拉图本人的观点。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确定柏拉图的真实观点，而只能以苏格拉底为师，参与到对话当中去，进行哲学辩证法的自我训练。这种解释进路推到极端就会取消作者和作者的真实意图：既然无法确定作者的真实意图，那么任何解释都是可取的，误解就是正当的④。这种解读进路发端于小施勒格尔和施莱尔马赫，后被伽达默尔系统化和理论化。

浪漫派诗哲施勒格尔从小熟读柏拉图对话，本能地厌恶康德哲学。针对康德“比古人更能理解古人”的狂妄观点，他在《论不理解》中反讽道：“就如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样，仿佛我本人打算比康德本人更好地阐述康德思想并给康德哲学画上句号似的。”他反问：“柏拉图是否站得不如当今哲人们那样高？”柏拉图当然高于现代人，“柏拉图的哲学就是未来宗教的庄严宣言”。施勒格尔重启古老的诗与哲学之争，并偏向诗（宗教）一边，提出对柏拉图对话的诗学解读方式。柏拉图的“表达及其完善和美妙并非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因此，柏拉图的写作方式“严格来说完全是诗的形式”，对读者而言，对话总是处于开放和未完成状态①。施勒格尔虽然践行柏拉图式的写作方式（对话体和断章体写作），却没来得及解读柏拉图的作品，因而，响应这种诗学解读进路的人似乎不多。

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受施勒格尔促动，翻译了几乎所有柏拉图作品，并为每篇对话撰写了导言。施莱尔马赫没有像以前的学者那样叙述柏拉图的生平或柏拉图前后的哲学史，也摆脱了作品编年的做法，而直接单篇分析每部对话，引领读者阅读文本本身，开复述式解读的先河②。跟施勒格尔一样，施莱尔马赫也强调柏拉图对话的戏剧形式，注意其中的显白和隐微说辞。不过，在施莱尔马赫眼中，这种形式只是柏拉图因材施教的方法而已，形式最终还是为内容服务。可是，如果形式就是内容呢？施莱尔马赫某种程度上仍然确信柏拉图心中有某个体系，并试图重建这个体系。也许正因如此，伽达默尔后来才有可能把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方法解释成“普遍的解释学”。伽达默尔所谓的解释学为“前见”和“误解”辩护，其结果必然会陷入历史主义的解释循环中而不能自拔③。尽管如此，解释派对柏拉图对话戏剧形式的关注及其复述式文本解读深刻影响了此后的柏拉图研究，悄然开启了20世纪中期以来的戏剧解读或政治哲学解读方向（如J. Klein，L. Strauss等）

四、一点补充

任何学术流派都不是空穴来风，往往由某位大哲首先奠定最基本的原则或方向，久而久之，后学们便有意无意将这些基本原则奉为理所当然的假定而丧失反省能力，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流派。从根本上说，以上三派柏拉图解读路向虽然各有侧重，似不相容，却都或多或少源自康德奠定的基本解读原则：“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者。”可以说，康德这个解读原则规定，或者说阻碍了现代人对柏拉图的解读。那么，康德为何会提出这一解读原则呢？

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形而上学在社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摇撼下面临自我质疑和自我瓦解的境地。为了重建西方形而上学或建构未来形而上学，康德从柏拉图那里批判地继承了一般理念，发明了一套关于先验理念的体系；然而，由于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现代启蒙的遗产，他在继承所谓理念论的同时，总结性地提出了“比作者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这一现代主体性解释原则④。自此之后，现代西方又相继出现了三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柏拉图解读，同样跟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现代遭遇相关。这三位解读大师分别是尼采、海德格尔和后现代哲人（德里达等）。从康德到尼采，德意志哲学已经渐渐滑入虚无主义的深渊：哲学（=形而上学）毁灭了诗（=宗教）。尼采首先竭力解决这个危机，结果发现，作为西方哲学的渊薮，柏拉图主义正是西方世界走向虚无主义的根源，因此，要克服虚无主义，就得返回前柏拉图的古希腊悲剧精神（诗意精神），通过颠倒柏拉图主义来终结西方形而上学。继尼采的诗意回归之后，海德格尔从光明进入冥暗、从亚里士多德走向柏拉图，试图进一步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以便返回前苏格拉底哲学，进而为西方形而上学找到新的基础。而自命为尼采精神传人的后现代哲人们却仍然在从启蒙以来的二元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模式解读柏拉图，不过是想“以更为激进的历史主义意思拆解传统文本和经典话语”⑤。

详细论述以上四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柏拉图哲学解读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这里不拟展开。笔者最后只想说，不管历史上的各种解读理论多么普遍，解读结果多么精巧，只要我们阅读的目的在于领会柏拉图想说什么而非我们自己想说什么，我们就只能首先虚心面对柏拉图留下的作品本身，从简单而切近的表面进入这些永恒作品的戏剧世界。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君子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