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瓶梅》在《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基础上创作而成，不具所谓的“原创性”。笑笑生之所以要借径《水浒传》，主要是基于题材的特定性质和要求，看到了“武松杀嫂”中英雄、侏儒、泼皮与一个美人故事的潜在审美效应，迎合了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体悟到“武松杀嫂”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与自己创作主旨相合的深刻蕴涵，以及与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的合榫。

关键词：《金瓶梅》；《水浒传》；文化渊源

作者简介： 张进德（1960—），男，河南汝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开封研究中心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2-0113-06收稿日期：2008-12-05

虽然大多数研究者都把《金瓶梅》视为中国小说史上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开始，但这种赞誉却往往表现得底气不足，原因就在于所谓“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打有折扣，即《金瓶梅》借径于《水浒传》而成书，作为故事主角的西门庆与潘金莲均来自于后者，不具所谓的“原创性”。因此，《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在承袭《水浒传》的基础上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成为古今研究者的共识。如看到抄本的明人大多将它们二者并提，众口一词指出它“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1］（P22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亦称“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2］（P230）。清人也同样如是看，如张竹坡就指出：“《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武二，《水浒传》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无论。”［3］（P58-59）当代学者更是在相关著述中对此问题进行过全方位的探讨，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如大内田三郎的《水浒传与金瓶梅》、韩南《金瓶梅所采用的资料》、魏子云《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周钧韬《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等。黄霖先生在《〈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一文统计《金瓶梅》中有27个人物与《水浒传》同名，又将《金瓶梅词话》和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对勘，找出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描述12处，《金瓶梅》抄袭(或基本上抄袭)《水浒传》的韵文54处，认为《金瓶梅》抄袭的是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而刘世德先生通过对《金瓶梅》与《水浒传》比勘，则认为：“《金瓶梅》作者袭用《水浒传》文字时，既参考了天本(天都外臣序本)又参考了容本(容与堂本)。”［4］

本文探讨的是:什么决定了笑笑生没有另起炉灶创造出一部具有“原创”意义的小说，而要借径于《水浒传》？两部小说究竟有哪些相通之处？

一

《水》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故事产生于北宋，酝酿、丰富、流传于宋金元一直到明初。而这个时期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首先是金人对北宋的觊觎颠覆，接着是蒙元的铁蹄捣碎了南宋王朝的偏安之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异族政权。向来鄙夷戎狄、以正统自居的汉家王朝最终败落在他们向来不屑一顾的少数民族之手。王朝覆灭给知识界的震撼，是自秦始皇统一以来从未有过的。中原陷落，民族尊严荡然无存，大汉族主义的神话顷刻间灰飞烟灭。国柄何以移主，国土何以沦陷，民族何以蒙受奇耻大辱，成了作为社会脊梁的知识分子包括罗贯中、施耐庵们迫切追问的现实问题。罗贯中通过对三国历史兴衰的描写来探讨统一之道，通过西蜀君臣的风云际会来褒扬忠义，唤回被蒙元贵族作践糟蹋的儒家伦理。不约而同，施耐庵另辟蹊径，通过早就在民间流传的宋江故事来呼唤忠义。从《水》的描写看出，在施耐庵看来，汉家一统的难以为继，正在于忠义的不在朝廷，按照李卓吾的说法，就是“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那些“有忠有义”的“大力大贤”之人，不愿“束手就缚而不辞”，才聚集水浒的。“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5］（P109）。忠义不在朝廷而在水泊，朝廷不行忠义而草野英杰替而代之。然而，奸臣当道时身在草莽不为国用、民族危亡时接受招安为国出力的英雄们的理想归宿在哪里，这也是《水》的作者试图通过宋江的故事来追问的问题。总之，大倡忠义的《三国》、《水浒》的出现是时代使然，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及时代条件所决定。

而《金》的产生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虽然朱家江山不时受到来自北方瓦剌鞑靼等异族的骚扰威胁，但从总体上来说，大明王朝的国家机器还是在蹒跚的步履中运行了270多年，并且不乏“仁宣之治”、嘉万经济繁荣的辉煌。笑笑生面临的是一种表象下的繁华盛世。经过百余年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相对繁荣。在思想文化领域，从明初大倡的理学到后来已经发展到了僵化的地步，其对人性的戕害与异化登峰造极。人的生理属性完全被淹没在“颠扑不破”的理学的“神圣”光环之下，程朱理学扼杀人性的本质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及日益壮大的市民社会的质疑。而物极必反的事物运动规律，又导致了明代中叶以后人欲的泛滥与肆虐。笑笑生要追问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人生的各种欲望的问题。他清楚地认识到，严酷束缚人性的理学的枷锁固然应该打碎，但人欲的泛滥同样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标志，而是人类社会的灾难。他要用西门庆与潘金莲等人的故事来表达自己对这个现实问题的严肃而深刻的拷问。

作为一个市井典型，西门庆乃人生各种欲望的象征，笑笑生要借其生命轨迹来表达对世俗社会人欲问题的思考自不必说；潘金莲这个普通女子，身上也鲜明地体现了理欲之辩。在她的家庭中，尽管武大郎模样猥琐，手无缚鸡之力，但男权社会的本质属性给了他一家之主的权威，理学赋予他决定潘金莲命运的权利。虽然他在生活上乃至于生理方面无法满足老婆的基本要求，但这种今天看来的不人道在当时却受到律例与社会舆论、社会道德无可置疑的保护。难怪潘金莲对武大郎的安排俯首听命、百无聊赖时也无非是发几句牢骚，借弹曲来打发寂寞；也难怪武大郎明知道自己不是西门庆的对手，但在捉奸时也勇敢地破门而入，气壮如牛。这是一种潜意识，是一种理学道德赋予他的权利。从潘金莲与武大郎婚配的痛苦声中，我们看到理学禁锢的反人性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说，理学理应受到世人的唾弃。然而，潘金莲的不幸遭遇及人生基本权利被剥夺固然值得同情，但她用毒杀亲夫的畸形、罪恶方式去挣脱理学的羁绊，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纵欲狂时，其对人生与社会造成的危害决不亚于腐朽反动的理学，同样具有反人类的性质。总之，从潘金莲身上我们看到，不管是理学的禁欲还是市井的纵欲，都是违反人类社会道德的，都不可能使人生健全地发展。作者在孟玉楼身上，似乎尝试着一定程度的调和。

如果说《水》是一部歌颂封建社会被逼上梁山的英雄豪杰的诗史、对忠义英雄归宿的探寻的话，那么《金》则是一座市井平民的不朽丰碑。所谓丰碑，至少应该作如下理解：一是它描写的对象应该是以市民为主，大凡帝王将相、朝臣僚属、文人墨客、衙役胥吏，都为市井人物而设，他们的出现只是由于表现市井主角的需要；从反映的生活来看，上自朝廷，下至各级官场，一切都应该服务于市井生活，也即作为市民生活的陪衬而非表现的重心。换句话说，以往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与主流生活，统统让位于市井百姓。同时，它还必须生动地展现生活于市井社会各类人物的生活、心理、追求、失落、痛苦等命运历程，对每一个生命个体作全景式的扫描,而舍弃市井人物在其他小说如《水》中的偶一露面、点缀或只是截取他们的某一生活片段的描述方式，从而让每一个市井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生活舞台。二是这些不同的市井人物所代表的“点”的相互连接，共同组成了一个整体的“面”，建构为市民社会的全景图。

正是这种题材的特定性质，决定了笑笑生必须为自己的故事选定恰当的人物来做主角。这样，作为市井代表且有很高知名度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便异常幸运又自然而然地被笑笑生选定为故事的主角了。首先，看看西门庆的市井本质。他的身份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由财主的破落而到县城去做生意，是个典型的“新”市民，这在明代社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潘金莲本来就出身于一个小市民（裁缝）家庭，以后在招宣府、张大户家的使女身份，乃至后来嫁与小市民武大郎，终生都打上了市民的鲜明印记。因此，笑笑生选取这两个人物作为自己故事的主角，除了《水》的巨大影响之外，西门庆与潘金莲的身份特质不能不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民众一向有崇拜英雄、憎恶贪淫的心理。武松是个顶天立地、威风凛凛的知名度很高的英雄，而潘金莲则是个十恶不赦的淫妇。前者恪守悌道，视兄如父；后者不遵妇道，淫令智昏。所以这两个人物的名字在后世就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故事几乎成了一种文学母体。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尽管潘金莲的追求在今天看来不无合理且让人理解与同情的因素，但为中国民众的伦理价值取向所决定，她是在世人唾骂中成就其名声的。

二

喜欢猎奇是人类的天性，重视故事的生动有趣是古今中外小说家创作时考虑的重要问题。不要说“话本”在宋元勾栏讲述时需要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就连《金》在19、20世纪被翻译到西方时，那些翻译家还在书名问题上煞费苦心，极力突出其故事性、趣味性。如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A.P.巴赞所译的《武松与潘金莲的故事》，1927年纽约出版的《金瓶梅：西门庆的故事》，1930年出版弗朗茨·库恩所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他的六妻妾之艳史》，巴黎出版公司1949年出版的让·皮埃尔·波雷所翻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妻妾奇情史》［6］等。可见，笑笑生借径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看到了它本身英雄、侏儒、泼皮与一个美人纠葛的潜在审美效应。

在《金》产生以前，“水浒”故事已经在知识界与平民社会流传了几个世纪，人们对其中各位英雄的不凡经历耳熟能详。其中武松故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丰富，到了南宋，成了“说话人”讲说的重要素材（如罗烨《醉翁谈录》就著录有“武行者”等“说话”名目），在市井百姓中广为流传，因武氏兄弟而扬名的潘金莲也必然家喻户晓。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匪夷所思的吸引力，更何况在《水》中出现的潘金莲，聪明伶俐，美丽无加，一方面让接触到他的男人（除武松外）心性荡漾，意乱神迷；另一方面她又是给男人带来祸患的灾星，让与她有关的两个男人送了性命，另一个男人也因为她有家难归，被逼上了梁山。所以，笑笑生将其作为自己小说人物与故事的主干，其潜在的审美效应与诱人的“卖点”自然为一般的虚构难以企及。

潘金莲的真正婚嫁生活应该说是从嫁与武大郎算起，但这桩婚姻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她的戏弄与惩罚。张大户是在自己意欲得到但却遭到拒绝而忌恨的情况下将潘金莲“倒陪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的嫁与”武大郎的。而武大郎“生的身不满三尺，为人懦弱，又头脑浊蠢可笑”。清河县人见他“模样猥衰，起了他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7］（P8）。且不说金莲自己如何觉得命运不公，就连清河县里的一帮浮浪子弟，都产生强烈的不平，觉得“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为金莲的命运与婚姻遭遇叫屈。如果这是一个宗法传统型的家庭，闭塞于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偏僻一隅，潘金莲也可能会在孤寂无奈中消磨自己的一生，但它偏偏处在相对繁华、交通便利、成员庞杂的城镇。武、潘的错配本身就容易闹出红杏出墙的事件，加上武大懦弱的性格，因此只要有了合适的土壤，婚变只是迟早的事情。《水》中为她安排了一个情人——市井之徒西门庆，这本身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正统书生虽然也可能为潘金莲的美貌意乱神迷，甚至不惜性命去追逐，就像后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构思出来的那些痴情的书生一样，但如果让他们为着心仪的女子去杀人害命，恐怕一般书生无此胆量。从这个角度来讲，施耐庵找到了一个具有合适身份的人物，那就是作为市井无赖、又有钱财、传统道德观念缺失的好色之徒西门庆。一切都顺理成章，天衣无缝，笑笑生也省得费神劳心，轻松自然地借助“名人”“名事”去编织自己的故事了。

潘金莲与武松的关系也显得别致。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们故事的炒作点在于打虎英雄压根儿就是一个宗法传统道德的恪守者，根本不为女色所动，遑论乱伦！而英雄本人又是侏儒哥哥养大，哥哥的妻子竟然要挑逗视兄如父的恪守宗法道德的弟弟，不成后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别人私通，最后竟然亲手杀害了自己懦弱的丈夫。这样，杀死奸夫淫妇为兄报仇就成了武松的必有行动。一般的英雄美人故事，即使没有演绎出一段风流佳话，也会用旖旎缠绵、生死离合的感情波澜，博取受众一掬同情之泪。但《水浒传》的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们双双遭到残酷的报应。这种处理怎么会不格外吸引人们好奇的眼球呢？在笑笑生看来，只要袭用这几个“明星”式的人物就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就根据自己创作主旨的需要，在原人物故事的基础上编织新的情节。

潘金莲与西门庆只是《水》中武松杀嫂故事的中心人物，被《金瓶梅》作者借来升格为整部作品的主人公。然而，在《水》中，奸夫淫妇双双被杀，痛快则痛快，但故事却缺少了必要的悬念。因此，笑笑生别致地让故事改变了走向，即让奸夫淫妇如愿以偿地走到一起，组成了家庭，并让他们沉迷于淫纵的生活，最后让其双双为色付出生命的代价，既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又为自己惩戒的主旨做了最好的注脚。其深刻之处还在于，潘金莲遭到武松手刃，罪有应得，而西门庆则死于他快乐无比的纵欲生活，死于他对女色的快意追逐。似乎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沉溺于无节制的纵欲，即使不受报于阳世，也逃脱不了阴司的惩罚。总之，作者始终是围绕创作主旨来安排故事走向及人物命运的。

三

崇拜英雄、膜拜名人似乎是人类的共同天性，世界上多数民族早期神话传说中各色英雄充分亮相，其宏业伟绩的万古流传，正是这种英雄崇拜心理的原型。而人类爱屋及乌的天性，又决定了人们对与英雄关涉尤其是直接影响英雄人物举手投足的人物或事件投以更多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英雄的武松是幸运的，他的事迹为人喜闻乐道，而作为制造武松走上反抗道路契机的西门庆与潘金莲以及他们的故事，也同样是幸运的，自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因此，西门庆尽管不是施耐庵笔下的造反英雄，但他在客观上却促成了一个造反英雄的诞生，使其最终义无反顾地上了梁山。可以说，西门庆、潘金莲这对“奸夫”“淫妇”因附骥于英雄武松的盛名，从而享有不亚于武松的知名度。

较《水浒传》有别且深刻之处在于，《金瓶梅》中的武松虽有打死大虫的能耐，但奈何不了靠金钱开路、有着官府庇护的无赖；而杀死潘金莲这个弱女子，还是在西门庆纵欲暴亡、潘氏失去庇佑、靠欺骗得的手，之后连自己的亲侄女都顾不得，席卷银两仓皇投奔梁山而去，完全没有了《水》中那种大报仇后的快感，以及作为赫赫英雄义无反顾走上造反之路的风采。西门庆不仅将潘金莲顺利娶到家中，而且在此后生意蒸蒸日上，艳遇接二连三，家道日益兴隆，官运亨通有加。如果不是他荒唐地纵欲丧命，武松为兄报仇简直不可想象。潘金莲自然因毒杀亲夫而十恶不赦，但在《水》中唯有淫荡狠毒的她，到了《金》中则显得命途多舛，屡遭不幸，受尽龌龊社会的摧残，生理、心理、社会等综合原因使她的性格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她在抗争命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误入了歧途，在毁灭别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是畸形时代造就的畸形性格［8］。这世道，弱者危殆，英雄失路，美女堕落，无赖逍遥，权钱肆虐，公理不存，这难道不是笑笑生在施耐庵认识的基础上，对自己所处时代社会本质的概括，要通过三男一女故事呈现给我们的结论？

英雄美人故事向来为人津津乐道，他们的风流韵事往往是人们茶余饭后最感兴趣的谈资。提起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一方面象征着美，是美的代名词；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女人是祸水的思维定式又牢牢地盘踞在操持话语权的男人们的潜意识中，始终左右着他们对女性的客观定位。所以，在作为社会主宰的男人心目中，女人，往往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尤物，但另一方面，她们又具有令男人畏惧的一面，被认为是给男性带来灾难的祸根。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身份特殊的女子，不管是代表了美还是丑，善或者恶，她们往往成为男权世界或赏识或戒惧的对象，更不用说两者兼而有之或善恶备于一身的女性了。这样，不管故事中的女性能够或事实上给欣赏她的男子带来了什么命运，他们往往能够双双垂炳史册，流芳或遗臭千古，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像商纣王与妲己，周幽王与褒姒，范蠡与西施，石崇与绿珠，李隆基与杨玉环，宋徽宗与李师师等等。总之，就其名声来说，男人的功业与女人的美色相互成就，他们的名字与故事凝结为特定的文化符号，具有了特定的文化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松与潘金莲帮了笑笑生的大忙。因为他构筑的西门庆故事，是靠潘金莲映带出的；而潘金莲则是在武氏兄弟相见时亮相的。所以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三回评道：“……《金瓶》内之西门，不是《水浒》之西门。且将半日叙金莲之笔，武大、武二之笔，皆放入客位内，依旧现出西门庆是正经香火，不是《水浒》中为武松写出金莲，为金莲写出西门。却明明是为西门方写金莲，为金莲方写武松。”［9］（P62）总之是武松带出潘金莲，潘金莲带出西门庆。等到西门庆一登场，英雄武松的艺术使命已经完成，自然退居二线，笑笑生便驰骋自己的想象，让故事顺着西门庆一支自然而然、有条不紊地展开了。

四

《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是什么，学界言人人殊。我一直认为，惩戒酒色财气四贪，是笑笑生创作的主要指归所在［10］。在《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故事只是为武松而设，其本身的意蕴及对整个小说主题的表达似乎没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所以在武松走上梁山之前，必须将他们双双杀掉，他们完成了自己成就英雄的使命，便自然退场了。但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包孕有对色（通过西门庆与潘金莲形象来体现）与财（通过王婆形象来体现）惩戒的警示。因此，这个故事在社会上广为人知，与其本身对人生的警示意义不无关系。笑笑生生活的时代，酒色财气肆虐社会，宗法道德被弃若敝屣，世风日下，人情浇薄。在深入思考人生欲望及归宿问题上，笑笑生似乎受到了施耐庵的启发，醒悟到《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故事的潜在内涵，发现了它与自己思考并欲通过故事来回答的问题的衔接点，在《金瓶梅》中将其发扬光大，当做了自己的中心立意来加以表现。

《金瓶梅》第一回，作者首先叙述了刘邦、项羽故事，从正面说明贪色的祸患。在故事叙述完以后，作者发议论说：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炫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体。如今这一部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7］（P3）]

如果说作者是借刘、项事迹映带创作主旨，相当于话本中的入话故事，那么接下来所讲的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则是对刘、项故事劝诫内涵的延伸与深化，相当于话本的正文。所以有人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向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发展的过渡型作品”，是“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拟话本长篇小说”［11］，自有其道理所在。

我们从西门庆与武松对待女色的不同态度导致的不同结局，同样可以看出作者的劝诫意图。在《水浒传》中，打虎英雄武松能够杀掉仇人为兄报仇，关键在于他遵守人伦，不为潘金莲的美色与调戏所动。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没有武松的膂力，反而能够借助自己的钱财向官府行贿轻松地发配打死大虫的武松，但却因贪恋美色而死于一个弱女子之手。前者杀死潘金莲，后者被潘金莲所杀。这就是贪恋美色与否得到的不同下场。作者正是通过对武松与西门庆不同下场的设置，达到了深化小说主旨的目的。

五

尽管《水》与《金》是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小说，但并不排除两部小说在思想观念上的相通一致，这也是《金》之所以借径《水》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有研究者指出，《水》是排斥女性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几乎所有的英雄都不近女色，否则便会遭到江湖好汉的耻笑。而像宋江、卢俊义、杨雄、林冲等有了女人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起因都与女人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说明施耐庵的女性观是保守的、正统的。笑笑生在继承《水》女性观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干脆将“色戒”“升华”为自己小说的重要立意。这从作者在小说中的大量议论以及对潘金莲、西门庆、李瓶儿、庞春梅等主要人物的描写与结局的安排，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淫脱阳而亡，笑笑生用一首“二八佳人体似酥”议论女色的可怕，此诗在《水》中用来形容潘巧云。作者操持着男性的话语权，对女色的亡国败家危害给予谴责，虽然意在强调潘金莲给西门庆带来的灾难，但其承袭《水》所表达的腐朽论调却是不足为训的。

主张礼仪谦让，反对相争相斗，对恃强逞气的劝戒，是《金瓶梅》表达的主旨之一。如第一回在叙述了武大郎为人懦弱受人欺负后议论：“看官听说：世上唯有人心最歹，软的又欺，恶的又怕；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古人有几句格言说的好：柔软立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青史几场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巧安排，守分而今见在。”其中格言来自《水》79回的引诗①。既然以格言的形式出现，足见两书的作者在这一观念上何其相似乃尔！

痛恶世道黑暗，揭露官场腐朽，两部小说殊途同归。如第十回“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赏芙蓉亭”将《水》27回中审理武松杀死西门庆一案中尚存仁义之心的知县改写成受了西门庆贿赂而对武松丝毫不加体恤、动用酷刑、毫无仁义的贪官酷吏，借以揭露明代官场的龌龊。而《水》中尚能秉公审断此案的清官陈文昭在这里也被改塑成奸相蔡京的门生，在蔡太师、杨提督的人情面前，竟然违心地将武松杖责后充军，让杀人犯西门庆逍遥法外。同时在对这一形象的改塑中，让西门庆一案上勾下联，从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统治机构的上上下下。相比之下，笑笑生继承了施耐庵的批判精神，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与揭露更加深刻。

有感于世道的黑暗，施耐庵与笑笑生在对其进行揭露与谴责的同时，对现实人生产生了极大的迷茫。宋江们造反固然轰动一时，后来也如愿地当上了朝廷的命官，但最后反而以悲剧告终。西门庆无论官场、情场还是商场，都是一个成功者，但最后落了个家败财散的悲剧。人生的真谛究竟何在？身处这个肮脏的世间，面对生存的种种威胁，怎样度过短暂的人生？他们都在其作品中或隐或显地给予追问与探讨。我们在对两部小说的对读中，发现二者有相当程度的相通之处。如《金》第二十回“孟玉楼义劝吴月娘西门庆大闹丽春院”回首诗“在世为人保七旬”表达的是听天由命、莫太计较贫富得失、及时行乐的思想，它来源于《水》第七回。第五回“郓哥帮捉骂王婆淫妇药鸩武大郎”回首诗“参透风流二字禅”表达了安贫守拙的思想，出于《水》二十六回。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雪雨妻妾笑卜龟儿卦”回末诗“甘罗发早子牙迟”与作者“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的议论一样，表达了富贵不由人、一切命注定的宿命论思想，本自《水》第六十一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野闹金沙渡”，吴用拌作算命先生，与李逵到北京去赚卢俊义到梁山入伙时所念。第九十二回“陈经济被陷严州府吴月娘大闹授官厅”回首诗“暑往寒来春复秋”慨叹时光短暂，富贵由命不由人，“事遇机关须进步，人逢得意早回头”，表达的仍是劝诫意图，抄自于《水》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第九十七回“经济守御府用事薛嫂卖花说姻亲”回首诗“在世为人保七旬”出自《水》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宣扬的是贫富由命、穷通在天的宿命论思想和及时行乐的倾向，它在第二十回曾被引用过，这里重复出现，可见笑笑生对其内涵的心领神会。第九十九回“刘二醉骂王六儿张胜忿杀陈经济”“一切诸烦恼”出自于《水》三十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之回首诗［12］，其表达的与世无争的思想与本回刘二、张胜、陈经济等人因“不忍”、争气而招致杀身之祸形成对比，从而深化了作品的主旨。总之，如果不是他们创作思想与立身处世观的灵犀相通，很难想象笑笑生会不厌其烦地将施耐庵在《水》中的格言议论类的语言照搬到自己的小说中来。

此外，果报观念、对待僧道的态度等，《金》对《水》也有明显承袭的痕迹。限于篇幅，不赘。

参 考 文 献

［1］袁中道． 游居柿录［A］． 黄霖． 金瓶梅资料汇编［C］．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2］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A］. 黄霖． 金瓶梅资料汇编［C］．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3］张竹坡. 金瓶梅寓意说［A］. 黄霖． 金瓶梅资料汇编［C］．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4］刘世德. 《金瓶梅》与《水浒传》： 文字的比勘［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1， （5）.

［5］李贽. 焚书续焚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胡文彬. 金瓶梅书录［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7］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8］张进德. 畸形时代造就的畸形性格［J］． 河南大学学报，1987，（3）.

［9］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三回［M］. 济南： 齐鲁书社，1987.

［10］张进德. 《金瓶梅》创作主旨新探［J］. 河南大学学报， 1994， （4）.

［11］周钧韬. 《金瓶梅》： 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J］. 社会科学辑刊， 1991， （6）.

［12］周钧韬. 《金瓶梅》素材来源［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责任编辑杜桂萍］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Origin of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Drawing on Heroes of the Marshes

ZHANG Jin-de

（Faculty of Literature, J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is written based on the story of “Wusong Killing His Sister-in-law” in Heroes of the Marshes, and it does not have any originality. Xiaoxiao Sheng uses Heroes of the Marshes as the basis of his story primarily because of the given nature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subject. He sees the potential aesthetic effect of the story about the hero, the dwarf and the beautiful woman, which caters to peoples mentality of hero worship. He also realizes the profound significance of combining the story of “Wusong Killing His Sister-in-law” with the theme of his writing, and the matching joint of his ideas and some of Shi Naians expressed in his Heroes of the Marshes.

Key words: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Heroes of the Marshes； cultural ori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