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　华

一、热血青年

徐远举，字希哲，号嘉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化名江克难，绰号徐猛子。1914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今湖北黄石大冶市)城关徐家垴的八斗巷，他祖父是前清的钦赐进士，以商致富，他父亲更是广置田地，经营实业，家境虽不显赫，但是殷实富有。

1928年，经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徐远举加入桂系集团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当学生兵。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获胜的蒋介石南京政府接管了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这样，徐远举作为黄埔军校第七期的学员，学习到1930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陈诚的部队里先后任少尉排长和中尉副连，在江西参加了围剿红军的作战。那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老是占不到便宜，经常吃败仗，部队的士气很低，徐远举日益觉得这样下去没有什么前途。加上他和连长的关系不好，两人经常吵架甚至动手，一气之下，就脱下军装逃离部队，跑到武汉躲了起来。

1932年3月，蒋介石主持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并任命戴笠为力行社特务处处长，戴笠通过力行社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广泛吸收特务组织成员，特别重视吸收失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正感到前途渺茫的徐远举得到这个消息，天性机敏的他立刻捕捉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可言喻的信息，他仿佛看到自己正迎向一条实现人生抱负的光明大道。经过多方打探，徐远举终于凭着黄埔军校第七期学员的毕业证书，在南京加入了团警干部训练班受训，半年受训结束时，经戴笠亲自个别谈话、挑选，被派往南京洪公祠参谋本部特训班受训，加入戴笠军统局的前身力行社特务处，正式成为军统特务组织的成员。这一年，徐远举18岁。

特训班里，徐远举对特训班的课程有着特殊的兴趣；笔记做得最为详细，学习用功，各科成绩都很拔尖，戴笠把他树为勤奋学习的典型，多次奖给金笔以资鼓励。每获一支金笔，徐远举就在笔杆上刻记某年某月戴先生所赠。到特训班结业时，徐远举里里外外的衣服口袋上，挂满了戴笠奖给的金笔，成为在其他同学面前炫耀的资本。

虽然受训时成绩优异，但由于个人没有背景，参加特务工作后，徐远举只做着一般特务职员的工作，开始在南京任通讯二组组长兼管邮检工作，同时参加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的组织与训练工作，后来又调到特训班当学员队长。

尽管在军统中下层骨干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但徐远举长期未能受到重用，有一次还因一点小过错，被戴笠斥为不服从命令而监禁三个月。

在这个令人战战兢兢而又能获取普通人所没有的特权的团体里，徐远举忍耐着，幼时在心中立下为国效力、造福社会的壮志。已在满眼所见的贪污腐败、尔虞我诈的现实面前一点点消散，而立誓要做“人上人”的雄心，却越发强烈，经常陷于亟求升迁摆脱下层地位而不得的苦闷中，但他并不气馁，窥伺着一切可以转变命运的机会。

一个机会终于降临到徐远举的身上。

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随着日寇的侵略势力自北向南推进，国民政府把目光转向西南、西北。在西藏，由于英帝国主义势力长期渗透，挑动达赖脱离中国。并于1924年将亲中央政府的九世班禅排挤出西藏，中央政府长期不能对西藏行使有效的主权管理。在加强经营西北的策略下，南京中央政府多次与十三世达赖交涉，反复协商，终于说动达赖同意班禅返回西藏。1934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组建护送班禅回藏行署，戴笠派徐远举在行署任政治指导员和军事参谋，徐远举的军衔也由上尉升为少校。此时徐远举刚满20岁。1935年。护送班禅回藏行署从北平出发，准备经陕西、甘肃、青海、西康进藏，由于达赖根本不愿意班禅回藏，经常派出藏军化装成马匪沿途阻碍骚扰，有一次还把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磬、金锣等法器全部抢走了。班禅行署只能走走停停，直到1937年才到达青海玉树的藏民区。这时达赖又提出只准班禅和藏民进藏，汉人一律不准入藏，更不准中央政府委派的行署成员入藏，行署只好停下来，和达赖交涉了一年的时间，仍没结果。1938年，九世班禅因回藏受阻，气病交加，在青海玉树逝世，中央政府的进藏计划也就此破灭。1938年5月，已迁都重庆的中央政府宣布解散护送班禅回藏行署，10月，徐远举奉调到重庆。

徐远举参加班禅行署，虽然没有完成护送班禅回藏的任务，但他在路途的几年中，学会了藏民的各种礼仪习俗，而且还学会了藏语，成为中央政府更是军统组织人员中少有的西藏通。他沿途调查收集各种情报及时报送给中央政府，并沿途建立由军统掌握的情报组织，对西北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渗透和瓦解，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作用。

1939年1月，刚满24岁的徐远举，被派任为军统西昌站中校站长兼西昌行辕第三处(即情报处)处长，后又兼任西昌行辕禁烟督察专员。

1942年底，28岁的徐远举被调到成都。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上校副处长，并由戴笠亲自保荐兼任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后兼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代行区长职权，领导军统的成都站、自贡站、康定站和西昌站。1945年6月，徐远举奉命调回重庆，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副处长，两个月后，抗战胜利，徐远举到广州押解陈璧君、褚民谊等大汉奸到南京受审后，又到军统上海办事处，参加查处汉奸案。

1945年底，31岁的徐远举奉命调到西安，升任为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少将主任、河南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管理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山东六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军统特务机构，是当时军统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区。古人说三十而立，徐远举自1932年加入军统特务组织，在中下层干了十三年，千辛万苦，终于在刚过而立之年就跻身于将官之列，从小立下的要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就像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堂，向他敞开了大门。此时的徐远举更加踌躇满志，信心百倍。

二、鹰犬将军

1946年1月，徐远举任军统北方区少将区长，5月离任，在短短的任期内，徐远举即奉行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反共内战的方针，对关押在西安劳动营的十八集团军干部进行迫害，清查出400多人准备加以残害，结果因事情泄漏，引起了强大的社会舆论的抨击，才不得不放弃杀机。

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在重庆设置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何应钦任主任，由张群代理主任职，张群指名调徐远举任行营第二处处长。

7月，徐远举到任，同时，由军统局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指派徐

远举兼管重庆、四川及西康的特务工作。

1947年2月，蒋介石彻底撕下和平的伪装，下令驱逐中共代表，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徐远举在重庆联合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市警察局等军、警、宪、特，查封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等，用武力强行遣送中共人士回延安。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大专院校学生5000多人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喊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游行队伍遭到宪兵和警察的镇压。同日，北平和天津的约万名大中学生也发动了示威游行。“五二○”事件后，重庆、武汉、广州、长沙、昆明等全国各地6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声援运动，重庆各高校准备联合于6月2日举行总罢课一天，6月1日，重庆国民党当局根据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制定的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要求，出动大批军警宪特武装，冲入各高校、报馆、商会等，逮捕师生、新闻界、文化界及工商界人士共约260人，这就是有名的重庆“六一大逮捕”事件。在此镇压行动中，徐远举率领部下积极冲锋陷阵，并将已关闭的渣滓洞监狱重新开监，关押被捕人士，在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同意释放被捕人员后，徐远举仍继续监禁几十名“六一事件”被捕人员，并在“11·27”大屠杀时杀害了其中5名被捕人员。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办了八年的《新华日报》被徐远举一伙捣毁后，重庆的政治生活顿时陷于一片沉闷压抑的氛围中，当局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更使很多进步群众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感到万分迷惘。

1948年4月，徐远举利用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破获了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通过《挺进报》的线索，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破坏和逮捕行动从重庆城区逐渐扩展到郊县、扩展到四川地区，包括成都，徐远举还亲自带着特务到上海、南京去破坏和逮捕中共中央负责西南地下党工作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因党的机构及时转移而未得逞，但仍逮捕了8名地下党员。

这次由《挺进报》案件引发的大破坏和大逮捕行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才告一段落，总共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133人，除上海、南京外，重庆及四川地区有125人被捕，其中，有56人被杀害，32人下落不明，25人脱险或获释，8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还有4人虽叛变，但因徐远举认为他们有的叛变得不彻底，有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仍然将他们处死。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由于它反对蒋介石一党独裁、内战乱国的政策，于1947年11月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解散。早在民盟被当局解散前，徐远举就长期派特务监视民盟组织和盟员的活动，还借“六一大逮捕”之机抓捕了一大批民盟成员关押在渣滓洞监狱，随后又查封民盟在重庆的机关，继续搜捕民盟成员。

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徐远举派出“红旗特务”打人民革组织内部，监视、跟踪民革西南负责人杨杰将军。杨杰是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军令部次长、驻苏大使、国民党中央执委，抗战胜利后致力于和平民主运动。1949年9月，徐远举亲自率特务赶到昆明，与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一起去逮捕杨杰，因杨杰机警，先一步化装逃到香港而未抓成。徐远举又将自己掌握的线索和杨杰可能的去向详细报告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据此另派特务在香港将杨杰将军暗杀。徐远举还在重庆和四川逮捕了原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新蜀报》总编王白与等一大批民革成员，并加以杀害。

1949年9月9日，徐远举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身份，亲率大批特务飞赴昆明，大搞“整肃”，查封了省参议会和多家报馆，逮捕省参议会、新闻界和文化界的民主人士300多人准备加以大规模杀害，由于云南省主席卢汉软磨硬抗拖延时间到发动起义，才使这数百人幸免于难。

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是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千古功臣，但“西安事变”后，杨将军即被逼出国流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杨将军主动回国抗日，却遭到军统特务的秘密扣押，并被监禁十几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对杨虎城将军更加愤恨。决意在撤离大陆之前置之于死地。徐远举积极参与策划、布置屠杀杨虎城将军的密谋和行动，并在毛人凤召集的会议上提出，如果将杨虎城将军在贵州拘押地就地杀害容易暴露目标，应提押回重庆在集中营范围内秘密杀害，会议最后决定提押回重庆在集中营的松林坡秘密杀害。

当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的炮声打响时，保密局加快了“大破坏、大潜伏、大游击”部署，徐远举也明白国民党政权已无力支撑下去了，这时，他多次极力向当局和保密局鼓吹拖队伍上山打游击的重要性，提出把原中美合作所遗留下来的武器装备用起来，组成强大的游击武装，并在重庆解放前夕指使手下特务拼凑了数支流窜反共武装部队，如由他的副处长杨元森组建了“四一部队”，由刑警处长张明选组建了“重庆卫戍总部警备支队”，由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组建了“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第二支队等，但这些特务武装在解放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使徐远举的如意算盘落空。对于特务潜伏，徐远举以他对共产党和解放地区的了解，虽然认为没有什么大作用，但还是积极布置。亲自落实人员和寻找潜伏点，但所有潜伏的特务随着解放后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的自首纷纷落网。

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要求重庆守不住就要让它变成一堆废墟，徐远举积极执行，他拟订了对重庆进行大破坏的行动计划，得到保密局的认可并由保密局统一部署实施，徐远举也全力以赴安排力量加入其中。虽然由于中共地下党针对性地采取了组织护市、护厂、护校的行动，人民群众和社会民主人士也多方阻碍，特务的大破坏还是在重庆市区造成了破坏机器动力66754千瓦、各种器材67408吨的损失，并殃及民房无数和一些无辜群众的伤亡。

国民党当局在溃败之际，还制定了屠杀政治犯的方针，徐远举虽然后来承认当时认为国民党的败局已到了这个地步，再多杀人也毫无作用，徒增罪恶。但他还是积极、残暴地执行了这一方针，并亲自主持了重庆地区的大屠杀。他亲自主持拟订屠杀计划，开列屠杀名单，布置屠杀行动，于1949年10月28日至11月29日一个月时间内，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新世界临时监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看守所的政治犯进行了分批集体大屠杀，仅这一时期就集体屠杀了约287

人，光是11月27日下午至28日凌晨一夜之间，就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体屠杀了207人，连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能幸免，屠杀后，还放火烧毁了渣滓洞男牢房以图毁灭罪证，真是血债累累，恶贯满盈!

三、病死狱中

1951年，徐远举作为战犯从云南押送到重庆，关在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拘押地正是他曾经关押和屠杀革命者的白公馆，他与其他一些高级战犯关在楼上。真是天网恢恢、现世现报!

徐远举坐在白公馆大牢里，感慨万千，心情久久无法平静。这里的一切他太熟悉了，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不到一年前，他还在这里发号施令，决定别人的命运，生杀予夺全凭他一句话，而如今却沦为阶下囚，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狗，坐以待毙。如果说被关在云南的时候还不清楚共产党如何处置自己，现在到了白公馆这个与死亡连在一起的地方，自己杀人如麻，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罪孽深重，在与共产党的关系上，别人可以不死，特务不能不死，特务可以不死，他不能不死!这次必定死劫难逃。对狱方的管理和审讯，他采取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抵制态度。

但徐远举毕竟非常怕死。他一直认为自己血债太多，不杀是难以平民愤的。特别是读到报纸刊出了公审中共叛徒。并处以极刑的消息后，徐远举如坠冰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当时跟他“合作”过的中共叛徒都见了阎王，他这个主使人还能活多久呢?在白公馆楼上走廊上散步时，他指着原来特务屠杀革命者的松林坡对另一个犯人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

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所以当有一天所长宣布，让犯人整理自己的档案时，徐远举就认为处决的时间快到了。当时，徐远举的档案有约400张，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他还暗自揣测共产党一定是会在“11·27”大屠杀一周年纪念时公审镇压他。为此，当这个日子越来越近时，徐远举也越来越惶恐不安，像一只惊弓之鸟。凑巧1950年11月25日晚上，一个预审员把他从监房里提出来对笔录，在搬动桌椅时，不慎把一只茶杯打落在地，徐远举吓了一跳，顿时面容改色。念完笔录，徐远举在签名、盖指纹时，双手止不住地发抖。当天晚上徐远举仍心有余悸，睡着后几次惊醒坐起来，认为晚上与他对笔录，是为了赶在“11·27”处死他。然而时过多日，人民政府并没杀他，相反还针对他给予教育，给他指明出路。

正当徐远举努力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即使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也感受到了风暴的震撼。学习的内容变成了姚文元之流写的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文章，长期接触的可亲可敬的监狱干部成了牛鬼蛇神，一些对犯人的人道主义措施也取消了，一些已经特赦出去的战犯又被关进来，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徐远举感到特赦之路已成奢望，整个监狱被沉闷的空气笼罩着。

徐远举是战犯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人。当“文革”之风刚刚刮到监狱之时，在一次学习会后，他心事重重地对原军统大特务、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说：“我看这是一场难以估计的党内斗争。姚文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竟敢大放厥词，其中必有后台……预料大赦特赦都会告吹……”

说完，他几乎要哭起来。他曾有计划写一部关于他如何爬上宝塔尖端而又如何跌落尘埃的自述，已经打好腹稿，“文革”的来临打破了他的计划。他说：“我不知‘文化革命要革到哪年哪月，这样长期革下去，我争取新生的唯一希望。眼看将成泡影。我虽死无憾，可惜我打好的腹稿，尚未写成文字。”

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所在缝纫组交活，负责检验的人员认为徐远举做的成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要求他返工。个性倔犟、急躁难改的徐远举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埋三怨四，怀疑别人捣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过不去。当文强好意安抚他，并提出要帮他返工时，徐远举不但不领情。还暴跳如雷，大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说罢，如痴似呆，一言不发，好像万念俱灰一般。当晚，徐远举饭也没怎么吃，一直怒气冲冲，烦躁异常，当时是三九天。从来没有冷水洗身习惯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结果，半夜里始而床上翻腾，浑身滚烫，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继而进入昏迷状态。同室发现后，立即报告，监狱领导迅速率领医护人员来抢救，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但用药降低血压不见效。21日上午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时年58周岁零1个月。

徐远举，这个历史的罪人，在春天到来之前就这样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