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高考的时候，同一批既等大学，也考中专，我报考的是中专。当时成绩考得相对不错，能够上大专、大学，但是大学那个时候是师范学校，或者其他的一些文科学校，我觉得我喜欢工科，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中专，一个重点中专，叫德阳机器制造学校。

我下乡待了四年零九个月，老家是在新津县城里面的，初中毕业在农村下乡插队，以后就考上了中专。

我们这代人算是幸运的，赶上了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黄金时代。(在任教师期间)一些大型企业的、中央级的企业的厂长经理们，在我们学校进行三个月到半年的培训。而这个时候呢，我就教他们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这是个崭新的课程，为此我还建了我们学校的计算机室，买了第一台计算机。那时候为了电工教学的需要，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设计了一个音响，那个时候扩音器、音箱，市面上几乎还没有，买不到，我们就自己研究，自己生产，生产出了样品，而这个时候呢，偶然萌生了下海创业的念头，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

1979年，我们就拿了这个产品，找到当年下乡的古家村的生产队，想搞一个合作的公司，向乡长作汇报，乡长一听说：反了，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可能。就这样，我们死了这个念头。

没办法，我们把音箱又带回来了，成为学校安排实习的一个内容。我们组织学生实习生产这个音箱，然后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老百姓还排队要买我们的产品。这个产品确实特别好，功率也比较大，成为四川省科技创新产品，还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假设那个时候允许做的话，或许我们的主业是电子产业。

这是第一次创业，夭折了，夭折就夭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被我们的乡长叫停了。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只不过萌生了一个想法而已，就是说比较早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创业的冲动，而且付诸行动做了一些事，虽然那次创业没成功。

二

我家四个兄弟，分别叫言、行、美、好，我叫刘永好。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发现机会来了，以前音箱的设想被抹杀以后，我们一直没死心，一直想做一些事，然后就看等。后来发现，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开始有了专业户。他们开始种两种蔬菜，种两种水稻，开始养兔、养鸡。

我想农村的农民能够做，而我们比他们有更多科学知识。我们也年轻，应该去闯一闯。后来就买了一些鹌鹑开始养，首先在自家的阳台上养，养到一定规模以后，就集中起来养。这时候我们兄弟几个一块儿商量说干起来吧，这大概是1982年年底的时候，快到冬天了，兄弟几个一块儿在古家村，旁边有一个泉水沟，泉水沟旁边有一棵麻溜树(音)，那个麻溜树是川西最常见的一种树，兄弟几个就在那儿聊天，聊聊聊，总想做点什么事。我们说现在农村开始有专业户了，我们可以科技兴农、科学养殖，可以帮助农民做点事。也能够证明自己的能耐，也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兄弟几个，当时都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有的在政府机关工作，老二是当教师。我也是当教师，收入在当时比较起来还不错，我还有个哥哥，在军工企业里边做工程师。

我在成都的青石桥，开了一个鹌鹑销售中心。那时候我母亲还健在，她就坐店，我就专门出去跑市场。我买了我们的第一辆汽车，这有可能是中国的私营企业买的第一辆汽车。然后我坐这个车，非常神气，到处去推销，我们的产品甚至卖到国外。那个时候《人民日报》也有报道——《小鹌鹑带出大市场》，新华社内参也有报道，说我们走出一条路子，靠养殖业，靠科技兴农，我们的创业带动农民致富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成长，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桶金。

在这个期间确实挫折、困难非常多。首先我们创业没钱，当时我的工资是38元，当时都是那么多，应该说是不错的了，但是38元够什么呢，我们几个兄弟，卖掉了手表和自行车，凑了一千块钱，开始了我们的长征。一千块钱能买什么呢，孵化机一万多、两万元，大大不够，租房子也不够，什么都不够，没办法，我们白手起家。怎么白手起家呢，我们选择了当年下乡插队的顺江乡古家村，因为我三哥的家在那儿，那样就不需要盖房子，而且和当地的关系特别地好，生产队、农民对我们很支持，我们又带着这个想法去找了县委书记，这次没有找乡长了，直接找县委书记，得到县委书记对我们的肯定，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创业。

我们几个兄弟商量好，以古家村我三哥所在的这个家为创业的地点，做什么呢?种蔬菜。刚好他有三分自留地，那么不用买地、不用租地了，三分自留地种西红柿，种花菜，种白菜，确实种得非常好，市场也特别地接受。当时希望不单单种菜，而且是制种，后来发现种植业规模太小了，给三分地搞不出什么名堂，于是就想什么能够扩大规模呢?养殖业，我们一直在养鹌鹑。把鹌鹁的规模做大，但是鹌鹁的养殖有一个周期，我们就开始养鸡。

接着到处去收购良种，那个时候国家进口了一批叫做红菠萝鸡(音)，是一个良种的肉蛋鸡，我们去收购这个种鸡蛋，它分散在成都周边各个县，我们用比较高的价格收购。我当时就负责收购，很辛苦，骑个自行车，带一个竹筐子，一天要骑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跑很多地方去问，谁家养了这种良种鸡。有人说他家养了，去看结果不是的，然后又找。确实找到了，我们就跟他签订了合同，以市场价格的一倍来收他的蛋。因为一般的鸡蛋价格并不高，我们用多一倍的价格来收，他很高兴，然后我大概每三天走一圈去收购。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大概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收了两百多个蛋，满载而归了，我也很高兴。突然一只狗跑过来咬了我的脚后跟一口，我一疼就摔下来了。鸡蛋只有一个是好的，其他全部摔坏了。气得不得了，捡了一块砖头向那个狗扔过去，追着狗跑了好大一圈，心里面总算稍微平静了一些，就这样拿着仅存的一只蛋回到家中，到家已经快凌晨六点了，像这样的故事很多。

我们满怀信心地开始了创业，但是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大。那个时候不知道应该去成立公司，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司，没有私营公司，我们只是以专业户的名义，专业户那时候是不用登记的，只要生产队同意就行了。我们跟生产队队长讲，他说没问题，你搞种蔬菜、养鸡、养鹌鹑，没问题，很朴实，就被批准了。这样做做做，发现我们应该可以做得大，我们有很多优势，有科学技术，又有干劲，又比较能够跟市场沟通。

很快生意就做大了，当时规定聘请不能超过八个人，实际上这中间我们也闯了很多的红灯，很快我们就超过了八个人，两年以后我们是十个人、二十个人、八十个人、一百个人了，那个时候按政策说这是不允许的。后来允许成立私营企业了，我们是四川省第一批私营企业，有可能是全国第一批私营企业。

大概是1992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被批准成为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分管的是一位姓甘的副局长，我还专门拜见了他，他还到我们公司看了，非常谨慎，就看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规模，是不是有这样的实力，考察结束后希望集团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到1995年的时候，国家工商局评中国私营企业500强，希望集团被评为中国私营企业500强的第一位。

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第一：中国第一批下海的企业家，尽管当时不叫企业家，我们是第一批以专业户的名义下海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私营企业；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当时买汽车，是全国第一辆(私营企业的)小轿车，那个时候国家从苏联进口了一批拉达牌轿车，是按计划分配的。当时我需要啊，因为我们卖鹌鹑蛋，卖到全国各地，需要有车，很多地方坐公共汽车太不方便了，而且我们规模也比较大了。为此我就去找那个卖汽车的，叫做西南机电公司，专门做汽车贸易的。他说拿计划条来，我说买汽车要计划条?他说当然了，这是计划分配的。我说找哪里分配?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新津的。你们新津我查一查有没有，翻了半天，新津县一辆都没有，他说新津没有。我说新津没有怎么办呢?他说你找省里吧。我找省里谁啊?他说你爱找谁找谁去，没办法。恰好我们四川省的省长蒋明宽到希望集团公司来考察，发现我们做得挺好的，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就说省长，我们需要一辆车。听说要凭计划。是不是你能给我们开个条子批个计划，我们买一辆车。他说这个事我回去给班子讲一讲商量一下，他还不敢当时表态，回去以后我们给他秘书打电话，后来批准了，省长亲自给我们开了一个条子，我们买了中国私营企业的第一辆小轿车，拉达小轿车，我记得当时的价格是二万八千三百块钱。

这里面还有相当多的故事，我们是第一个在墙上做广告的。当时要卖鹌鹑蛋，要卖小鸡，怎么样告诉大家呢?我们就找电视台，电视台说不可能啊，现在电视怎么能够做广告，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允许。我们找《成都日报》，《成都日报》说我们是党的喉舌，哪能够做你什么鹌鹑蛋的广告，绝不可能。我们又碰壁了，怎么办呢，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告诉大家，我们找到乡里面的广播站，他连广告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跟他说我们要做广告，他说广告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也不允许，你们要宣传可以，你们是科技兴农，你们写稿子来，我帮你们念没问题。我们想老半天写了稿子，广播站帮我们念了，大家觉得挺好。产品怎么让更多的人知道呢?电视台不允许，电台不允许，报社不允许，我们自己做总行吧?!后来就借了一台油印机，那个时候因为我当过老师嘛，经常给学生印作业啊试题啊，就是那种丝网的油印机，向学校借的，然后自己刻蜡纸把它印好，印好后往电线杆上贴，效果挺好的，但是贴在电线杆上经常下雨，下场雨就没了，南方雨水多。我们就往农民家的门口贴，因为门口刚好有屋檐挡着不会湿。农民就不高兴了，他说你写的什么东西，黑黑的，一点也不吉利，你给我贴门神还可以。

这句话提醒了我们，我们就开始用红色的油墨，然后画一个门神，写上宣传资料，“玉溪良种鹌鹑、良种鸡来帮助农民”就这样的广告，开始贴门神，贴了门神农民特别喜欢，因为农民过年的时候，都喜欢在家门口贴门神，都要红红的。那个时候又不好买，而且还要钱，我们给他贴上去他觉得很高兴，这样我们就用贴门神的形式，在家家户户门口贴上这样的广告。很快我们的产品就被大家接受了，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广告。贴油麻纸刻的东西，太小而且质量也不太好，只能够在较小的范围内传播，于是我们就开始在墙壁上刷广告，这个时候希望公司已经开始生产鸡饲料和猪饲料。我们就想出一个广告词，叫“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是搞营销的，负责对外，我就把这个广告词在农村土砖墙上刷上去，农民很高兴。原来土砖墙黄黄的、黑黑的，刷上红色的广告、白色的涂料，他觉得挺洋气的、挺好的，他也不要我们的钱，那么我们只需要画的钱就行了。大概我记得当时就是请一个人，然后请十个人，全省各地到处画这个广告。一段时间，在四川的农村，见到的几乎都是“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的广告。

四

1992、1993年我们已有一定的规模了，这个时候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应该就地求发展还是应该走出去，到更大的市场空间里求发展?当时我就认为我们完全有这种可能，把我们的技术、品牌、管理复制到全国。二哥他也是同样的观点，但是其他的兄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老大叫刘永言，他是电子工程师，他觉得应该在电子高科技领域求发展，所以他把主要的领域放在电子和高科技领域了；而三哥觉得在四川发展最好，所以内部做了调整，我和二哥就开始在全国各地求发展。

到1995年，我们企业规模已经比较大了。当时我们都没有明确我们的股份是多少，每个人都一样的，都一块儿去做，大家叫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制度，没有一个完整的治理结构，随着企业的发展我们认为应该健全了。所以到1995年的时候，我们内部又进行了一次产权的清晰和调整，组建了属于我们各自的公司，那时我就组建了新希望集团。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始有了股份制的上市公司。我想我们应该去争取，几个兄弟一块儿讨论后大家都支持我的意见。然后我就以新希望集团下面从事农业的一部分公司为主体，请了一些中介机构来辅导，接着向四川省政府做了汇报，后来我们就成为四川省第一家上市的私营企业公司。新希望农业股份公司是第一批被证监会批准的农业类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很荣幸。

我们的上市公司只是集团的一个部分，我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我们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通过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来引导和指引我们集团的运作，我觉得非常好。这几年我们在规范治理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跟我们的上市公司十来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们是最早创业的一批私营企业之一，也是最早成立私营集团公司的企业之一，也是最早成立和组建上市公司的私营企业之一。我担任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政协的常委，还担任了两届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对私营企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也通过政协，通过工商联，每年向党和政府提出至少五个提案，这些提案和提议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1994年的时候，我在北京联合了十位民营企业家，倡导和发起了扶贫的“光彩事业”，现在十多年了，“光彩”扶贫事业

已经成为我们民营企业对社会作贡献的一种主要的形式。而我们民营企业家也通过“光彩”扶贫事业，为贫困地区，为西部的农民朋友，作了相当多的贡献，受到了联合国的认同，也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支持，更受到了我们广大的贫困地区农民朋友的认同。而在“光彩”扶贫事业的旗帜下，我们在西部投资已超过了十六个亿，为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应有的贡献。

在禽流感的时候鸡价大跌，鸡没人要了，我们坚决地执行了跟农民签订的协议，为此付出了亏损一亿六千万元的代价，但是我们赢得了市场，赢得了农民朋友，赢得了产业链的发展。今年我们这个家禽产业链将会得到极大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五亿只鸡的规模，产业链的销售将会超过140个亿，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就是通过产业链的建设，来联系农村帮助农民，实现新农村建设的飞跃，打破传统的庭院式的经济，向着现代的、规模的、科学的养殖业方向发展迈进的。

在1994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的时候，我联合了一些民营企业向国家提出了一个提案，组建一个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商业银行。最后国家同意了这个提案。1996年，我们组建了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十多年来，民生银行发展得非常不错。这是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银行，更是我们国家金融改革的一个试验田。我们的投资也取得了极大的回报，我想更重要的是它为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商业银行的多样化管理，商业银行的不同所有制的设立等等奠定了一个基础，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借鉴。我觉得民生银行的投资和实践，不但取得了回报，而且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我们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企业该怎么发展，往何处走?当然我们希望企业做得更大一些效益更好一些，但是更大一些效益更好一些究竟是为了什么?最近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思索要在社会责任方面做些突破。从2005年开始我们开始编制企业的社会责任年报，2006年正式编印，通过社会责任年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来一个规范，来一个约定，来一个梳理，来一个治理，我觉得对于民营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5月，我应比尔·盖茨先生的邀请，到他家作客，并且参加了微软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举办的一个峰会。我跟比尔-盖茨先生、巴菲特先生，以及近百位世界顶级的企业家们在一起沟通，一起交流，一起探讨企业的社会责任，探讨可持续发展，探讨环境保护，探讨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的发展，探讨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我听了比尔·盖茨先生的讲话，听了巴菲特先生的讲话，也听了其他的一些CEO和董事长们的讲话，受到了非常大的启迪。这是一个封闭的会议，参加的都是CEO本人；这也是个开放的会，讨论的话题也非常地开阔。

2007年我们集团做出了一个规划，销售要超过500亿，希望在五年、十年的时间里打造成世界级的农牧企业。另外还在化工业、金融投资业、房地产业这些方面作了一定的投资，也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有很多的生活习惯，已经打上烙印了。我小时候家里面很穷，我家的兄弟姐妹又比较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母又受到冲击，生活是很艰苦的，20岁以前几乎都没穿过鞋。我们这代人并不太追求品牌啊，享受啊，小时候的这些烙印。已经牢牢地植根在心底了。到现在为止，我仍然喜欢吃家乡的菜，穿普通的鞋、衣服，我觉得车子是一种代步的交通工具，没有必要特别好。特别是我们是以农产业为主的企业，朴实一些可能更好一些。

我们这代人，都是50、60年代出生的，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经历了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因而我们更能吃苦，更能务实，更懂得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更懂得珍惜利用现在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