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强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关于江南漆文化命题的探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江南”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界定问题，然江南在历史上是一个涵义宽泛、变动不居的地理概念，学术界至今仍然存在不同认识，严耀中先生曾对此作了简要的概括：“历史上所说的江南大体上范围有指长江中下游或长江下游两种说法，后来还有仅指苏南及杭嘉湖平原的。”①李伯重先生则进一步指出，江南地区的划分依据在于它不仅有天然屏障与其他地区间隔，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②。文章从我国古代漆文化发展的一体性与延续性角度，以长江流域为基础，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重点，进行江南漆文化的探寻，事实上各个历史时期江南地区的漆文化中心均位于长江沿岸。或许是自然的造化，上古原生态文明地带的中轴线北纬30度正好与江南地区中轴线重叠③，而水泊稠密、气候湿润、嘉木柔材广布的江南地区成为漆艺原材料的重要产地，为绵延数千年的漆文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④因此器物文化是生活文化的代表。而漆文化的发生正是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据此，江南地区漆文化发展可以分为这几个历史阶段。第一，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为发生与缓进期，是漆器由早期实用性特征向祭祀与礼制用器的转型期，其文化背景主要由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夏商周文化等构成；第二，春秋战国至魏晋是漆文化的第一个繁荣期，其主要特征是漆器由礼器转变为贵族阶层的日常生活用器，晚期出现向艺术化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楚文化、汉文化对江南地区漆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南北朝是漆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形成了实用性与艺术化漆器二元分流局面，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与宋型文化成为影响这一时期漆文化的主要因素。实用性漆器成为民间生活用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艺术化漆器成为贵族生活中的观赏器物，并且后者逐渐成为漆文化发展的主流。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传延进程中，无论是漆器技艺的发展与成熟，还是漆器功能由实用性向精神性、审美性的演变，江南地区漆文化均完整地呈现了我国古代漆文化的演进轨迹。

一、江南地区漆文化的发生与缓进期

漆字最早写作“桼”，甲骨文中的“桼”记录了人们爬在漆树上割漆的情状，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漆树的生长、漆液的采割与干燥过程与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才增加了三点水偏旁。江南地区气候温润多雨，非常适合漆树的生长。而漆液一旦干燥后具有绝佳的防水防腐的功效，这正是漆液被江南先民运用于器物髹涂的最初原因，河姆渡木胎漆碗能历经七千年而不朽是最好的说明。

就考古发现而言，江南地区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发现最早的漆器的地区，时间为新石器时代前期，地点有两处，第一是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和缠藤篾朱漆筒形器，距今约7 000年左右⑤，第二是江苏常州圩墩出土的漆筒形罐和喇叭形漆器等，距今约5 500年左右。这反映了江南地区漆文化多点分布的特点，而且从其“依稀可见的漆文化源头”⑥判断，江南地区很可能是我国漆文化的起源地。至于我国漆文化起源的具体时间，著名漆器研究学者陈振裕先生在论述漆文化的源流问题时，则把河姆渡文化朱漆木碗归为“流”的范畴⑦，其最有力的证据是漆碗髹涂中红色朱砂的成熟运用，这使得我们相信之前肯定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黑色素器时期，也使得对于漆文化的“源”有了更多的期待。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漆文化已经在上古神话时期的历史中留下了印记。尧的长子为丹朱，而髹漆有“丹朱而后成之说”，即髹丹朱色漆是红色漆器的最后一道工序，而丹朱因未能如尧所愿成“器”，最后被流放到遥远的南方⑧，这为江南地区漆文化历史增添了一个凄美的传说。

《韩非子·十过》篇中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奢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祭器，黑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菌，蒋席颇缘，觞酌有彩，而樽俎有饰，此弥奢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这反映了漆器由早期作为单一食器的原始实用性转化为祭器的漆文化进步现象。尽管引发了政治上的动荡，但作为一种先进文化的象征，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新石器时期后期，江南地区漆文化分布区域进一步扩大，在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遗址中都发现了它的身影，而且在漆工艺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陶胎、彩绘、镶嵌等新工艺，如江苏吴江团结村出土的漆绘彩陶杯和梅堰出土的漆绘黑陶壶等。而浙江余杭瑶山出土的朱漆嵌玉高柄漆杯则最为重要，该器工艺精湛，木胎器壁仅为3 mm左右，在杯体与圈足的结合部及圈足近底处的外壁，分别镶嵌有平面椭圆形、正面弧形突出、背面平整的玉粒一周，从其形制和装饰看，良渚文化的漆器已经和玉雕结合，已经完全脱离了实用器范畴，成为一种象征地位与权力的礼器，这无疑是我国漆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⑨。夏商西周时代漆器目前在江南地区发现很少，较有代表性的有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彩漆雕花木板遗痕，以及湖北蓟春出土的西周漆画杯等，与同时期中原地区漆器比较，亦具有鲜明的礼器特征。

二、江南地区漆文化的第一繁荣期

江南地区漆文化的第一繁荣期可以分为春秋战国与秦汉两个阶段，此后受战乱及陶瓷工艺逐渐成熟的影响而步入发展低谷。春秋时期江南地区出土的漆器数量虽然不多，但从湖北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的春秋中期漆器看，其制作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对江南地区数千座战国时期楚墓的考古发掘，春秋战国时期的漆文化发展特点逐渐呈现出来。第一，漆文化遗存分布广泛，楚文化是这一时期漆器艺术的代表。迄今为止出土的春秋战国漆器集中分布于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等省，几乎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楚地的鄂西、湘西、川东是优质漆原料的重要产地，这为楚地漆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楚文化特有的器形如虎座飞凤、镇墓兽、木雕鹿以及漆乐器等代表这一时期漆器艺术的最高成就，瑰丽奇异的楚文化为这一时期的漆器艺术注入了充满激情的精神动力。第二，随着伦理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变化，漆文化开始褪去神性外衣，逐渐融入上层贵族的日常生活。如战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漆器出土于长沙浏城桥1号墓，共计99件，其中日常生活用器只有几、梳各两件⑩。而在战国中晚期墓葬中，日常生活用漆器的比例已经迅速增加，批量化生产的漆器已经出现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逐渐取代了部分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漆器种类从乐器到车马兵器、生活器具，几乎无所不包，漆工艺也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贴金和铜筘技术也已经出现。而且本漆和色漆精制技术也更加成熟，调配的色漆更加鲜艳，使楚地奇丽诡秘的艺术观念通过漆绘艺术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楚国各式漆绘艺术中，最常见的艺术形象是凤鸟纹，这源于楚人尚凤的祖先崇拜意识，而“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也成为楚人立志图强精神的真实写照。

秦汉时期是江南地区漆文化由崇礼到尚用的重要转型期。漆器已经在上层社会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是我国古代漆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主要特点有：

第一，漆文化遗存已经遍及江南各地，而且先后形成了蜀郡、广汉郡和广陵郡等几个规模庞大的漆器生产中心。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出土漆器超过百件以上的墓葬几乎分布于江南各地，主要有湖北云梦睡虎地、长沙马王堆、长沙咸家湖、扬州凤凰河、江苏盱眙、安徽天长县、阜阳双古堆等等。蜀郡、广汉郡、长沙郡和广陵郡是西汉早期与中晚期漆器生产中心，其生产的漆器不仅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随着汉朝军队的远征其影响往北扩展到中原地区和朝鲜半岛，朝鲜古乐浪地区一些漆器上有“蜀郡作牢”的题记，这种影响甚至可能波及到了日本。

第二，承秦制，袭楚风，漆器的尚用意识进一步增强，而且向世俗化演变。原先楚国专供殉葬的虎座飞凤、镇墓兽、木雕鹿以及漆乐器在睡虎地秦墓中已经不再出现，含有浓厚礼制意味的漆俎、漆禁在马王堆汉墓中也已销声匿迹。有的漆器则从礼器演化为实用器，以漆匕为例，匕是祭礼仪式中的重要用具，《仪礼·士丧礼》载：“匕，所以别出牲体也。”即匕是从鼎中取出牺牲置于俎上并具有切割功能的专用工具，所以殷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匕形呈叶片状，边缘薄且锐利。随着用鼎制度的瓦解，匕体前端由扁平开始凹度加深，这样可以在日常饮食中从容器内舀取羹、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匕已经呈簸箕形，接近于匙，因此，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匕部》载：“匙，匕也。”在漆器的日用化发展趋势中，楚文化对江南地区漆器的装饰艺术风格依然有着重要影响，这一方面与楚国疆域一度拥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全境有关，楚国历史上曾三次迁都，因此楚文化的影响几乎遍及了江南地区；另一方面，秦对江南地区统治时间前后不过20来年，楚人对秦文化的抵制是相当激烈的，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谚语，因此秦对江南楚文化触动不大。此外，汉初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均出于楚地，上层社会对于楚文化的喜好可想而知。因此，汉初漆器艺术在强调实用功能的同时，装饰手法则以楚漆器艺术风格为基础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其中以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漆器最具代表性，其实用的器形与神秘怪诞的纹饰风格，可谓是既承秦制又袭楚风，达到了“实用性与艺术感染力完美的结合”。

第三，汉代是我国漆工艺语言系统的初步形成期，许多技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漆文化作为汉代生活文化中最突出的表征，也成为反映当时思想文化观念的重要途径。脱胎、棬榡制胎技术，以及“银口黄耳”的筘器技术在汉代已经相当成熟。而金银片镶嵌技术是唐代“金银平脱”工艺的滥觞，针刻工艺则为后来填漆、戗金工艺奠定了基础，西汉中后期，金银、玛瑙、象牙、云母、玳瑁等多种材料开始被镶嵌在漆器上，更是开创了后来“百宝镶嵌”工艺的先河。漆器作为贵族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同时，自然也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受当时流行的神仙升天思想影响，羽人、龙、白虎、梅花鹿、青鸟、灵芝、云气纹等瑞兽图案成为装饰的主要题材，一幅幅幻想中“驾蛟龙，乘浮云，白虎引兮直上天”的神仙境界，寄托了人们对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美好理想的追求，其中以广陵郡(今江苏扬州)汉代晚期墓葬出土的漆器最为典型。此外，传统礼教观念在汉代晚期至三国时期的漆器中也有大量的反映。由于早期瓷器的发展以及社会动荡因素的影响，漆器在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降低。但安徽天长三国吴将朱然墓出土的漆器表明，蜀、吴两地依然是这一时期漆文化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江南地区漆文化第一繁盛期的最后余辉。尽管魏晋南北朝江南地区出土的漆器数量较少，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其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此后漆文化的再次繁荣有着重要意义。

三、江南地区漆文化第二繁盛期

器物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连，古代漆文化重心在隋唐以后不断南移的原因就是江南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唐代安史之乱更是成为南北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在此后的晚唐、五代十国及南北两宋时期，与北方相比，江南地区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更是为经济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宋以后的江南地区已经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最为富庶的地区了，江南地区漆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第二个繁盛期。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漆文化的首要特征是形成了实用性与艺术化漆器二元分流，前者是指以实用功能为主的民用髹漆工艺得到普遍发展，艺术化则是指在上层社会生活中，更加注重漆器的审美功能，并且这也成为此后漆文化发展的主流。民间髹漆工艺的普遍发展源于国家对于手工业控制的减弱以及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汉代的漆器生产主要还是为国家所控制，其实用性也主要体现在贵族的日常生活中，并未普及至社会各阶层。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实用性漆器大规模向民间生活用器发展。《南齐书·卷十五》中载有南朝齐武帝永明时，梁州刺史崔永绪私造带“日”字款的漆器，后散于宗族，以至于“日字之器，流乎远近”，可见漆器数量之多。隋唐和宋明时期民间手工业与官营手工业的两次盛衰兴替更是大大促进了江南地区民间髹漆工艺的迅速发展。江南地区在宋代已经形成了密集的商业城镇，包括苏、皖南、浙江、江西、上海的商业城镇从数量到发展水平均处全国前列，是最重要的经济区域。漆器的买卖与使用已经普及至社会各个阶层，宋代的城市里就有许多根据不同作法而分别设立的漆行，如“犀皮行”、“金漆行”等，民间漆器需求量之多、普及之广可见一斑。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小有产阶层的人数不断扩大，他们成为这类漆器的主要消费群体。此外，实用性漆器由于其质朴耐用的特性还得到了士人阶层的喜爱和推崇，早在晋代，王羲之就对色泽深沉雅致的绿沉漆非常喜爱。随着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他们倡导简雅平淡的审美理想和勤劳、俭素的生活方式，质朴耐用的素髹漆器既符合他们的心理需求，也与他们将儒学世俗化、生活化和实用化的原则不谋而合。

与简素质朴的实用性漆器不同，艺术化漆器呈现出华丽丰腴的审美特点，它与实用性并行发展，这反映了宗白华先生所说“两种不同审美风格并行发展”的论断。这种现象在宋代表现最为明显，以致于有的学者曾认为“宋代工艺将实用和欣赏前所未有地分离了”。这类漆器的审美功能大于实用功能，有的纯粹是为了观赏。反映在工艺上则是髹漆技术居于次要地位，而雕琢镶嵌技术占据主导地位，如金银平脱、戗金、雕漆和百宝镶嵌等。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用材昂贵、奢华，而且工期漫长，深受贵族与上层社会的喜爱。金银平脱在唐代曾经风行一时，以致于肃宗和代宗曾两次下令禁造。随着宋以后实用性漆器逐渐退出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艺术化漆器成为漆文化发展的主流。

其次，这一阶段江南地区漆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古代漆文化最重要的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当时许多重要的漆器生产中心位于江南地区，其中以扬州最为著名，在西汉中晚期它就是重要的漆器生产中心。隋唐时期，位于水陆商道结合点的扬州已经成为两京以外最著名的手工业商业城市，其商业之繁盛有“扬一益二”之誉。据《新唐书·地理志》中所列扬州的24种贡品中，就有金、银、漆玉之器，史载唐僖宗时扬州盐铁史高骈曾一次向长安输送漆器达数万件之多。商业的繁盛及历史上漆文化的积累，使扬州最终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漆器生产城市，并且延续千年一直至今。唐代工艺美术极为兴盛的商业城市还有襄州(湖北襄阳)、洪州(江西南昌)、润州(江苏镇江)、宣州(安徽宣城)、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他们大都位于江南地区，漆器生产均是其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宋以后，南方的工艺美术水平已经开始全面超越北方，江南地区城市如襄州、温州、杭州、临安、江宁、苏州、嘉兴、吉安、扬州等都曾是各个时期重要的漆器生产城市，许多漆器上都标有这些地名和作者的题记。

第二，一些重要的漆器工艺与漆艺名匠也大都产生和生活于这一地区。金银平脱、素髹、戗金、雕漆、百宝镶嵌是这一阶段重要的漆艺技法，金银平脱技法源于汉代漆器中金银薄片贴花，这种技法在扬州出土的汉代晚期漆器中运用得最为成熟，唐时金银平脱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漆艺装饰技法，被运用于许多不同材质的器具表面，其中尤以金银平脱铜镜最为知名，扬州作为当时重要的铸镜中心曾生产了许多此类铜镜，如《朝野佥载》曾载中宗敕扬州造饰以金花银叶的“方丈镜”，《太平广记》亦记载了天宝年间扬州买卖“漆背金花镜”的事例。素髹与戗金代表了宋代两种不同的漆艺审美观，素髹在中小有产阶层中使用广泛，并为文人士大夫们所推崇，戗金源于西汉锥刻，成熟于宋元，有明显的皇家院体画风格，反映了传统艺术写实化趋势，元代嘉兴西塘彭君宝的戗金作品曾名噪一时。从出土实物看，它们的产地大都在温州、杭州、临安、江宁、苏州、常州等江南地区。雕漆产生于唐代，在宋元明三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以元代嘉兴西塘张成、杨茂，明代新安黄大成、杨仲清几人贡献最大，并且为明清两代雕漆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张成之子张德刚后为明成祖授营缮所副，对明代北京雕漆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百宝镶嵌源于汉代漆器多宝镶嵌，由于明代扬州著名漆工周翥精于此技，又有“周制”或“周嵌”之称，此后清代扬州著名漆工王国琛、卢映之、卢葵生继承发展了周翥的技法，使之成为扬州具有代表性的漆艺技法，一直延续至今。由于元以前的漆工姓名多已失传，除上述一些以外，江南地区明清时期漆艺名匠还有歙县人徐履安、常熟人杨士廉、金陵人杨埙、扬州人江千里、梁福盛等人，占尹文先生于《漆水寻梦》一书所载漆工名录之大半，可见江南地区漆文化之兴盛。

第三，漆艺专著《髹饰录》为漆文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传统观念中“重道轻器”思想的影响，手工艺一向不被文人所重视，因此相关的理论专著更是凤毛麟角，但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早在五代末就有南唐朱遵度所著《漆经》一书，可惜未能流传。明代隆庆时新安名匠黄大成所著《髹饰录》成为目前存世最早的漆艺专著。此书上溯唐宋，下及明代，将各类漆艺技法作了简练而科学的分类。明代天启五年，嘉兴西塘漆工杨明又对此书进行逐条加注，并撰写了序言，嘉兴西塘是元明两代重要的髹漆工艺地区，杨明继承了优良的传统，对各种髹漆技艺有着深入而精到的研究，他的注解使《髹饰录》一书内容更加充实完备。由于明代是我国漆艺发展较为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其产业规模巨大，技法上更是有着“千文万华”的工艺面貌，品种之多超越了前代，另一方面，明代也是漆艺技法开始片面发展的时期，雕填镶嵌类技法成为主流，这影响了漆文化发展的全面性、丰富性。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髹饰录》一书对全面保护与传承古代漆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四、结语

我国是世界漆文化的发源地，江南地区为漆文化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与丰厚的精神动力。虽然中原和北方地区的髹漆技术曾一度领先，但是楚、汉文化熏陶下的江南漆文化却奏响了最为华美绚丽的浪漫主义篇章，成为早期传统漆文化的主旋律。如果说浪漫主义反映了江南地区漆文化的青春与躁动，那么胡汉交融、理学盛行则使江南地区漆文化形成了唯美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重品格。漆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器物文化始终与生活文化紧密相连，尽管因商品经济的影响使代表唯美主义的艺术化漆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象征理性主义的实用性漆器则逐渐从生活用器中隐退。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完整的实用性漆工艺早在北宋时期已经被应用于建筑、园林的装修和家具制作中，明式家具因此成为传统家具之典范，江南地区大规模的园林营构活动更是为这种漆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用性漆工艺由此也从更大的范围内服务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随着明清时期对外文化经贸交流的频繁开展，江南地区成为传播我国传统漆文化的重要地区，对欧洲与东南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为促进我国漆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随着我国对传统工艺文化研究的逐渐重视，对江南地区漆文化的研究必将对我国传统漆文化的发展繁荣起到重要作用。

注释：

①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②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01页。

③张正明：《在北纬30两侧》，《长江论坛》，1996年第6期，第6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2页。

⑤战国时期魏国官修史书《竹书纪年》中有黄帝时代以漆书写文字的记载，黄帝时代距今约7 000～5 000年左右，与河姆渡文化出土漆器时间大致相当。见陈建宪：《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三联书店，1994年，第191页。但因缺乏考古实物证据，故漆艺史均把河姆渡朱漆木碗作为目前最早的漆文化实物遗存。

⑥诸葛铠：《墨朱流韵——中国古代漆器艺术》，三联书店，2000年，第7页。

⑦陈振裕：《楚文化与漆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3页。

⑧尹文：《漆水寻梦》，书海出版社， 2004年，第7页。

⑨陈振裕：《先秦漆器概述》，见《中国漆器全集》，福建美术出版社，1995年，第3页。

⑩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