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周文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1924年5月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不久又发表了《幽默杂话》，在中国文坛最早提倡从外国文学中引进“幽默”，于是中国现代文学也就有了幽默作家与幽默作品。30年代林语堂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时候，又再次大张旗鼓，提倡散文的闲适笔调与幽默情趣，并且围绕着他的文学主张，集结了“语丝派”的班底以及一批散文作家，形成了以林语堂、周作人为首的“论语派”作家群体，包括孙福熙、孙伏园、章川岛、章衣萍、邵洵美、俞平伯、潘光旦、冯文炳(废名)、刘半农等，掀起了一股“幽默文学”热。当“论语派”在文学史上沉落之后，真正写幽默散文且有成就的散文作家就很少见了。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了余光中先生而引以骄傲。他是一位独具幽默风格的散文家，《催魂铃》、《我的四个假想敌》、《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均是其名作；笔者以为最好的作品当是《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假如我有九条命》(以下简称《假如》)，诚然也是一篇非常难得的精品。

一篇优美的散文的诞生，往往源于作家的奇思妙想，那种灵动的感觉会使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而后灵动的思想、美妙的词句就会喷薄而出。《假如》由一个联想而起感兴，从“猫有九条命”而产生了作者对自己生命的眺望。这里有必要介绍关于“猫有九命”的一些传说，因为这对理解这篇散文，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题。

世界上很多国家有关于“猫有九命”的传说。在欧美流传造物主派其使者希瓦之神赐猫“九命”的说法；英国人则把“猫有九条命”列为本国谚语。《佛经》上有两处记载。一处说：“佛正集诸弟子讲经，有一猫蹲佛座下，屏息静听。弟子有询佛缘故，问此猫是否亦通经典？佛曰：猫有灵性，其命有九，人只得其一。故猫之灵性，殊非人类可及耳。”另一处明白地指出：“猫命有九，系通、灵、静、正、觉、光、精、气、神。”故此，信奉佛教的国家都有猫有“九命”之说。中国还流传“九命猫妖”故事：猫每过九年就长出一条尾巴，历九九八十一年，就会长出九条尾巴来；随后它就会魔化成人形，变成九条命了。这些传说差不多与宗教关联起来，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生命长度的眺望，也许正出于这种生存的期盼，人类在自身的文化意识里似乎把猫当成了生命图腾，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把它的族类永远当成自己的宠物与朋友。至于在文学作品里表现猫、描写猫、借猫说事则随处可见，有的则直接把它作为作品主要表现的隐喻、意象与对象。如老舍的《猫城记》、钱钟书的《猫》、梁遇春的《猫狗》、孙犁的《猫的故事》、宗璞的《猫冢》、残雪的《索债者》等等。然而，从猫的“九命”联想到自己“假如”拥有的“九命”，这是散文创作中的绝无仅有；唯其如此，《假如》这篇散文才有了“人人意中有，人人笔下无”的新颖创意，才有了属于余光中个人的艺术创造。

“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可想，平常生活中的余光中是很忙的。学者、教授、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等等头衔加在他的头上，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往往顾此失彼。该做的事不能尽力去做，不该做的事又违心地占用他的时间，整天都处于“穷于应付”的无奈与烦恼之中。作者拥有“九条命”的“假如”，是感叹人生苦短；更是感叹个体生命深陷于各种关系网中，面对社会、人生、事业、家庭等诸多方面的那般无奈和烦恼。正是这种感叹，才令作者痴人说梦，有了“九条命”各司其职的戏说。

文章一一列说“九条命”的用处。第一命，用于“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以丹麦王子哈姆莱特的话说，“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作者在这里所说的“现实生活”，是指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一份公职。自然这是为社会为民众作奉献，但得委屈服从官僚管理机构的繁缛管理，并且忍受文牍主义的耗命和烦恼。假如以九命中的一条命来应付，也就少了自己的烦恼。第二命，用于侍候九十多岁、半昧不明的父亲与年过八十、“断了腿”的岳母。假如以九命中的一命事亲尽孝，年年岁岁、时时刻刻侍奉左右，拳拳以尽自己孝子孝婿之心，那就是一个“老莱子”式的好儿子、好女婿了。第三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平时因自己把家务交给相夫教女的太太，乐得“垂拱而治”，故而也忽略了对妻子和四个女儿的呵护与关心。如果把一条命放在家政与家务上，也就不仅仅是“合照”上的“元首”，也就没有《催魂铃》、《我的四个假想敌》中的那般忡忡忧心。第四命，“用来做朋友”……第五命，“用来读书”……第六命，用来做“人师”……第七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乍看起来，作者是在“戏说”，在“假如”中叙说九命的生存用项与价值。然而，作者却又是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敞开心扉叙说自己的方方面面应该承担的责任。

忠于职守的责任，事亲尽孝的责任，呵护妻女的责任，交友诚信的责任，修业进德的责任，为人师表的责任，立言著述的责任等等，这些都是源于作者的仁爱慈善的道德良心，外化为上述方方面面的人格向度。所叙说的内容大体就是以仁、义、礼、智为四大善端的儒家“性善论”，也是彰显几千年来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理想人格。——这是《假如》的主要思想价值之所在。漂泊海外、留过洋的余光中依然有这样的“中国心”，依然是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实在难能可贵。在人性渐渐异化、道德日益泯灭的当今物欲化的社会里，几千年优良的中国伦理道德传统仍然需要继承与发扬光大。古今中外凡是文学家、艺术家、美学家，或者具有强烈艺术家美学家色彩的思想家与哲学家，都是道德理想主义者，而那些从事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却很少信奉道德理想主义。从文学审美的价值看，道德理想主义是评判作家与作品的极其重要的价值取向。文学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必然是一位伟大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如中国的庄子、屈原、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曹雪芹、鲁迅等等，外国的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劳伦斯、福克纳等等。法国的雨果因为在《悲惨世界》里，把一个惯偷大盗塑造成改恶从善的道德家，所以全世界的读者永远记住他的名字；俄国的托尔斯泰因为在他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中，借助他塑造的人物反复表现自己“道德自我完成”的理想，所以他成为全人类的文学大师，所证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当下西方杰出的文艺家、美学家的心目中，他们把现代社会的道德完善看得比社会历史的进步更为重要，看得远比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科学理性的现代文明更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光中在《假如》中叙说的七种“责任”——他所永远追寻的理想人格，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人格的自我重塑，对于今天那些沉浮于商海(钱本位)、官场(官本位)以及灯红酒绿场所(性本位)的精神被放逐的人们，对于千千万万成长中的青少年学生而言，无疑具有严肃的现实教育意义。

然而，作者毕竟是思想敏锐的文学家与大学教授，其思想理念无疑是与时俱进的。在他的“生命观”里除了伦理和道德层面的“理想人格”之“责任”外，还有着享受生活、消费生命的“权利”。这就是文章最后两节所叙说的内容：第八命，“专门用来旅游”。在作者看来，旅游是最高品位的享受人生，是“高档”的消费；带着“更爱旅行”的妻子，到世界各国尤其到祖国各地看山看海看人文风景看历史古迹，这些一直“令我羡慕”。不过，是作不动大脑筋的“浅游”。显然，这条命是专门用于潇洒与逍遥，让“肉身”回归大自然，洗涤一身的疲惫，以补偿前面七条命因“千般惊扰”而积劳的“亏欠”。第九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这是文章的结尾，也是“九条命”分说中文字最少的一段。但是，意味却格外令我们玩索。与第八命叙说的思想相连贯，叙说的是另一种潇洒与逍遥。“看花开花谢，人来人往，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其实就是让“心”不再为“责任”操劳或者为各种功利所求而殚精竭虑，而回归到“不特别要追求什么”的宁静淡泊的境界。作者点到为止，故意不再细说，让读者去往深处思考。其实他说的“从从容容”，是指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向往着自己由文学家兼教授的名人摇身一变而为平民，尽情享受凡夫俗子平淡简单的生活，而让自己清心寡欲、随俗一生。以上两命的用项，这是余光中“生命观”的新理念，也是余氏“理想人格”区别于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的全新的内涵。

我们不要忘了，作者是拿“假如”说事。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作者著作等身、影响海内外，已经做得很突出很优异了。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惟其把生命的主要时间用在教书与写作上，所以他戏说的其它很多生命内容便顾及不上，因而常常对自我求全责备；由此而产生对父亲、岳母、妻子、女儿、朋友、读者等的深深的愧疚与焦虑。换句话说，此文写作的另一个深层心理原因，是作者人格修炼中自省的愧疚与焦虑。自省与自律，就是实现儒家的“修身”，(在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多人格理想中，“修身”是列为第一位的。《礼记·大学》云：“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人格理想的修炼与实现的第一途径，这就是孔子早就创立的“吾日三省吾身”的原则。从这方面看，作者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以及愧疚感焦虑感，是其人格魅力的鲜明表现，也是这篇散文思想价值的另一个亮点。

人们常说，幽默是人类智慧的花朵，是很高的审美境界。幽默，来源于拉丁文humour，原本是汁液的意思。古希腊的医生认为人体有特殊的汁液，如果失调就会引起诸多疾病，通过放血则可以使病得到痊愈。我国中医也有相似的理论与做法。幽默一词后来引申并作为美学术语，含义是在文学里作为艺术表现的手法，能使读者产生身心愉悦舒畅的审美感觉。(在我国古汉语里也有“幽默”一词，不过本义是“寂静”之义。“幽默”手法也不能说是“舶来品”，在《孟子》《庄子》《韩非子》里早就有幽默存在。)幽默在本质上是一种喜剧形式，由思维和逻辑的错谬进行否定性、反常性、可笑性的审美评价，进而引起读者诙谐风趣的会心的笑声。这篇散文仅仅是浅白的叙说加议论、排列加铺陈，却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笔者以为，它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来自于幽默。

首先，荒诞的假设产生幽默。人与他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林语堂这样描述荒诞产生幽默的境界：“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亟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奇妙的空气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文学家了。”①《我的四个假想敌》把四个女儿的男友，当成“假想敌”来“摘”自家辛苦培育的“桃子”，是荒诞的假设；《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将351年前早已作古的莎翁，当作活人邀请到中国讲学，也是荒诞的构思。《假如我有九条命》，也同样是一个荒诞不经、不合事理逻辑的“假如”，就像讲“从前有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的童话或神话，使读者审美的接受心理立即进入荒诞虚拟的情境；于是全文在“假设”中产生了整体构思的荒诞感与叙说议论的荒诞性。其次，作品的幽默来自作者的自嘲。唯其求全责备，自以为不是好职员、好儿子、好女婿、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好学者、好老师、好作家，才有了七条命做好职员、好儿子等等的用项；唯其自以为不潇洒不逍遥，才有了第八命第九命奢望的逍遥与潇洒。明知自己做不到，却以不可能的“假如”对自我进行否定性的解剖；而且以自己的想入非非，徒然地、夸大其词地表示自己善良美好的愿望，这本身就是自我反讽与自我解嘲。当然，这种反讽与自嘲是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之上的，又是源于作者自我人格自省的歉疚感和焦虑感，却能收到化“丑”(作者自认为的失误与缺点)为“美”；从而让读者在心里对余光中先生产生一种由衷的感佩和尊敬。第三，自我调侃创造了幽默。所谓调侃，是以夸张、讽刺的手法对审丑对象相嘲讽相戏弄。例如，作者厌烦填写各种表格，就机智地借此抨击管理机构的“文牍主义”，拈出填表格中的地址来说事。“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街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号码还有几号之几”，并且进一步夸张地说：“这时填表人真希望是神，能把须弥(一座大山)纳入芥子(芥菜籽)。”这是对官僚们及其作派的辛辣讽刺，他们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以没完没了的“文牍主义”，让员工耗时耗命、苦不堪言。通过对他们的嘲讽戏弄，是当真开了一个玩笑，把自己的满腹牢骚和怨恨痛快地发泄出来。同时还应该看到，在此嘲弄的背后，作者把自己当作了审美的对象，对个人填表时的对抗态度和厌倦心理进行了自我调侃：牢骚太盛不能不发，恼人表格还是不得不填。读着这些文字让读者忍俊不禁，感到心舒意畅，从而得到幽默的愉悦享受。

如果作者按照一般人的习惯思维定势，讲如何坚守传统伦理道德的人格理想，如何用有限的生命，兼顾个人方方面面的责任，那么，写出来很可能是一篇既充满说教气、又缺少文学情趣的平庸文章。不是每位作家都可以写出幽默作品的。余光中自己说：“幽默，可以说是一个敏锐的心灵，在精神饱满生趣洋溢时的自然流露。”又说，“一个真正幽默的心灵，必定是富足，宽厚，开放，而且圆通的。”②《假如》的作者凭着学养与智慧的精神基础以及个人灵动风趣的气质，创造了平中见奇、亦庄亦谐的幽默境界。——这是余光中的执意追求；在散文创作方面，这是“这一个”的余光中区别与超越他人的审美创造。

注释：

①林语堂：《八十自叙》，宝文堂书店，1991年，第112页。

②余光中：《幽默的境界》，《余光中幽默散文赏析》，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