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峰霞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一、“偏见”引发的批评

很少有一本文学史，像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简称《小说史》)那样受到争议与追捧。已故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在《小说史》英文初版问世的第二年就撰写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其文学研究的“非科学”与“主观化”，认为夏志清是一位有着严重政治偏见的主观批评家。且不说普实克模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本质区别对夏志清的评判是否有失公允，作为主体派批评家的代表人物，夏志清等人就是“凭借批评主体自身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艺术感受来进行批评的批评家。依赖的不是批评术语和概念，或某派批评家的名言警句，而是自己长期寝馈耽玩于中西文学杰作中培植起来的丰厚美感”①。林柏燕则认为《小说史》过高地赞誉张爱玲，有违“盖棺定论”的原则，其目的无非是“捧捧自己的朋友”而已，有着“偏爱”的嫌疑②。倘若作家一定要生得清贫寂寞，死后才得评价，那命运也可谓悲惨了。况且夏志清是在考虑到“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肯定张爱玲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至于今后的成就能否超越于前，还是要看作家的“气魄和创作力持久性”。唐弢认为《小说史》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其中论及张爱玲和钱钟书的部分，有些失真和不妥。“写文学史，写谁不写谁，还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显然是考虑到当时文学史的编写要适应教学的需要。同时他又认为“好的文学史要发现新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文学史，我个人如果写，就写一家言，写我自己喜欢的，代表我自己的艺术欣赏标准。”③此种看法，已然同夏志清的做法不谋而合。而本体派批评家颜元叔同夏志清关于钱钟书“印象主义”的论辩便多少有些门派之争的意味了。

除了声名显赫的专家前辈，学界的普遍指摘也是屡见不鲜，1983年，《文艺情况》、《文艺报》、《鲁迅研究动态》先后发表署名文章大批《小说史》，不过多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所谓由立场导致的“偏见”，拿不出有质量的学术论争。1993年3月在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办的评选台湾文学经典的活动中，更是因为并非本土作家，并非主张“台湾文学国家化”，再度被搅入了一场由文学事件演变成的政治事件，令人啼笑皆非④。

今天看来，无论是对“非科学”、“主观性”的批评，还是对“捧场”与“偏爱”的质疑，乃至于有关印象主义的论争，究其一点，主要还在于夏志清把自己的“偏见”带入了《小说史》，而且已经产生并继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年被许多大学采为教材或学生参考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学生把它奉为“经典”，乃至于在学界形成了“夏志清现象”⑤，直接推动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这实在让那些道统的批评家、文学史家大呼罪过。至于那些纠缠于政治立场的批评，首先忽略了《小说史》创作于意识形态广泛自由的海外，与当时的大陆地区存在的“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衡量现代文学”的庸俗社会学倾向相比，它是真正基于史家独立的审美判断的结果；其次，《小说史》无前例可鉴的开拓意义，决定了它只能是一家之言。再者，夏志清并没有因为同作家的政治倾向不一致而抹煞其作品的艺术成就，比如：称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为“新文学初期的最佳作品”，认为“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

“学阀”也好，“反共”也罢，时至今日，《小说史》并没有因为所谓政治原因被历史打入冷宫，反而在初版四十余年中一版再版，就足已说明了它的价值所在。我们应该看到，正是《小说史》的“愕愕之言”对遭大陆学者长期冷落的作家沈从文、师陀、凌叔华作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在40年代部分，特别推荐了张爱玲、钱钟书，乃慧眼识真。它的开拓意义强烈刺激了大陆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此后“田仲济(蓝海)和孙昌熙主编本、曾庆瑞和赵遐秋合写本以及杨义独立完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尽管无论在篇幅方面还是质量方面均超过了夏志清，但应该承认，这批《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在夏志清的带动下产生的”⑥。王德威认为，世纪末的学者治现代中国文学时，“少有人能在另起炉灶前，不参照、辩难，或反思夏著的观点。”⑦当时批评资料的缺乏，反倒给了夏志清相当意外的自由，可以作出自己的发展与判断，乐得一抒自己的洞见或“偏见”。他对中国文学的“盲点”却往往滋生了他同侪所不及的“洞见”。这种现象使得我们有必要思考这“偏见”的实质以及它对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二、“偏见”的实质

刘若愚先生说：“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⑧这里的偏见，可以理解为一种充满独特个性的文学鉴赏能力，而不是人云亦云的阐述和模棱两可的判断。保守批评家只在一些所谓定论的基础上稍做阐发，做一些无关痛痒的点评。新异的观点不敢写，写了也不敢发，任何时候的言论恐怕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这在当代的中国是尤其明显的，知识分子害怕了那些突如其来的“清算”。历史上那些轰轰烈烈的文学批判的发起都源于重要人物的干涉。比如众所周知的对于《武训传》的批判，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就因为毛泽东的评论使得很多批评家临阵倒戈，因为从众方能自保。这种劣习无疑抑制了文学健康蓬勃的发展。另外，一些批评家缺乏学术自信，自然也就写不出新异的观点。而这两方面对于夏志清来说，都不是障碍。身在美国的他是相当自由的，完全无需理会这种种禁忌，并且他“拒绝见风转舵，曲学阿世”⑨,显示出的自信与权威，使得《小说史》成功体现了作者的“偏见”。那么，这种充满个性的叙述是否能得到认可呢？这对于文学史的写作又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偏见”也是具有一定的标准的，而非随意妄为。并且，这“偏见”所依赖的标准直接成为读者是否能够认可和接受的重要依据。夏志清认为，身为文学史家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⑩，这是他自始至终的一贯宗旨。表现在《小说史》的结构中，便是“求精不求全”，看似不过是由数十篇“作家论”构成的《小说史》，却是史家在大量翻阅五四小说后的筛选结果。夏志清直面作家与作品所构成的美学世界，而不是本末倒置，置作家与作品于时代精神的审视之下进行批评。虽然，夏并不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绝不会因为政治立场影响其对于一个作家的评判。张天翼便是最好的例证。“夏一再强调小说家惟有把握艺术尺度，才能细剖生命百态，而这也正是向人生负责的态度。”“李维斯认为一个作家除非先浸润于生命的实相中，否则难以成其大。对他而言，最动人的文学作品无非来自于对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拥抱。因此批评家的责任在于钻研‘具体的批判与个案的分析’。……在《小说史》一书中，夏也本着类似精神，筛选能够结合文字与生命的作家，他此举无疑是要为中国建立现代文学的‘大传统’”，即以普遍的人性及不朽的杰作为立论基点，比如对茅盾“农村三部曲”中表现出的人道关怀多过微言大义而加以赞许，肯定其艺术表现的“张力”。比如对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的推崇都是因为他们作品中表现的道德热情等等。

其次，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角度看，《小说史》中的这种“偏见”是不可避免的。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文本中的叙述是带有文学虚构的，“一个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学家本人对在总是不完备的历史记录中所发现的事件、人物、机构的描绘是临时的”，会由于新的证据或对于问题的更成熟的看法而被无限地修正。也就是说，作为批评家的夏志清，一旦参与了小说文本的历史叙述，就必然利用他的“偏见”不断地取舍、褒贬。换句话说，没有这种基于深厚学养的决策性和理解力，没有对众多散乱无章的小说文本的判断和整合，所谓历史，便无从谈起。而且，作为主体派批评家，夏志清往往“凭借着强大的直观能力和博识旁通的史观，无需步步推理，繁琐考证，频频引注，就能淘汰众多平庸之作而选择不同凡响者”。这种在广泛阅读后形成的纯正敏锐的感受力，渗透于小说文本的历史叙事中，便形成了“偏见”。由此说来，其实任何历史文本都是一种叙事，都蕴含着治史者的立场、价值观。它们同小说创作的区别在于，历史文本所使用的材料是历史事件而非主观虚构的人物、情节。历史文本在组织叙事时，同样要动用到作者的主观倾向。比如：在现有的文学现象中，编入什么样的作家作品，哪些作家要专章论述，哪些作家属于同一个社团流派，有着怎样的创作倾向，包括作家的风格类型等等，都需要渗透史家个人的价值审美和主观判断。正如“历史事件”本身的形成已经包含了治史者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提取和加工，真正的文学史著作并非机械地搬动现有的材料，而是运用渗透着作者立场和价值判断的手段从现有的文学事实中进行提取和整合，形成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史，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史》中所谓“偏见”正是夏志清区别于其他史家的独特之处，也是他编撰《小说史》时不可避免的自觉的选择。

再次，作为《小说史》而言，夏的“偏见”是可以理解的，且是必须的。第一，夏志清的这本《小说史》是研究型文学史而非教科书文学史，其目的“不求面面俱到而特别注意一些值得玩味的文学现象”，是向那些已经具有一定西方文学的基础认识，对中国的现代文学怀着巨大好奇与兴趣的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现代小说，让更多中西方的文学青年去了解和阅读，无意做成正经八百的学院文章，以一种学术权威的姿态迫使他们接受。它的主要任务在作者看来是“辨别与评价”，立论凸显个人风格与创见，力求学术的创新，追求的是一种学术个性而非主流论述的集体价值判断。所以，尽可以抒发真性情，“大笔如椽，黑白分明，少见‘无不是之处’这类含混过关的滑头话”。第二，新批评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来自文本的小宇宙与文本外的大世界间有一种既相似又相异的秩序。文学史要想不断地丰富自身，最可靠的依据便是来自于文本，因此“文本细读”是史家必须要做的。而这其中，文学史家的主体性毫无疑问地起到关键作用。正是每个史家不同的主体阅读体验决定了每部文学史能否跟其他文学史区别开来，史家的主体差异性赋予了每部文学史不同的特色。而这种主体差异性又跟个人的文学趣味息息相通。因此，夏对于中英传统文学熟悉，培植了他游走于这两大传统之间的文学趣味，他对于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偏爱便离不开他个人对这两大传统的体悟。可以说，正是这种“偏见”带来了文学史的另一种声音，体现出其区别于其他文学史的艺术价值。第三，文学史家具备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历史的撰写是在不断被修正的，另一方面，文学的品评又给这种历史的叙写增添了某种不确定性。一些作家的历史地位浮浮沉沉便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文学史的书写需要一代代人一批批人经过时间的验证确定其价值。基于这一点，90年代的文艺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对于哪些作家作品是需要进入叙述视野的，以什么标准加以筛选和整理，很难说有一个非常全面的定论。这就需要各史家进行多种角度的考量，从而一步步逼近文学史的本来面目。而夏志清只是在做属于他的努力，仅此而已，得失自有他人评说。

三、“偏见”的价值

可以说，正是夏志清充满个性的审美趣味和张扬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带给我们与众不同的体验，体现其“偏见”的独创性和开拓性的价值。作为一部文学史，从审美批评、道德批评的角度进行开掘的批评视野的独到创新，其价值远远超出了批评的内容本身。《小说史》的实绩之一便是对于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的发掘论证，既丰富了文学史，也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同时，《小说史》也给后来的文学史家提供了榜样，即以政治的标准的评价是暂时的，只有从艺术的标准，对人的本体的关注才是永恒的。比如，李准当年歌颂新政策所创作的《不能走那条路》，现在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已经失去了意义。这种人还没有死，作品已经死了的现象是可悲的。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来看，也许在今天看来，《小说史》因为当初资料的缺乏等原因造成一些论断的偏差，有些表现的内容还欠成熟已经不重要了，更多的读者是想从《小说史》中领略到它的批评角度和批评视野，学习它对今天的借鉴作用。《小说史》在评价作品时还经常采用中西对比的方式，将作品中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因素追根溯源。夏志清将他深厚的国学根基与广博的西学修养互通交融，给读者打开了一道跨越国界的大门。虽然列举的西方文学有些并不与所论述的作品产生直接的关系，但因为其中表现的某种共性，也使得读者愿意找来看一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对于史学著作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人们对于“偏见”的众说纷纭，也使得我们展开了对于文学史写作的自我反思，以及如何看待史学著作中的个人因素和主观渗透的问题，体现了其“偏见”的理论建构价值。文学史的阅读也要有回到现场的意识，回到作者创作的写作背景和知识构架，这样的批评才能尽量不失偏颇，否则岂不是犯了跨文化批评同样的错误。《小说史》从20世纪60年代初版至今，一直反响热烈，攻击者可以从政治立场、理论批评，以及叙述内容等方面加以批驳，拥护者则更多地从《小说史》所采用的批评视野、史学意义等方面加以拥戴。“由于像《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论述，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看法，有了典范性的改变；后之来者必须在充分吸收、辩驳夏氏的观点后，才能推陈出新，另创不同的典范。”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因为夏志清功力深厚的“偏见”才使得《小说史》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历史遗忘，被意识形态所掩盖。四十多年以后，在大陆的再次出版说明夏志清开拓的成功，以及他独特“偏见”背后所表现出来的绝对的学术自信。

更重要的是，夏志清的坚持己见让我们看到，深刻的“偏见”比貌似“全面”的平庸更有价值。历史证明，那种既要顾及上层意识形态的主导倾向，又求面面俱到的应景之作，往往难以就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深入开掘，容易造成各种索然无味的陈旧篇章的堆砌。随着时代的发展，读者对于作品的接受和解读必然是随之发展的，而且，处于不同社会阶层和知识背景的读者必然有着不同的解读，夏志清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浸润在西方新批评理论中的解读版本。而且，夏志清独特个性的解读也为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小说在上世纪中叶的美国的研究状况提供了参照，这本身就具有难能可贵的史学参考价值。

略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夏志清还需要在很多场合不断声明自己是推崇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和沈从文四个人，而一些批评文章为了凸现夏志清的政治倾向，常常将张天翼刻意地遗忘。而夏志清却要对之重申来表明自己与左翼作家并非敌对的立场，实在又让人有英雄气短之感慨。另外，在行文措辞上，《小说史》很显然受西方批评氛围的影响，言辞犀利，不留情面。这恐怕也是遭人非议的原因之一，显然与一团和气的中国传统不符，难怪那些被刺到了痛处的人们要跳将出来，怒目横眉。

总体说来，夏志清的《小说史》无论从评论内容上还是批评风格上都给今天的读者带来了很大的借鉴意义，这无疑说明了在文学史写作中，充满个性特色和学术自信的“偏见”获得的成功。这些“偏见”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见解、另类的视野，给有意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国内外青年学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叙述，为后来的治史者提供了模式和反思，也正是这些“偏见”弥补了论述的疏漏，使《小说史》获得了超越时代的价值。

注释：

②夏志清：《鸡窗集》，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239-242页。

③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见《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415-417页。

④古远清：《海外来风》，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⑤王海龙：《哥大与现代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7-79页。

⑥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⑧刘绍铭：《经典之作——夏志清著〈小说史〉中译本引言》，《中国现代小说史》，2005年，第22页。

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