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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读《伤痕》

2009-03-13李云雷

广州文艺 2009年2期
关键词:伤痕亲情革命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业余从事小说创作与电影编剧工作。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发表于上海的《文汇报》,这篇小说很快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仅“报纸一发行就被抢购一空,最终加印到150万份,一时洛阳纸贵。”①而且在文艺界引起了重视与争鸣,《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肖地的《一篇值得重视的好作品——谈〈伤痕〉》,《文汇报》上也陆续发表了荒煤的《〈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徐克仁等人的《对王晓华这个人物的一些看法》以及卢新华的《谈谈我的习作〈伤痕〉》等文章,对这篇小说加以讨论。很快,以揭露“文革”时期黑暗面与内心创伤为主要内容的作品,被命名为“伤痕文学”,成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艺思潮,受到了广泛的注意。

但在新时期以后的叙述中,对《伤痕》与“伤痕文学”却普遍评价不高,研究者一般会肯定这类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但对其“文学”价值却持一种否定或至少是质疑的态度。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伤痕》与“伤痕文学”何以在当时引起轰动性的反应,它所内含的逻辑有什么矛盾之处,便值得我们加以辨析。

首先我们遇到的是“谁的伤痕”的问题。在肯定《伤痕》的文章中,一般都会强调它“说出了广大读者想说的真话,写出了广大群众迫切关心的一些问题。”②或者“《伤痕》写的是一个家庭,也是一个相当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③,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主人公“王晓华出身革命家庭”④,在具体的描述中,小说写的是一个革命家庭的女儿的“伤痕”,这一伤痕在小说中被抽象为具有人民性与普遍性的“伤痕”,而大多文章也正是在这个角度对这篇小说加以肯定的。值得思考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革命家庭”的伤痕或许具有代表性,但它不可能代替或涵盖人民的伤痕,在某一时期,这两种伤痕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在路遥的小说《姐姐的爱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中美丽善良的姐姐善待了遭受歧视的“走资派”的儿子,并为他献上了爱情,而这个儿子在爸爸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姐姐”,姐姐一生的幸福就此被毁灭了,姐姐的“伤痕”正是走资派(或“革命家庭”)的儿子造成的,它们是截然对立的。

革命家庭的“伤痕”只能说是特定阶层或特定群体的伤痕,并不能或并不总能代替人民的伤痕,在知识分子或老干部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的文革是黑暗的或“泯灭人性”的,这是由于这两个群体是受到冲击最大的,而在另一些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官僚主义得到抑制或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权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普通工人或农民在政治与文化上反而焕发出了一种主体性,虽然这种“主体性”是不充分的,但也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从而以一种更加多元而非“非黑即白”的模式认识历史。

如果联系现实我们可以发现,官僚主义、精英主义及其恶性膨胀,正是造成当今底层民众“伤痕”的重要原因,他们不但不能代表底层的利益,作为既得利益群体或阶层的代表,他们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相违背的。而只有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伤痕”的特定阶层或群体属性,认识到30年前旧“伤痕”与当今的新伤痕的复杂关系,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历史与时代。

其次我们要谈到究竟是“什么伤痕”?《伤痕》中最核心的矛盾,是家庭与“革命”的矛盾,是女儿因为妈妈是“叛徒”而与之划清界限,在妈妈平反后却无缘再见的切肤之痛。在这里,亲情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人性”,是对革命意识的一种克服或超越,这可以视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知识构造,而并非自然而然的“常识”。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及文学史中,亲情、家庭意识或旧的伦理关系,作为一种有待克服的认同方式,成为社会变革的对象,是青年人急于挣脱的“枷锁”。从鲁迅笔下的子君,到巴金《家》中的觉慧,到《青春之歌》的林道静,“亲情”都是一种负担,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束缚。而正是在对家族意识、血缘意识或地方意识的超越中,才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新的认同方式——民族意识与阶级认同,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所召唤的,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也是“新中国”得以成立的思想或观念基础。如果人们仍像晚清一样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或者仅仅将“国”作为“家”的延伸或组合,那么便不会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荒煤指出,在“家庭中间产生了一种旧社会家庭所没有的、崭新的强烈的纽带。除了父母、夫妻、兄弟、姊妹这种家庭关系外,相互之间实际存在一种最亲密的同志关系,为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紧紧联结在一起的革命关系。”⑤正是这种新的关系,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的伦理。而《红灯记》等作品,以阶级而非亲情作为家庭联系的纽带,可以视为这一伦理抽象化或纯粹化的极端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伤痕》等作品将“亲情”置于新伦理之上,是对“新文学”的一种反转,是对《伤逝》、《家》、《青春之歌》、《红灯记》的反转。在这种叙述中,“亲情”不再被当作一种有待克服的保守力量,而被认为是符合“人性”或“人道主义”的,而任何试图超越“亲情”的新的认同感或归属感,则是不“人性”或不“人道”的。这可以视为新文化或“文化革命”失败的产物,同时也是保守主义思想的回潮。

如果我们将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视为一个长达二三百年的阶段,那么现在还只是处于这一阶段的初期,无论是新文化对新的情感与认同方式的召唤,还是保守文化对传统伦理与价值观的坚守,都可以视为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依靠“亲情”等传统价值观,是无法使中国完成现代转型的。这一思潮30年来造成的结果是,人们从政治等公共领域退出,而只专注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同时“亲情”蕴含的等级关系、依附关系或裙带关系被视为理所当然,弥漫于整个社会。这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不能仅仅将“亲情”简单地理解为“人性”,而将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思想与新文化简单地视为过时的遗产。

最后,我们谈谈“伤痕”与文学的关系。鲁迅曾经说他的小说意在揭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旷新年也曾将曹征路的《那儿》称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可以说在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学史中,“伤痕”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作为一种表达的方式,应该表达沉默的大多数的心声,关注他们的苦难与生存,与他们一起寻找出路,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开创的方向,这一方向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如果文学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帮忙或“帮闲”,或者仅仅成为一种娱乐或消费的对象,那么文学也就失去了其批判性与独立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肯定《伤痕》的价值,它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得到广泛的共鸣也与此相关,但通过我们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具体作品,《伤痕》并没有在历史中深刻地把握时代的问题或悖论,因而缺乏思想的穿透力,作品也显得过于简单,仅仅成为了当时“政治正确”的一种注释。所以当时过境迁,人们有理由对这篇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作品提出批评。

批评的另一个角度,来自对小说文学性或艺术性的质疑。不少文章都指出,这篇小说更像一篇“学生作文”,而不是成熟的文学作品,从小说的语言、结构、人物以及情节设置、叙事推进、主题呈现等角度来看,这样的判断大体是合理的,尽管我们不能苛求一个当时正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大学生,但如果将这篇作品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之一,仍不免是让今天的研究者感到难堪的。我们可以赋予文学种种价值与功能,但文学的价值主要是通过“文学”来实现的,只有拥有更丰富的才能与技巧,才能更加准确深刻地表现作者的思想,如今重读《伤痕》,这一点或许也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①卢新华:《命运选择我执笔<伤痕>》。

②肖地:《一篇值得重视的好作品——谈〈伤痕〉》(载《光明日报》1978年9月29日)。

③荒煤:《〈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载《文汇报》1978年9月19日)。

④徐克仁等人:《对王晓华这个人物的一些看法》(载《文汇报》1978年9月29日)。

⑤同注释③。

责任编辑刘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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