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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编诗刊

2009-03-13黄礼孩

广州文艺 2009年2期
关键词:江城诗刊广州

黄礼孩上世纪“70后”代表诗人。生于大陆最南端的广东徐闻县。现居广州。作品入选《大学语文》(教材)等上百种诗歌选本。出版诗集《我对命运所知甚少》、《一个人的好天气》,艺术随笔《如果爱,如果舞蹈》等多部。1999年底创办《诗歌与人》,被誉为“中国第一民刊”。

在广州,我越来越感觉到编一本民间诗刊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我作了很多努力,可是今天回头看看,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我没有刻意去做一件事,也没有回避真正要来临的事情。诗歌是一种寂寞的独立的圈内文化,因为她不热闹,把她当作朋友,内心自然有一种平淡的喜悦。说起来,有一点像江湖,我们袖手在广州这座城市的一个小角落,呆在生活的边缘,面带微笑地编织那些与物质没有关系的诗歌。编《诗歌与人》成为我自己小小的快乐,没有想过愉悦他人,也没有想过要去改造诗歌世界。对于我来说,我编民间诗刊,是对我行将逝去的青春岁月的纪念,是一个人的民间,是一个人对生活梦想的寻找,是一个人生活在广州的一种方式。

我是1999年底开始编《诗歌与人》的。作为一个喜欢诗歌的人,我的内心有着源源不断的激情,总是怀想着生活世界的种种面貌,总是渴望着去做点什么来抚平自己年轻的心。我要去尝试一些东西来改变自己。我拍不了电影,我写不出音乐,我画不了油画,那我就去编诗刊吧,因为这之前我曾参与过广州老牌民刊《面影》的编辑工作,对于这些我还是略知一二。

任何事情想象的时候总是美好的,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办民刊碰到的是经费问题,我当然知道这些,我想我不要用诗人你掏一百、我掏二百的方式来搞一本民刊。在内心深处我把办民刊当成自己出版的著作来做,这种带有私人意念的诗刊更能让我放开手脚。这就意味着我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在其他领域赚到钱,然后用这份钱来出诗刊。在广州,我去给别人做晚会策划、写晚会串词、拍舞台剧照或编什么书,就这样赚到一些小钱,用这些小钱来出版民刊。我想不起来,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我只知道自己一刻不停地奔跑。奔跑是必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全情投入,只有投入你才会深入生活的核,你才会获得人生的品质。虽然编民间诗刊与生存无关,但你不能否认诗歌是一种生活品质。

诗歌是一种自由的表达,能把诗刊做得多极致,就做得多极致。虽然说办刊是为了愉悦自己,但也得做得漂漂亮亮,对于每一个环节,我都要看重。我曾给刊物起过几个名,但都不理想。我想起广州的学者林贤治先生曾办过《散文与人》,我喜欢这份以书代刊的杂志。我想广州这座城市有散文杂志还是不够的,还得有诗歌杂志,就这样我套用《散文与人》把诗刊命名为《诗歌与人》。

没有人,也就没有诗歌,只有诗与人的相遇才产生诗歌。编诗刊,我们更多的是看重人性里真实的东西。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几乎所有的民间诗刊中没有一张诗人的影像。诗人永远躲在诗歌的背面。我想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像明星一样风风光光地在杂志上抛头露脸?把诗人突显出来,这是我把刊物命名《诗歌与人》的另一个想法。

1999年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黎明的前夜,他们在黑暗中涌动。我自己也生于70年代,为自己也为自己的时代的诗人编诗刊成为我强烈的愿望。我综合一些诗人的意见,在第一期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没想到整个中国诗坛为之震动。接着我又推出第二期的《70年代诗人诗展》,整个70年代诗人占据了有利的位置,群体登上诗歌的舞台,成为中国诗坛最有力量的潮流。《诗歌与人》一夜之间受到关注,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当初的想法是,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行,我并没有奢想就此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一直有一种想法是,生活在广州,人本来就太现实了,如果没有一些心灵的事物安放在这座城市,那时光是多么的空虚啊。

办了一、二期之后,《诗选刊》、《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专业诗刊在《诗歌与人》上转载诗歌。刊物有了影响,再去做其他事情就容易多了。想当初,要组到全国各地诗人的诗歌是多么不容易。最初,我是通过一个诗人介绍另一个诗人的方法来组稿,像诗人蒋浩、安琪、阿翔等就给我介绍了不少他们认识的诗人朋友。我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全国各地的诗人打电话或写信。我看过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一天到晚奔跑,我想我与他一样一天到晚傻打电话。我记得给每一个诗人打电话的时候,口气绝对是真诚的,他们也许被我打动,把他们的诗歌、图片给我。打电话,有时候也会约不到稿件。这个时候,拿着电话筒感到多么的无助和茫然。我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我曾多次想放弃这个诗刊。编诗刊是一种非常繁琐的事情,那么小的事情,它容易把一个人陷入其中产生厌倦的情绪。但第二天收到来自远方一些诗人朋友的问候和祝福,我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仿佛所有的困难不算什么。等到月初,电信部门把上一个月的电话收费单寄来,我就傻了眼,电话约稿代价是那么高。今天的网络发达,约稿较为容易,但很多时候我还是以打电话来约稿,听听朋友们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记得诗人铁梅在新疆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只记得你的声音,我觉得声音满好听的,有时候甚至怀念这种声音。”实际上,我是一个乡音很浓的人,我总是害怕别人听不懂我的话,而铁梅的信像阳光照耀过我的心灵。也许诗人天生就是兄弟姐妹,让我在四海之内拥有极佳的人缘。

我办刊并不想固守在一种风格上,只要有好的策划,我就去做。这也就有了后来与安琪合编的《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安琪生于1969年,在我认识的诗人当中,她是一个狂热的诗歌分子。她不断地为“70后”诗人写文章呐喊,她也因此与“70后”诗人建立了友好的感情。安琪既不在“第三代”诗人当中,又不在“70后”诗人里,她感到自己还有他们那个时间段的诗人被诗歌遗忘一样,而整个中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诗人又是多么的优秀,但诗歌界又没有给他们一种说法。把这些优秀的诗人团结在一起,为诗歌做一点事情,成为她和我共同的想法,这就有了后来《诗歌与人》推出的“中间代”。

对于一个做事情的人来说,办刊是一种机缘,这个契机永无止境而又极富激情。而我主持《诗歌与人》是完全开放的,我首先想到的是个人的局限性。这也就有了后来与江涛的合作。江涛是少数民族的后裔,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姑娘,她在深圳大学读过中文系,但读书时她没有写诗。她毕业后在番禺电台主持节目,一个偶然的机缘触动了她的情感,一发不可收地写了不少诗。有一天,一个朋友带着她的诗集给我看,我随意翻了一下,被一些诗篇所吸引。看到书中夹着一张她的名片,我顺手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就这个电话牵出了我与她合作编女性诗歌的源头。江涛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女诗人,她对诗歌充满热情又不图功名,今天像她这样纯净的人不多了。我在与安琪一起编“中间代诗选”的时候已想过要编女性诗歌诗选,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也许缘分没到吧。后来见到江涛,我们不约而同谈到女性诗歌,就这样我们合编了“女性诗歌”。

说起来,我内心感激广州这座城市。在中国所有城市当中,没有哪一座城市比广州更具有包容精神和务实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广州搞文学艺术享有更大的空间。我在广州生活十几年,这座城市的风骨,也许已进入了我的身体之中。在广州编诗刊,当然是我个人的事情,但广州的诗人无论我有没有选过他们的作品,他们都在鼓励支持着我。

生活在广州的诗人,他们都过得实在而又不失诗人的激情。广州的老牌民刊《面影》创办十年,是一批批的诗人把它延续下来的。他们当中有牙医,有警察,有记者,有老师,有公务员等人物,那时,他们都怀着对诗歌的热爱,你献一百,我献二百,把杂志办下来。他们白天都忙自己的生计,晚上有空的时候,大家集合在诗人江城或小说家陈小虎的住处看稿,选稿,讨论着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又骑着自行车骑着摩托车回到自己的家里去。那时候也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诗人当中,江城是最早拥有摩托车的人,我看那辆黑色的摩托车也就是二手货而已,但我相信很多诗人都坐过江城的摩托车。那时候,江城就是广州诗人的联络站,外地来的诗人找到江城,就可以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有时候来的如果是女诗人,江城还快乐地开着摩托车把女诗人送回宾馆。江城是一名警察,我们天经地义地认为江城是最好的护花使者。很多时候,看着他们消失在黑夜里的身影,我就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是什么让这些不甘寂寞的心集聚在一起,快乐地做着一本民间诗刊?1999年,我们广州七个诗人江城、巫国明、东荡子、浪子、世宾、温志峰和我出了一个合集《我们如此固执地爱着》之后,江城就淡出了诗坛,现在我们六个人有时聚在一起怀念最多的还是江城,打牌的江城,开车送女诗人回宾馆的江城,编《面影》的江城。那时,与江城一起淡出诗坛的还有广州的美女诗人程琳茜、邱晴、邱淑芬等人,她们就像一道彩虹就这么从广州的天空消失。她们的淡出让生活少了许多乐趣,多年后,想起这段诗歌的缘分,想起那些诗人朋友,仿佛一去不返的似水流年。

1997年,《面影》出十年纪念号。选稿就在我的单身宿舍里举行。那时,我住在广州歌舞团的一幢小楼里,一、二楼是开会的场所,三楼是一个小房屋,房间延伸出去的是一个阔大的阳台。阳台大得足以在上面开舞会。有一年中秋节,广州文艺界十几号人物在阳台上面过了一个快乐的中秋。这么的一个地方自然成为编选诗歌的好场所,因为地方大,大家在上面唱歌、跳舞、喝啤酒、打牌什么的。有时候晚了,他们就在我那里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第二天,他们走的时候,留下一片狼藉。

《面影》出十年纪念专刊后也就停刊了,1998年我去北京大学进修,我所住的那幢诗歌的小楼也已拆掉,许多美好的回忆和往事都灰飞烟灭……

生活的变迁总令人生出许多感叹,但广州诗人的生活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与诗歌也结下不解之缘,我想我后来编《诗歌与人》,与我曾经参与过《面影》的编辑工作有着割不断的情怀。

也许生活总是存在着种种可能,只要自己保持着一颗好奇的心灵,生活会给你奖赏。对于《诗歌与人》的命运,我没有过多地去想象,就像我们无法知道明天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词一样。但只要还有想法,还有新鲜的思想和策划,我还会编下去。事实上,我编《诗歌与人》的时候,我常常游离于诗歌之外,而徘徊在各种艺术行当之中。原来艺术世界大得很,有趣的东西多着呢。反过来,各种艺术因素又激活了我对诗歌的认识。当然说得好听一点是,编民刊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它除了耗尽你的一点点小钱之外,你还得心甘情愿办下去,还要有内行的眼光、专业的精神、宽阔的心胸,和一种天然的禀赋。在我看来,编诗刊在另一个层面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它是一对空中的翅膀,一片风中的叶子,一滴深夜的露水,一束闪烁的阳光,或者它什么也不是。很多时候,诗歌与诗刊无关,但她确实是我在广州所有的喜悦。

责任编辑刘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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