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

摘要：由于受到近代自然科学所蕴涵的简单性思维的影响，近现代的政治哲学遵照科学主义认知模式，追求实质性的政治价值目标，其中隐含着对人类理性行为能力的过度自信。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复杂性理论对世界的存在状态、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事物的运动方式进行了复杂性的再诠释，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在思维范式上的深层嬗变。从简单性到复杂性思维范式的转换，为当代政治哲学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和更为宽泛的诠释空间。

关键词：简单性；复杂性；范式转换；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5—0036—06

西方思想史中存在着一条简单性思维的红线。在近现代社会中，浸染了科学主义色彩的简单性思维更是对政治哲学的构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今天，复杂性思维对简单性思维的超越构成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反思的共同起点。本文试图在思维转换的背景下，展开自然科学与政治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一、简单性思维下的近现代政治哲学的构造特征

简单性思维发轫于西方文明的萌芽阶段。这样的思维倾向穿越了漫长的中世纪在近现代社会得到广泛的反响。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先驱都试图对世界进行简单化的解释。作为近代自然科学集大成者的牛顿，他在著作中指出“自然界是最简单的”。而他对于自己研究的期望是“我希望能用同样的推理方法从力学原理中推导出自然界的其他许多现象”。经典物理学在近现代所获得的成功使其影响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畴。简单性思维借助于牛顿所开创的机械论成为现代世界中人们认识世界的主导范式。从近现代自然科学家们研究的基础和思想资源上来看，他们同古希腊时代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欧基里德思想存在着内在关联。然而，从历史比较的观点来看，近现代简单性思维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近现代的简单性思维具有明显的近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痕迹。近现代自然科学所影响的简单性思维具有客观性、还原性、决定性、可逆性等机械论特征。正如经典物理学所揭示的，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天体运行都是可以通过几个简洁而明了的定理所统摄的。人的主观能力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个外在的客观规律。而且，对于宏大系统的解释是可以通过还原到基本单位来研究的，整体是建立在部分叠加的基础上。

其次，就其气质类型来看，近现代的简单思维具有乐观性。人们对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充满自信。这种思想认为，由现实达到理想所需要解决的只是一些技术问题。在古希腊，人与自然、社会浑然一体，共同服从于某种至高的原则。中世纪，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就是发现上帝的奇伟。而在近代世界里，人挣脱了自然的束缚和上帝对人的能力的桎梏，“‘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虽然缺乏海德格尔的哲学深度，海森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得到了相同的认识，他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近代人如今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的仅仅是他自己，他已无伙伴也无敌手。”在一个主体高度膨胀，而世界相对简单的环境里面，人类一次次冲击着对于世界终极认识的目标。

受到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处于同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之内，政治价值体系也有明显的简单思维的痕迹。

第一，以实质目标实现为核心的政治价值体系。现代的政治思想的探索从自然法学派开始便醉心于探索政治的第一因。他们希望透过不同层次和不同主体发现内在的政治规律。无论是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的功利主义政治观还是大陆理性主义的代表黑格尔，无不认为自己找到了决定人类政治发展的规律。

既然人类发展的规律已经被找到，那么遵循乃至实现这些规律就具有了政治上实现人类良善生活的至高价值。人类政治的可欲胜与可能性在这里是同一的。理想的政治与现实政治的分野被转化为类似于工程学的技术问题。这个政治上的至高的“善”可以冷酷如霍布斯的安全，也可以温情如边沁的幸福；可以是抽象的，比如说民主、自由与和平，也可以是相对具体的，如民族、国家和种族。但不论这个“善”是什么，它们都是具有确定无疑的决定政治发展的实质。作为政治的本质追求，它们的实现需要现实社会条件的服从。像自然界的力和能量一样，政治上的“善”一经发现它就是普遍的。

第二，科学主义的认识模式。政治理论探讨对科学的模仿，不仅局限于对科学原理的仿照，如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机械论的类比，以孔德和斯宾塞为代表的对进化论的模仿，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学领域对于科学主义认识模式的模仿。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客观主义认识立场、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和演绎逻辑的解释框架。这三个方面是彼此联系、相互关联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主义方法论的基础。首先，坚持客观主义研究立场，将政治理论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割裂开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单向的反映关系。而研究的对象，又进一步被分割和还原成彼此无关系的孤立原子。还原论的思维仿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寻找政治学中的“不可分割的粒子”，自然状态下的人、遵循机械规律的人和追求自利的经济人应运而生。通过排除认识的主体和把握所谓的政治现象的基本原子，人们往往认为得到简化了的所谓一般关系。受到自然科学发展所鼓舞的人们很乐意用这样的一般性来给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建立一种秩序。运用这种一般性所窥测到的终极通则就是建立上文中所说的政治之至“善”的依据。

第三，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自负。将政治的价值寄托于实质“善”的基础之上，并不是近现代社会所独有的现象。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形而上学和神学都给政治提供过实质性的价值标准。然而与近现代社会所不同的是，古代社会尤其是在中世纪的社会中，政治的理想与理想的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完美的“善”只能存在于上帝之城。而这一切到近现代社会都发生了改变。先是自然科学领域沟通了不完善世界与完善世界的天堑。接着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对可欲生活的可能性自信。这一切背后都隐含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现代社会中人的理性膨胀。伏尔泰曾乐观地说，理性的日子到来了。而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认为我们进入的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更为合适。就政治领域来说，诚如奥克肖特所认为的，政治上的理性主义自信而乐观，所有事物都要接受它的审判，而它却从不怀疑自身的合理性。在近现代历史上，诸多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体系都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而这些体系所指向的美好未来也是要靠理性的充分发挥来实现。

二、复杂性思维对简单性思维的多重超越

(一)从简单走向复杂：对世界存在状态的再诠释

经典科学思维认为，复杂性、无序性是世界的表面现象，而确定性和秩序性是世界的本来面貌。这种自信是基于两个预设的支持：一是世界存在着基本实质，如牛顿认为的不可分割的粒子；二是这些粒子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是线性的、决定论的。

然而，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证明，这两个前提都不是绝对可靠的。量子力学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没有确定基本单元的自在世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耗散理论针对经典物理学的静态化和可逆性，提出了时间作为重要的参量。“我们还生活在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对称破缺了的世界中，生活在不可逆过程产生未来的平衡的世界中。”几乎与此同时提出的突变论，揭示出原因连续的作用可能导致结果的突然变化。而被称为“第三次科学革命”的混沌学认为，混沌系统的演化可以使周期性运动产生自我颠覆。

如果说17世纪的牛顿还可以自信地说世界喜欢简单化，那么现在我们有理由认为“简单性思想正在瓦解，你所能去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复杂胜”。

(二)从自负到审慎：复杂性思维下的认识问题

认识的客观性问题成为20世纪认识论领域的一场关键性的聚讼。波普尔、库恩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分别指出了理论预设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而神经心理学、知识建构论和“实验室研究”等学科分别从更广泛的角度强调了认识主体的先期理论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哥本哈根学派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科学主义自身的谵妄。哥本哈根学派所揭示的测不准定理，证实了观察主体本身就构成了对观察客体不可忽略的构成因素。

20世纪的科学发展和对科学本身的慎思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都在一定程度、一定层面上进行交流与对话。“自然界不能‘从外面来加以描述，不能好像是一个旁观者来描述，描述是一种对话，是一种通信，而这种通信所受到的约束表明，我们是被嵌入在物理世界中的宏观存在物。”事实上，我们可以对普利戈津的这段名言做进一步的理解。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认识者与认识对象持续对话的过程，认识过程对于认识结果具有不可避免的影响。人类的理性并不能保证对于这种影响的祛除。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同的认识对象对于认识者影响的反应程度是有差别的。这里面包含着一个认识对象的“敏感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体察应该成为在新的世界图景中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一个基础。

(三)从构成到生成：复杂性思维下的事物运动观

20世纪以来的复杂性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将以往的静态构成图景转换成为动态的生成图景。复杂性理论否定了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复杂性理论认为世界的发展是环境与系统内部元素、系统现状和系统历史之间复杂的互动状态的结果。普利戈津分析了两种有序结构。一种以平衡有序为特征，包括雪花、晶体等。这是一种低熵系统，对外部适应性很差。而另一种是非平衡有序的结构，它需要同外在环境进行交换以构成熵减。这样的系统具有巨大的进化潜力。“我们所谈到的生物进化、社会发展和某个组织进步中不断增加的‘有序性，涉及的都是后一种有序性而不是前一种有序性。”哪境对于系统的持续影响构成了系统内部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成为整合系统内部元素，调节系统元素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的编码手段。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有三个方面：首先，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是一个内部因素非先验的、局部适应的结果。其次，自组织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根据巴克的研究，复杂系统总是倾向于向临界状态演化。复杂系统的存在是从一个不稳定状态向另一个不稳定状态跃进的过程。而在处于发展的临界点上，任何一个微小的事件都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影响事物发展进程。最后，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简单作用，而是形成一个回路。任何方面的作用都可以在动态的意义上回馈到自身。从此观点出发，事物变化的边界性就变得模糊了，这大大增加了对系统进行预测的难度。

三、复杂性思维视野下的政治哲学解读

政治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更是“人化的”自然世界，因而有着“自然世界”难以比拟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然具有哲学色彩的复杂性理论，对政治哲学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观念由实质目标的寻求转向底线秩序的建立

政治实践并不是一种不要理想与追求的纯粹技术性活动，但是，它更不是一个可以按设计好的蓝图加以简单施工的工程。政治实践由于它所面对的生存挑战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因而它不能不是一个充满着永恒困惑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终点，也没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目标一定要去达成，无论这个目标是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还是伪装在经济、福利的理由之下。它唯一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内部资源的调动和内在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来达成一种成功的应战。在社会这个复杂大系统之中，对于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实质目标的寻求既不可能也不可欲。20世纪后半叶的理论与实践证明，试图通过社会系统中某些元素之间的简单关系，从而掌握社会发展的全部规律与社会改造的全部依据的想法注定是机械论思维的狂想。就此而言，社会发展演进的内在动力只能来自于系统内部各个部分之间关系的博弈和互动。这个过程的阶段性结局是要形成一种新的、具有特定应战能力的行为与关系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价值体系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仅仅是在宏观规则层面确定和保证社会各种力量有一个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互动原则，形成一种相应的游戏规则生成机制，提供一个可以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开放平台。在这个开放的平台之上，“规则的创新活动最终将导向一种可欲的社会秩序之建立”。

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转向对底线秩序的建构，其实质是实现由简单理念为支撑的乌托邦政治理想向以实践为圭臬的务实政治取向的转换。这里面蕴涵着对政治性质、政治哲学的性质和社会发展的内涵理解的深刻转变。以实质价值寻求为核心价值诉求的政治哲学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建构论哲学思想。它是建立在对于社会内在元素存在和发展规律的乐观认识和社会线性发展观的基础之上。在科学主义的推波助澜之下，这样的政治哲学往往与某种形式的决定论取得联系。这样的政治哲学与集体主义、能动的国家观、积极自由观具有某些天然的亲和力，倾向于将权力视为实现社会理想的工具。然而将底线秩序作为核心价值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审慎、谦逊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将自身基础构建在复杂、多样的政治现实基础之上。这种政治哲学并不热衷于运用理性的过滤器将现实的纷繁复杂归约为一个简单、明晰的模式，而是清醒地将政治定位为一种持续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化过程。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政治的稳定与有限度的发展只能是通过试错与渐进。政治哲学的任务就是挖掘传统中所透露出来的暗示，发现为人们所遵循的、符合时代发展变化的实践胜知识。

(二)对科学主义构造模式的反思

复杂性思维刺穿了科学客观性在这个领域中建立起来的一切神话，也同时将政治问题的探讨从寻求纯粹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中解放出来。与自然科学相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具有双重的复杂性。首先，政治学研

究对象对于研究者的研究具有更大的敏感性。研究者的理论偏好和知识结构会明显影响到研究的结论；研究者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过来影响到研究对象本身的未来发展。其次，研究对象中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政治人不仅是处于复杂的人际网络之中，任何政治思想、政治规则都是这个巨型网络有机运作的结果，而且每个政治人还受到自己的历史记忆、未来期望、当时情绪等等非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这样一来，启蒙思想对所谓的“自然法”与“自然状态”的假设便有了问题。早期功利主义政治思想虽然对自然法学派多有訾议，然而他们所设想的可以理性计算的幸福和自然法学派所犯的却是相同的病症。

复杂性思维对我们的政治哲学思考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启发。首先，它揭示出了系统内部要素的非线性构成。其次，它也指出了系统特征是系统各个组成元素之间因互动而“发生”的结果。在这个视野下，我们观照政治现象和政治思想就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在这种新的视角中，一些因线性观和决定论而对立的政治思想便有可能在一个新的更高层次获得综合。

有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方法论方面争议的重新解读可以看作这个方面的典型。这种论争以往表现在古典自由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之间，当前体现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纷争，在方法论立场上都具有自身的缺陷。复杂性思维认为，事物的存在(自然也包括政治社会的存在)既不是一个简单原子叠加的结果，也不是一个整体塑造、控制个体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一定合理范围内两者博弈互动的关系生成过程。政治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是米德意义上“主我”(I)和“客我”(me)的统一。这个动态过程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保持着平衡，在临界状态的情况下想精确确定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走向，想确定一个理想的比重关系，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思想家做出了综合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两种立场的努力。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高尔斯顿fWilliamA Galstonl和阿米泰·依左尼(Amitai Etzioni)，他们认为，在个人和社群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平衡区域，在其范围之内二者是能相互促进的；而只要超出这个范围，不论强调何者都不会产生好的结果：社会秩序不是走向无政府就是滑向对秩序的过分加强。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了成员(也就是基本单元)在身份上的交叉性，认为社群价值观念的获得并不是外部强加的结果，而是内部成员互动的产物。

简而言之，用简单的两极性思维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内部个人与群体间的复杂关系。自由主义与黑格尔主义以及与社群主义间的对立和矛盾，在某种意义已是—种用简单化思维方式进行认知才会得出的结论。

(三)理性主义的祛魅

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缺乏清醒的反省精神，是我们时代曾经存在的一个致命的局限，也是造成现代社会“信念论政治”和“理性主义”(奥克肖特)的主要根源。哈耶克和波普尔在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以“工程师思维”和“社会工程学”这样带有贬义的词汇来指称人类在面临复杂系统时，运用简单的线性思维来处理事务的一种思想定式。

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上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一种思维显然属于启蒙时代酝酿的“现代性神话”。面对复杂大系统，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认识对象和认识过程的复杂性最终终结了人类在这些领域中对于确定性、决定论追求的可能。适合于简单线性系统的认识方法虽然并没有过时，但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其适用领域和范围的有限性。与此相应，多元、开放、宽容和承认理性的局限则是今天人类涉及到复杂系统认识时必须坚持的一种合理态度。如果说自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简单的线性思维方式曾表现出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极大地鼓舞了政治上追求真理热情的话，那么面对科学进一步发展所揭示的世界的复杂性、开放性与混沌性，以追求完美与不朽为己任的理性主义政治也到了该反思自身的时候了。

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和反思是20世纪后半叶学界的核心话语，也是人类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理性主义政治实践失败后必然带来的沉痛反思。伴随着理性主义政治退潮，人们打开了重新解读历史的视阈空间，我们发现了以往被我们的理性主义政治所轻视、忽略事物的重要意义。信仰、传统、习传、风俗、个体认知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正在得到新的肯定。正如莫兰和普利戈津在其研究中告诉我们的，有序和无序之间的距离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中庸智慧，在经历了极端年代之后又重新具有了现实意义。审慎、保守、节制和妥协并非就等同于落后、守旧与堕落，实际上它们也许更符合政治价值选择走向程序化的要求，更适宜于人们建造连接自己过去与未来的平台。政治现实正是现实与历史对话的结果，是不同的主体之间碰撞“涌现”的结果。用历史束缚现实的传统主义思维与用现实抹杀传统的激进主义思维都是一种简单性思维的产物。只有具有一定自由空间-的个体(这里不仅指个人)，他们在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的交织节点中自由互动，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动因。

用今天复杂性思维来看，理性主义政治导致的简单思维方式虽然以其“真理发现”、“追求完善”、在人间实现理想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口号，调动起了人们的想象力、创造精神和献身意识，但它最后编织起来的现实世界却不能不是一个单一的、简陋的、失去创造力和复杂性的封闭世界。人们天已经清楚地看到，完美的理想在复杂大系统中总是避免不了走向自己的反面，对确定真理的追求在复杂大系统中总是避免不了对于复杂性的扼杀，激进变革、全面设计和划一性政治在复杂大系统中总是把人类社会应对未来挑战可资利用的资源加以系统的清除。播下的似乎是“龙种”，收获的却一定是跳蚤，这就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简单性思维，也是理性主义政治无法逃避的历史命运。

责任编辑：翟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