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林 陈国绪

摘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如何有效管理“自主创新”亦随之成为国家和民族企业共同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显现的自组织演化的开放进程，现代管理也愈益不得不直面复杂性的挑战，而管理自主创新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其蕴涵的未来之不确定性。认真分析对自主创新管理的特殊复杂性，人们或许会认真考虑以“尊异觅同”、“有准备”和“勿苛管”坦然应对未来之不确定性。

关键词：自主创新；未来之不确定性；尊异觅同；有准备；勿苛管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5—0046—07

一、问题的背景、目的和方法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之关键阶段的国家战略，其核心内容乃是增强国家和民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将其付诸实践，争取用1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与20世纪末叶基于当时国情和发展需要且隐含李嘉图和新古典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战略选择相比，中国在21世纪初的这次战略抉择，也基于变化了的现时国情和发展需要且隐含着熊彼特和演化经济学的“创新理论”的支撑。不难看出，战略抉择的转换反映的是时代的发展、综合国力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决策行为是管理的核心”，而“一般管理理论既要包括保证决策正确制定的组织原则，又要包括保证决策有效执行的组织原则”。毋庸置疑，中央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决策的制定是科学而明智的，下一步就是如何保证其有效执行。有鉴于此，如何对“自主创新”进行有效管理亦随之成为国家和民族企业在经济实践活动中共同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从而也成为中国管理学界不得不直面的重大理论问题。

对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自主创新”就意会到其高科技方面，或总是将其与聪明的创意或发明混为一谈。而目前学界对于“自主创新”内涵的诠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科学技术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基础上的再创新；其二，不同意前述“科学技术解”，认为“创造”属于科技行为，而“创新”是经济行为；其三，将其本质视为是否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并具有自主开发的能力；其四，与“知识产权解”相左，主张其本质乃是以历史连续性和“模仿”为前提的“二次创新”。此外，尽管有人认为创新总是主体的自觉行为，因此不必叠床架屋地强调“自主”创新，但多数人认为强调创新主体是必要的，不过，对于创新主体究竟只是企业(理论上应该是但现实中尚未成为真正主体)抑或是以企业和科研机构为双重主体，仍未形成共识。这里的问题或许在于，国家、企业和科研机构都是组织，对于创新而言，其主体如果落实不到较为具体而现实的人或者人群，则或许有空洞之虞。无论如何，“创新乃当今商界的制胜之道”已成为现代管理者们所不争的真理。而若参考“创新理论”的创始者熊彼特的观点，则创新“必须同‘发明区别开来。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因此，“作为企业家职能而要付诸实践的创新”，只能被理解为基于企业家“创造性破坏”实施进而实现的经济过程。倘若结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以及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基于创新但又强调行动、把“创新”当作造就一个可持续发展之经济的工具、把企业打造成“企业家”、使政府机构也扮演“企业家”角色等观点，则“创新主体”亦必须明确。有鉴于此，本文所谓的自主创新，就是指由某些人或者人群形成某种新理念，进而有组织地将其转换为有用且为市场接受的产品、服务或工作程序的经济过程，并且其核心部分带有鲜明的中国人(或其民族企业家)印记。

既然自主创新乃是将新理念付诸市场实践的经济过程，则如何理解、解释进而管理自主创新就首先与既成的经济学理论内在强相关。若根据以新古典范式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技术、制度、偏好和资源禀赋不变，理性经济人只能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以追求均衡为合理目标，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则结论或许就是，其一，由企业家“创造性破坏”而引发的创新是难以解释的“反常”现象，因为，新古典范式“‘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性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又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它只能在变化发生以后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其二，那只是超出经济解释范围的外部性因素导致的“异常”现象，因为，新古典范式“注重使现存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并力求均衡的建立。由于它无法解释‘企业家这一现象，因此将‘企业家归人‘外部力量，与气候和天气、政府和政治、瘟疫和战争以及科技等归为一类。当然，传统的经济学家并不否认这些外部力量的存在，且承认其重要性。但是，这些外部力量并不是他所研究的世界的一部分，不能以他的模型、方程式或预测加以解释与说明。”毋庸赘言，依据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难以理解、解释进而管理自主创新的。

德鲁克有句名言：“管理没有终结的答案，只有永恒的问题。”以上述背景为前提，本文意在揭示自主创新及对其进行管理的复杂性，并探讨应对这些复杂性的若干实践性原则。其方法主要采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若干假设、西蒙之“有限理性”和“(相对)满意”假设、德鲁克“视变化为常规”之若干假设，以及复杂性科学、演化经济学和人本经济学等范式的有关假设。

二、现代管理面临的复杂性挑战

作为实践行为的“管理”自古有之，它几乎与人类社会同步生成和发展。“但只是在过去的100年里，管理才得到认识、分析、监控和传授，才有了一定的形式。20世纪是管理的世纪。”“管理”作为学科发轫于20世纪之初，是随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历史背景而出现的。它是应运而生的，这个“运”或许就是发达市场经济日益彰显的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管理学就是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经济而生成为学科来加以研究的。这一点与它的“母体”——经济学十分相似。对于置身于商海的高层、中层管理者们来说，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即其本质的非设计性、变化的非线性、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其预测的非准确性、调控的无把握性等——对现代管理实践的困扰，几乎是不言而喻且必须直面的。对于关注实用的管理理论探讨的管理学者们来说，汲取和借鉴各学科尤其是复杂性科学、演化经济学、人本经济学之范式，来分析和研究如何应对市场经济复杂性对管理实践的困扰，业已成为其自觉的选择。20世纪中叶新科技革命发生以后，在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复杂性和协同性、分叉与混沌这三股力量的驱动下，随着全球复杂大系统的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亦日益凸现，传统管理范式面临各种复杂性的严峻挑战。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自发生成的开放系统，其本源是非设计性的，其发展趋势是难以完全预测和驾驭的；作为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其本性不

是像经典力学的封闭型热力学系统那样“自动趋于均衡”，其常态是非均衡的、变动不居的(均衡只是其特殊状态，尽管那符合人们对其进行理性控制之需要)；作为一个属人的复杂系统，其运行不能不受到具有迥然相异之意志、欲望和需求的人们的各种行为的干扰，也不能不受到它运行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制约，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复杂性之多元维度，归根到底是由其内在复杂性生成的不确定性。因为，复杂性就其本质而言可区分为两类，其一是表象的复杂性即繁琐精细，如精密仪器、某些数学推导过程等，但实质上它们是“简单的”或“机械的”，其前提、过程和结果都是可以精密地加以控制的；其二是内在的复杂性即难以准确把握，如生物演化、经济周期、直觉顿悟、创新冲动等，它们是真正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且难以驾控。而市场经济的复杂性显然属于后者，它的所谓非设计性、非线性、非准确性、无把握性等，均可归结为不确定性。德鲁克早就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不确定性进行规划的必要性和困难程度。而以“权变”或“情景规划”来应对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业已成为管理学权威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不仅如此，就连已被主流接纳的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最近也在《不确定世界的企业领导》一文中指出：“我们存在于一个动态变迁的世界之中，这决定了企业在决策时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企业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获得持续生存，就必须认清环境演变的意义，建立一套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结构，将不确定性融入到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去。”管理，说到底是形成切实有效的调控机制以尽可能减少影响其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依此推理，企业管理，就是形成切实有效的调控机制以尽可能减少影响其经济效益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而对自主创新的管理，就是形成切实有效的调控机制以尽可能减少影响其经济创新及其效益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若此说可以成立，则对自主创新的管理不得不直面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复杂性挑战，主要就是其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

若再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及其定位来看，由于其对象域鲜明的实践特性，导致它既有科学特质，更有人文特质，而且，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分居两端的学科频谱带上，它更靠近人文学科一侧。“管理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人文艺术——之所以称其为‘人文，是因为它涉及知识、自我认识、指挥和领导艺术等基本要素；之所以称其为‘艺术，是因为管理涉及实践和应用。”众所周知，一旦进入“人文艺术”领域，不确定性的“幽灵”便如影随形，是难以摆脱的。

三、自主创新所蕴涵的未来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具有内生的不确定性，自主创新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驱动环节，其不确定性也是内生的。老演化经济学家指出：“我们所指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新演化经济学家也指出：“创新经济学关于技术变革内生性的假设依然是其分析的核心”；“技术变革是非均衡条件的内生结果，而几乎不会收敛于新的均衡。实际上，均衡和技术变革是两个对应的极端：当不存在技术变革时，均衡有可能存在，反之亦然。只有在远离均衡的市场条件中，才有可能出现技术变革。”而“创造力是经济演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不仅如此，自主创新的不确定性较之市场经济本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自主创新就是不再重复过去较为保险的利润或效益的生成机制，由此不能不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的困扰。市场经济主要受“看不见的手”操控，是变动不居的自组织演化过程，自主创新虽可受“看得见的手”之引导，但其实现必须纳入由“看不见的手”操控的市场经济进程，从而在本质上也是复杂多变且难以完全操控的。就对经济或管理均至关重要的时间维度而言，我们可将自主创新的不确定性区分为既有的和未来的两类。

所谓既有的不确定性，就是指由历史积淀形成的、在自主创新开始时不可或缺却难以把握的各种因素。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其加以分析。就主体方面而言，最为基本的有两点。其一是以人的有限知识和有限理性把握创新的未知方面而产生的不确定性。任何人，包括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其知识都是有限的，其理性也是有限的，以其有限的知识和理胜去认识和把握创新必然具有未知方面，无论得出何种论断，只要该论断具有可操作性(即不是怎么说都对却令人无所适从的)，其实际结果就必然带有不确定性。其二是由主体抉择之随机性而产生的不确定性。由于人自身的需要与偏好是多样的，其可能的选择或选择的可能也必然是多样的，而且影响其做出选择的外部条件更是多样的，因此，尽管他一旦做出抉择则该抉择就带有“确定性”，但如何做出抉择本身却永远带有不确定性。就客观方面而言，自主创新既有的不确定性至少包括环境(如竞争者的状况、顾客的状况等)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性，“可供选择之机遇”的多样性，以及自组织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非线性。人们就前两点已有很多论证，此处不必赘言。后两点则有必要加以简略说明。“可供选择之机遇”即“已经发生了的未来”，任何企业家进行任何创新都必须“专注于机遇”，由于市场经济自组织、非均衡演化的特质，即便是“已经发生了的未来”也具有多种可能性，这不仅导致其潜在趋势的不确定性，还导致进行自主创新时如何对它们进行选择的不确定性。此外，诸如市场经济这样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自组织系统，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即该系统能够在不可预测的路径上发生变化，其间所出现的秩序是自发的、自生成的，而不是能够预先设计或把握的)，这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必然导致相对确定且可把握的市场现实状况的潜在变化充满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只能置身其中的自主创新的潜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所谓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是指部分受由历史积淀的既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部分源于在自主创新由始至终的进程中必然出现却难以把握的各种因素，具体体现在其进程、成果及其后继影响等方面。不言而喻，上述既有的不确定性一旦展开，则必然导致自主创新之进程、成果及其后继影响带有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在其运作过程当中，由于主、客观两方面都难免会出现某些新变化，诸如企业家的本质力量(可使用的流动资金、创新型人力资源等)锐减、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景气状况变异、市场需求突变、金融危机、同类创新捷足先登、地震海啸甚至恐怖袭击等，它们在自主创新开始时尚未生成且不可预测，从而导致其进程发生某些新的不确定性。若就其成果特别是其后继影响而言，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一方面，其成果及其后继影响在事先或其进程中是难以确切预测和把握的，另一方面，即便在进程后期其预期成果会愈益彰显，或大获成功之际其成果得到市场认可，该成果的后继影响仍具有不确定性。从长期看，任何创新

成果均难免具有正、负双重效应，即便被市场认可的具有巨大正效应的成果，其潜在的负效应一旦显现，也许具有灾难性影响，如DDT残留、白色污染、温室效应等。在影响自主创新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各种因素中，最为微妙的或许是“蝴蝶效应”，即由微小扰动而生成的巨大后果，所谓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引发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现代复杂性科学业已揭示了该效应的客观存在。其实，早在上世纪之初，熊彼特就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小小的扰动，的确可能像早前已经提到的那样，到时候会累积起来等于巨大的数额。”对于自主创新来说，这种微小的扰动，无论事先抑或事后，都是难以捉摸和把握的，然而其影响却是不容忽视且巨大深远的。进入21世纪后，领导世界管理潮流的首席执行官们大多愈益自觉地认识到“未来不是过去的简单延续，未来蕴涵着种种不确定性”的真正含义与实践意义。而对自主创新形成最严峻挑战的，恰恰是它所蕴涵的未来之种种不确定性。

必须看到，不确定性之“既有”与“未来”的区别只是相对的，一方面，既有很快且不断地趋向未来，未来虽不是既有的简单延续却无法完全摆脱它；另一方面，既有不确定性之最难确定的是其趋向未来的不确定性，在此意义上，所有的不确定性本质上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未来而言，除“推陈出新”或“必然灭亡”(如凯恩斯所言，从长远看，我们都是要死的)的铁律之外，真正可以确定的就是未来是不确定的。然而，承认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与控制。人们从事经济或管理等一切由理性指导的实践，都是追求某种确定性进而加以控制的活动。历史事实表明，与自由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相伴的，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愈益精细而有效的控制。“可是，我们愈益准确地学会怎样去理解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我们对事实的控制就愈益完全；而事务能进行简单计算，并且的确是迅速的和可靠的计算的范围越大，这个职能的意义就越是减少。因此，企业家类型的人物的重要性必然要减少，就像军事指挥员的重要性已经减少了一样。”这就是说，尽管“精细而有效的控制”是人们实践理性的需要，但这在自主创新的全过程中几乎是不可能的。究其原因，主体方面主要是由于人们的“未知”总是远远大于其“已知”，而以有限之已知去把握或管理蕴涵更多未知的自主创新，其论断或举措的不确定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所揭示的那样，人们知道的愈多，就会知道他们原来不知道的愈多。中国古代圣贤说：“学，然后知不足。”熊彼特则更为专业地指出：“如果我们记住了不可能去彻底调查计划中的企业的一切影响和反影响，那么，这是一件多么不同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明白。即使人们有着无限多的时间和资金，以致那些影响和反影响可以在理论上加以确定，也必然在实际上处于不可知的状态中。”外，就客观方面的原因而言，则主要是前文所述的环境的不确定性。

四、对自主创新管理的特殊复杂性

自主创新的复杂性或不确定性决定了对其管理的特殊复杂性。可以从自主创新的主体和过程这两个基本层面对这些复杂性加以分析。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及其组建和领导的创新型人才团队，此乃自主创新不可或缺且起主导作用的人的因素。企业家是具有创新冲动且能有效实施之个性特征的人群。历史上最早论述“企业家”(en-treprendre)之经济学含义的是坎提隆(1680～1734)，他将其定义为在市场中充分利用未被他人认识的获利机会并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企业家所获得的是不确定收益。其后，萨伊(1800)提出，企业家(entrepreneur)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领域并获得较大收益的人。马歇尔(1890)将其视为生产要素，指出其特性在于敢于冒险和承担责任。熊彼特(1912)进一步指出，企业家就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即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创新者。德鲁克则集前人之大成，指出企业家视变化为常态，创造出新颖而与众不同的东西，改变价值，开创了新市场和新顾客群，并大幅度地提高了资源的产出，在他看来，企业家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创新。一句话，能否实现创新是衡量企业家的唯一标准。在现代企业家的周围或身后，总是有一个创新型人才团队，其成员均具有某种企业家素质。在德鲁克看来，他们不是“专注于冒险”，而是“专注于机遇”。他们懂得，“自由绝不是一种放纵，而总是一种责任”。尽管如此，由于其创新特质，企业家及其团队更清醒地意识到，“创造未来的风险极高，但是不去创造未来的风险更高。固然大部分人不会成功，但可以预见的是，不去尝试的人更是毫无胜算”。因此，他们的观念与做事方式往往超出常规，从而与传统的观念、习俗、制度、做事方式等发生冲突。由此看来，对企业家及其团队而言，传统的“管人”方式势必低效抑或失效，而营造适合企业家及其团队生成和发展的主体氛围或许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点在微观上问题不大，因为其间执行管理职能的是企业家自己。而在宏观层面，势必要求管理自主创新主体者自身应具有企业家素质，并尽可能为其营造适宜的主体氛围。

自主创新过程，就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其客观实施的进程本身，无此过程则当然无所谓自主创新。显然，自主创新之主体一旦确定，其过程至少离不开目标(即“可供选择的机遇”或“已经发生了的未来”)的选择、设定与调整，“工具”的选择和运用，绩效的考核与评价以及必要的社会环境等基本方面。由于创新作为经济过程是讲求实效的，因此，其“工具”的选择和运用或绩效的考核与评价都带有实用性，均以是否现实有效或是否为市场接受为最高准则，其中的变数由现实条件的上下限所规范，不确定性较少。而其目标的选择、设定及其社会环境则不然。在德鲁克看来，创新是唯一能造就一个持续和健康发展的经济(使经济不在发展过程中“休克”)的工具。因此，创新目标的设定自然不能违背“创造出新颖而与众不同的东西，改变价值，开创新市场和新顾客群，并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的效益”等一般规范，但具体将创新目标锁定在某一可操作的事情上却并非容易，除必须随形势变化对该目标加以调整外，其中的复杂性或许在于，一方面，它必须植根于社会本质的、可预见的变化趋势之中，哪怕该趋势的存在与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无关，而另一方面，在一个充满变数、难以预计的时代，即便根据社会恒定不变的趋势来制定创新的战略和决策，也不一定能稳操胜券，可是你不这样做就注定要失败。此外，创新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涉及制度、政策等硬环境，以及舆论、习俗等软环境。从中国的基本国情来看，数千年自然经济的传统、习俗、观念的历史积淀，固然与之不甚匹配。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切都在发生迅猛变化，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乃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重大战略任务之后，软、硬环境都在逐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生成和

发展。不过，营造适合自主创新生成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为此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宏观管理者自身应具备企业家素质。而这其中难以规避的是制度、政策、观念、习俗乃至价值观、利益的转变与调整，其复杂性自不待言。

不难看出，无论是微观层面(企业家)还是宏观层面(政府)，合理且有效地管理自主创新之重点或许不在于如何“控制”它自身，而在于如何营造适合其生成、运行的环境氛围。其实，在当代中国，企业家及其团队以及自主创新活动正愈益处于与之大致匹配的宏观环境之中。首先是宏观主体氛围基本适合，从邓小平决策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实现现代化，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制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并认真付诸实践，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央历届政府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品格，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其次是宏观社会环境基本适合，将市场经济在一个人口众多且自然经济传统极为深厚的社会主义大国付诸实践前无古人，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新，其复杂性可想而知。在其进程中必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更是难以预测。在此意义上，广义的(即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自主创新不仅必要而且必然，遑论狭义的(即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自主创新。有鉴于此，对自主创新进行合理而有效的管理尽管困难重重，特别是其不确定性颇具挑战性，却绝非不可能。

五、结语：以“尊异觅同”、“有准备”和“勿苛管”应对未来之不确定性

面对客观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制定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必须对传统的以完全理性假设为基础的战略观进行认真反思。从自组织进化论的视角看，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大量行为根本就不是“被决定的”，决策常常不是“被采取”而是“发生”，因而最好的管理者或许是那些最“不刻意”作决策的人。既然自主创新的主体与环境均具有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而其未来的不确定性又是对它最大的困扰，那么如何有效地应对其未来的不确定性就成为对其“管理过程的精髓”。根据德鲁克对现代管理实践的理论概括和本文的论证逻辑，试提出如下实践性原则以应对自主创新之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未来不确定性。

首先是“尊异觅同”，即认可多样性，尊重新奇性，寻觅多样、新奇与创新目标的正负相关性。其一意味着乐于接受市场经济多元化的现实，其二是在多元化存在中关注并珍惜那些带有创新性的理念与做事方式，而最终是寻觅多样、新奇与所确定创新目标的正负相关性。其运作程序大致是：有目标、有系统的创新始于对机遇的分析，而对机遇的分析则始于对创新机遇的来源进行彻底思考；第二项要做的事情就是走出去多看、多问、多听，以印证、反诘多样、新奇与对创新机遇的来源进行彻底思考之后，确定创新目标的正负相关度；在此基础上，创新若要行之有效就必须简单明了，目标明确，它应该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否则就会把事情搞糟；有效的创新始于细微之处，它们并不宏大，只是努力去做一件具体的事而已；而一项成功的创新之最终目标是取得该领域的领导地位。

其次是“有准备”，即确认不确定性，主动抓机遇，宽容失败。其一，企业家“视变化为常规”，“视变化为健康的标准”，“事实上，不变则亡，没有变革。就要被淘汰”。面向未来，人们最有把握确定且必须有所准备的，除了变化就是不确定性的必然存在。其二，在一定意义上，并非“机遇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而是有准备的企业家主动寻觅进而把握机遇，如意外事件、不协调的事件、程序需要、产业和市场结构变化、人口统计数据变化、认知的变化、新知识的产生等。最后是对创新的不成功有所准备，并且对其持宽容态度，因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高风险的，但是吃老本(即不创新)比创造未来风险更大”。

第三是“勿苛管”，即非线(刚)性管理，学习中调整校正目标，以及倡导“相对满意”原则。其一，非线(刚)性管理绝非无目标管理，而是不拘泥于实现创新目标之路径的线(刚)性规划，容许通向该目标的非线性路径，构建诺斯所说的“适应性效率的制度结构”。其二，在不断再学习中应变调整校正目标，“无论是对机构还是对个人而言，我们都应鼓励他们养成灵活多变、永续学习并视变化为正常和机遇的习惯”。换言之，在创新实施过程中，不仅路径可变，目标本身也不是绝对不变的。最后就是否弃“最大化”或“最优化”诉求的迷思，以西蒙倡导的“相对满意”原则取代之。这样一来，就更可能适应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现实和未来，并坦然地应对其挑战。

责任编辑：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