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龙

我因为参加一部上海文学通史的撰写，且接到的又是有关解放后十七年的部分，曾经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文学论争的有关资料。这是一个充满着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时期，文学的论争几乎都演化成为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到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接二连三的文学批判运动，使当时的文人们小心谨慎无所适从，使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压制。

在阅读十七年文学批判运动的史料时，我不禁悲从中来，感到深深的悲哀，这固然是历史的悲哀，但也是文人的悲哀。在这些文学批判运动中，被批判的当然是文人，参与批判的也是文人。

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指出武训“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并认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此文发表后，郭沫若《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陈荒煤《(武训传)给我们的教训》、周扬《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夏衍《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范文澜《武训是什么人，为什么有人要歌颂他》等文章先后发表，逐渐形成了大规模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使编导、演员等人遭到围剿迫害。

在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中，1954年9月，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第9期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以现实主义的原则对于俞平伯的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俞平伯的研究带着主观唯心论的偏向。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的有关同志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赞扬两个青年团员的文章，“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认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在这场运动中发表了诸多的文章，郭沫若的《三点建议》、茅盾的《良好的开端》、老舍的《(红楼梦)并不是梦》、胡念贻《评近年来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王瑶的《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王若水的《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毒素——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和方法》、李希凡、蓝翎的《“新红学派”的功过在哪里?》、毛星的《评俞平伯先生的“色空”说》、聂甘弩的《论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辨伪存真”》、余冠英的《是“微言大义”呢?还是穿凿附会?》等文章，都批判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从1952年始的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茅盾的《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邵荃麟的《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蔡仪的《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文艺思想》、秦兆阳的《论胡风的“一个基本问题”》、李希凡、蓝翎的《胡风在文学传统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黄药眠的《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张光年的《论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陈涌的《保卫鲁迅方向，粉碎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思想》、臧克家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诗”的实质》、罗荪的《从橡皮钢鞭看胡风狰狞面目》、唐锼的《“且打滚且作战”》等，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别公布了胡风反党集团的三批材料。毛泽东亲自为第一批材料写了按语，指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将胡风的问题定了性，酿成了2000多人受株连的冤假错案。

在文艺界反右斗争中，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章伯钧、庐郁文、储安平、费孝通等纷纷发言。6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内部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在文艺界的反右斗争中，发表了荃麟的《斗争锋芒指向右派》、靳以的《我们与文学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张光年的《从一篇文章看黄药眠的右派思想》、刘白羽的《论文学上的右派寒流》、艾芜的《去掉文艺上的右倾思想》、以群的《王若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战术》、张骏祥的《钟惦棐要电影事业走上死路》、袁水拍的《反对冯雪峰的文艺路线》、张光年的《文艺界右派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罗荪的《“火线入盟”》、唐弢的《“士为知己者死”》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55万人被打成右派。

在十七年的文学批判运动中，有诸多有学识的文人被批判，有诸多有学养的文人投入了批判，其中有不少是文化界、文学界有影响的名家。我们且不说靠批判胡风起家的文化棍子姚文元，且不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郭沫若，在诸多投身于批判运动的文人中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心态：有的是身处要职迫于压力不得不表态；有的是慑于政治攻势委曲求全明哲保身；有的是一贯以“左”的姿态出现，有时倒也“左”得可爱；有的因文人相轻而落井下石，令人不齿；有的仍以对待学术的态度，一本正经地分析研究学术问题，透露出文人的迂腐与稚气；有的以官僚的目光鄙视文人，颐指气使地说三道四，显示出达官贵人的蛮横与霸道；有的企望通过踩在他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寻找一条飞黄腾达之路；有的期盼通过对别人的表态性的批判，寻觅自我内心的平衡与宁静……

中国文人的如此表现与心理，常常使我感到悲哀，这又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中，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文化，使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总是缺乏独立性。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立场被扭曲成为尽忠的表态，明哲保身的伦理哲学成为落井下石的自慰和借口……文人们在回溯过往时，常常遮盖住自身的疤痕，往往在编辑出版自己的选集文集时，都决不会收入这些文章，弃若敝屣，因为这些文章会有损他们的形象。但是，我想这些文章其实也是历史的印痕，倘若能够将此类文章收集出版一部《敝屣集》，那倒是很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