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恽

2011年雍和嘉诚秋拍，有一宗15件俞平伯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参拍，其中一页是“关于李辰冬”，这是俞平伯单方面谈两人关系的材料。俞平伯交代说：

李辰冬,我本不认识,因他亦写了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并不赞成,却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曾到法国留学。据有人告诉我，他把我早年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在法国得了学位（博士？）。有一次，某日上午（年月都不记得了，总在抗战以前）我去访周作人，其书室已先有客在，周未向我介绍，坐下说了一会儿，我就把李辰冬窃取我写的书骗外国人的笑话讲了。不记得话怎么说的，总是玩笑讥讽。及客去后，周作人才告我，这个人就是李辰冬！这把我弄得反而很窘。我一向不喜欢奚落人的，更不愿意当面骂李辰冬，且有些怕他，因我知这人是个坏蛋，鬼把戏很多的。但话已说出，亦无可如何了。

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回到北平，搞得乌烟瘴气，李辰冬在那时很得意、活跃。有一次在酒楼招宴文人，我也被邀而去。请客目的总是约人写文章，正因我心鄙其为人，又不愿意再次得罪他。回想仿佛有过这么一回事，印象实已很模糊了，不能说得很明确。

红蓝书店，我既无它的股票，亦未和该店作过什么交涉，为出版书籍之类，我总毫无所知。

俞平伯1969.4.24

这应该是应组织上要求，要俞平伯谈谈和李辰冬的交往而特意写的，全文不过四百余字，写在“文学评论杂志社”稿笺纸上。在文中，俞平伯讲了三件事，两件是和李辰冬的交往，一件是与李辰冬有关的红蓝书店的关系。总括来说：由于李辰冬剿袭了他的《红楼梦辨》，而他与李辰冬关系一开始就僵了。李辰冬后来又请了一次客，俞平伯去了，但具体记不起来了。

这是俞平伯单方面的说法，可信不可信，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首先，“文革”中的交代，且对方是台湾的所谓敌方人士，撇清关系保全自己是首要做的。如果够聪明的话，在无法对证的情况下，说得过头一点也没有关系。这里俞平伯笔下的第一件事，如果是真的，可以看出李辰冬超常的涵养，或者真的心虚。面对俞平伯指责他的论文抄袭，李辰冬能不发一言，不为自己辩解一番，忍辱含羞就此告别？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抄袭，就基本人性而言，困兽犹斗，自不会默默忍受，不置一言。

再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在国内中文出版是1942年中正书局版，在俞平伯见周作人的“某日上午（年月都不记得了，总在抗战以前）”，只是以法文形式存在的博士论文。据我所知，俞平伯不识法文，不知他何以仅仅根据有人告诉，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把我早年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在法国得了学位（博士？）。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交代材料的第一句，更可看出问题：“因他亦写了些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我并不赞成”，这至少说明，李辰冬写有关“红学”的文章，认知与看法一开始就与俞平伯异趋且异趣，怎么可能到写博士论文时会来用“拿来主义”把现成的《红楼梦辨》“改头换面，写成论文”呢？所以，俞平伯的说法是前后矛盾，完全站不住脚的。探究俞平伯说法的来源，本来就是捕风捉影，但有一点可以指出，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批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后，李辰冬抄袭他的研究成果，成为博士一说，对于俞平伯的心理上多少是一种安慰，是值得骄傲的，他宁愿相信这种说法，以抵御社会上对他急风暴雨式的批判——虽然在国内遭遇批判，我的研究却由他人的剽窃抄袭而被国际社会肯定。你们可不要小看了我。

1954年2月28日，俞平伯写信给周作人，也持此说：“平前作《红楼梦辨》行世以来，殊为寥落，惟闻某君曾以之博取法国博士功名，尚属有用”（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这也是他在饱受批判之后的一点自我心理安慰。

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出版在抗战中的陪都重庆，俞平伯抗战期间一直滞留北京（当年叫北平），容或未见此书，以致一直有这样自负的臆想。其实，两书完全不是一回事甚明，令人想起陈源指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的事来。

再说俞平伯笔下的李辰冬，面对俞平伯的“玩笑讥讽”，一个鬼把戏很多的坏人（俞平伯语），竟然含默隐忍，过了很多年还请俞平伯赴宴，请他撰文？世上有这样的人吗？也许有，但李辰冬应该不是。

在这次所谓的“抄袭”疑案中，李辰冬并无一言辩白，原因应该是他并不在场，根本就蒙在鼓里，不知不觉，自然无从言说，且也不必多说什么。

不过，我觉得也不能全盘否认俞平伯的这段交代，还是有一点真实的情节：俞平伯和李辰冬有一定的交往。俞平伯任教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而李辰冬在1920年代初是燕京大学学生，1930年代中期也同样任教燕京大学，到卢沟桥事变之后才南下，抗战后重回北平，两人做过同事，虽然俞平伯已刊的1930年代不全的《秋荔亭日记》（一至三），尚未见关于李辰冬的记载。即使如他所述的第一次会面，叙述之中，也有问题。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即俞平伯把时间先后互换了。俞平伯去拜访周作人，见到一个人。这人见有人来访，就此告辞。俞平伯和周作人谈到李辰冬，周作人告诉他刚才告辞的那位，正是李辰冬。这样才比较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