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祖石

一

2008年9月28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在位于河北省和北京市交界的北拒马河暗渠工程收水仪式上宣布，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中线京石段工程开始运行并发挥效益。中国首次启动应急供水工程，缓解首都供水严重紧张的现状。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水利部一些知情的老同志十分激动。他们回忆起从1956年肖秉钧同志第一次提出南水北调中线方案到2008年中线局部通水，前后经过了半个世纪漫长的风雨征程。

肖秉钧没能亲眼看到引水入京、梦想变成现实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水利部的一些老同志没有忘记他，由衷地赞扬他为南水北调中线方案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长期在水利部人事部门工作的原离退休干部局局长齐长剑同志感慨地说：肖老高尚的人品，坚忍不拔的意志，为水利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怎么赞扬都不为过。

解放初期，南方发水北方干旱，灾情不断，为彻底解决南涝北旱这个历代统治者都无法解决的难题，1952年毛泽东提出了南水北调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设想。

1953年，从交通部调到水利部任灌溉局局长的肖秉钧，出生在河北定县西提阳村，对广袤的华北平原常年干旱、风沙肆虐、苦不堪言的生活深有体会，因此，毛泽东的宏伟设想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和向往。

肖秉钧到水利部后，原来的灌溉局局长没有离任，他被改任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参事室主任。为了适应新的工作，他立即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很快就熟悉了全国各大水系的情况。对长江、黄河以及淮河、汉江以及重点大水库、湖泊进行过多次考察。

根据我国气象、水文、降雨规律和五大流域形势的特点，肖秉钧于1956年6月写出了《引黄、汉水经北京到冀东配合引滦开辟华北航运灌溉的建议》一书。这实际上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雏形。1958年2月水利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南水北调与华北水利》专著，进一步阐明了南水北调中线方案的必要和可行。其主要内容是：在湖北丹江口修建水库，引汉水经过湖北、河南到北京、天津及冀东平原，集航运灌溉于一体，可以说规模宏大、气势非凡。这条完全引水自流的线路，是具备了极有利的地形、地质、土壤、水文的良好条件和极为适当的自流坡降直通北京、秦皇岛和天津新港的调水路线，惠及沿途的河南、河北、京津地区的人民群众，使四亿亩土地成为高产稳产的良田。既利当代，更利长远，造福万代。今天，翻开数十年前肖秉钧亲手绘制的“南水北调根除华北水旱灾害示意图”，与当今正在修建的“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路线图”一对照，其主干线的来龙去脉几乎是一致的，这就足以说明50年前肖秉钧选择的中线引水路线的正确程度了。

诚然，中线方案绝非空穴来风，也不是异想天开，当年肖秉钧在交大读书时，由于学习刻苦，博览群书，对中国的水文、地理、地质等基础课程有着扎实的功底。触类旁通的知识面扩大了他的视野，坚定了他的信心，他要把根治旱涝的水利事业与发展交通的航运业结合在一起。形成方案前，他对引水路线反复进行实地勘察，周密地研究思考，还从搜集到的敌伪航空测绘图与历代水文资料中发现了可用于解决引水难题的途径。

肖秉钧认为方案是未来工作的向导，只有用发展的眼光向前看制定的规划才是可行的。他相信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经济、科技会有大的发展，实施中线方案遇到的困难将会逐步被克服。反对中线方案的人却认为中线方案规模太大，在经济落后、科技水平低下的年代，根本无法做到，所以嘲笑中线方案是一个神话故事，下个世纪也无法实现的狂言呓语。

肖秉钧是学者型干部，1929年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1930年从事北平白区地下工作，1931年入党。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是水利部强烈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人，曾多次找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申述：三门峡的坝基岩石虽优，但坝址偏上，回水潼关以西，在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没有被控制、干支流泥沙大量下泄的情况下，在此建库拦洪蓄水，构成对关中平原、西安、成阳等市的威胁，形成非此即彼的对抗性矛盾。李葆华无奈地说：建三门峡水库是苏联专家的意见，我们是外行，人家是专家。

在黄河中下游治理规划学术会上，肖秉钧同样依据自己的调查情况提出反对把小浪底作为拦沙水库的意见。可惜，这些建言建议不仅没有引起上面应有的重视，反被看成异端邪说，他也被当成胡搅蛮缠、影响大局工作的多事分子。但肖秉钧的真知灼见、敢于直言的精神受到业内同行的尊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当年的建言献策是实事求是、客观正确的。

二

水利部分管技术的主要领导是南水北调东线方案的倡导者，坚决反对中线方案。和任何学术问题一样，有支持的就有反对的，这很正常。但在当时政治环境中，和领导者的意见相左是最犯忌、最没有好结果的。因此，重则是政治问题，在水利部有人把中线方案称为“肖方案”、“捣乱方案”就不足为怪了。

肖秉钧是个脾气很犟、宁折不弯的人，凡是他认准了的事情，就坚持干到底。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南水北调研讨会，水利部有关领导以肖秉钧是非业务干部为由，将他排斥在会议之外。执著的肖秉钧要求进入会场，被挡在门外。他写了要求进会场申述意见(方案)的纸条，有幸递到了周总理面前。周总理不仅请他到会，还请他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听完，总理认为肖秉钧的报告有可取之处，可以作为比较方案，并说要听听不同声音、不同的意见，比较比较好嘛!

有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水利部才拨出一间办公室，成立了南水北调中线方案勘测小组，肖秉钧任组长。虽然总共才配4名助手和工作人员，一切都靠自己动手，但肖秉钧已大受鼓舞，十分满意了。他不顾体弱多病，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那交通工具落后、经济困难的年代，年近花甲的肖秉钧领着工作人员扛着简陋的勘测器材，提着行李，不畏艰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走遍了大江南北。

经济极度困难的60年代初期，各单位紧缩行政开支，有些差旅费都无法报销，为了完成勘察工作，肖秉钧曾自费出差，还为一道工作的同志提供差旅费。在他看来，国家发给他的工资，就是要花在革命工作上，花在为人民服务上。早在1929年交大毕业后，他被委任在大同附近一个不大的火车站当站长，将每月上百元光洋的俸禄，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后全部做党费上交，支援白区的地下工作。他曾对家人说：人都交给革命了，还在乎钱吗?……

经过不懈的努力，勘察小组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绘制了“南水北调路线图”、“根除华北旱涝灾害示意图”、“水势地形图”等等。正当他们积极准备要进一步扩展勘察工作的时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场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