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倩云

摘要：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而其能否成功融入城市是衡量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群隔离现象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为此，文章尝试对当前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社群隔离进行深入的分析，剖析社群隔离现象对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负面作用，并提出消除社群隔离，促进群体融合，实现农民工群体成功融入城市社会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群隔离；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6-0072-04

农民工群体是具有中国特色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产物。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其规模日益呈现扩大之势，其融入城市的问题随之显得更为突出。农民工群体是否能成功融入城市是衡量中国城市化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指标。笔者认为，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就是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互相配合、互相适应、互相接纳与接受从而达到两者和谐的问题。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严峻而普遍的社群隔离现象，导致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的社会距离日益增大，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为此，笔者认为消除社群隔离，促进群体融合，是实现农民工群体成功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基于此出发点，作者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探索。

一、进城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社群隔离表征

社群隔离即社会群体隔离，主要指由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间隔阂和疏远的现象，其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性歧视或群体排斥。从广义上讲，社群隔离涵盖所有的社会群体之间的隔离。本文主要探讨城市里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隔离。改革开放30 多年来，我国一大批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来到城市，由农民转变为农民工，与市民群体共处于同一城市社会中，为城市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其在城市社会中却面临着诸多方面的群体隔离，被迫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空间隔离

我们知道，人类居住空间分布本身就是距离的表现。如果居住空间较为接近，彼此间就容易相互认同，反之，空间距离越大，关系就容易疏远。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进城首先面临的就是与市民群体在空间上的隔离。这主要体现在农民工群体的居住方面。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群体的居住空间与市民是明显分离的，无论是居住方式、居住环境、还是聚居形态都与市民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民工群体主要居住在单位宿舍、工棚或工作场所、租住的农民房屋等地方，这些居住场所往往非常简陋，冬冷夏热，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差，安全性差。这种边缘化的居住状态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的差异和距离。作为社群隔离外在显现的居住隔离，将对资源的控制和垄断变成了一种空间策略，将农民工群体排斥在空间之外就意味着对农民工群体作为平等公民的拒绝，他们不得享有城市居民所有的一切资源的配置。这种人群之间的物理距离或空间距离充分反映了当前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的隔离状况。

（二） 交往隔离

这是一种软隔离。农民工群体除了面临与市民群体的空间隔离外，还面临着与市民群体的交往隔离，两者之间是典型的地理型关系（只有地理意义上的接近而没有交往行为的接触和心理情感上的接近和亲近，这种关系之间的社会距离很大），而不是社会型关系（不仅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接近，而且彼此具有一定的接触和交往关系，这种关系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小）。两大群体之间各自的交往原则、交往性质存在很大的反差，缺乏深入交往的支撑点。农民工群体习惯于用乡土社会中的规矩和原则组织和思考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交往和互动，动用初级的社会规范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并且将交往构建在相互间的“交情”和个人道德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信任是他们交往与互动的基础，是他们构建自己关系网络以及社会支持系统的根本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市民群体则不同，他们是用次级社会规范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注重交往的理性与契约性。农民工群体人际交往显现出与市民群体不同的特点，他们倾向于选择强关系、同质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更多的只涉及业缘关系，而没有情感上的交流，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质。正因如此，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交往，无法建立起彼此相融合的生活圈子。这导致两大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越来越大。

（三） 制度隔离

也称硬隔离，这是在人们不情愿的情况下产生的，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的隔离现象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国家对这两大群体采用不同的制度与政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城乡隔离制度如：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等，作为一种“社会屏蔽”，在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之间，以及两大群体与资源之间建立起一种不平等的秩序，将广大农民工群体屏蔽在分享城市的社会资源之外，迫使农民工群体沦为政治上“无语”、经济上“失利”、社会权力上“无权”的社会群体。而且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在社会认同中建构起了一道边界，为市民群体歧视农民工群体的行为提供了制度合法性，并使这些制度逻辑在实践当中不断得以强化。正是由于在弱弹性的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状态加剧了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使得农民工群体处于社会分割和孤立之中，导致其与市民群体社会隔离的加剧。

二、社群隔离的存在严重制约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社群隔离是农民工群体实现城市融入的巨大障碍，它的存在不但为农民工适应城市社会增加了阻力，而且迫使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封闭的孤岛，严重制约了其融入城市的进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弱化了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能力

拥有资源是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前提条件。其拥有资源的多少是评判其融入城市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哪个群体拥有了优势资源，说话响亮，就容易形成一种“公共舆论”，左右利益的流向。这种资源主要是指那些可使人们满足必要且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需要的东西，包括土地、资本、人力等物质资源和文化、权利、权力、社会网络、话语权、获取信息的能力为基础的精神资源等。社群隔离的存在使农民工群体在资源占有和获取方面处于劣势。而正是资源拥有的巨大差异使两大群体的社会地位距离突显，将市民与农民工群体分别安排在“优越感”和“自卑感”相关的社会位置中。拥有社会资源多就是社会的上层，相反就是社会下层。上层与下层之间就形成了地位距离。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相互之间社会距离的大小和关系的亲密、疏远程度。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正是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建构了不平等的角色关系，形成了群体之间的社会隔离。可见，社群隔离的存在强化了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社会地位差别，弱化了农民

工群体融入城市的能力，加大了其融入城市社会的难度。

（二） 封闭了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主要渠道

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的日常交往是其得以融入城市的关键和主要渠道。因为社会关系是社会交往过程的结果，农民工群体只有通过与市民群体之间生活世界的交往，彼此之间才能增进了解和认同。然而，社群隔离的存在却迫使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只能以一种孤立化的、自我隔离的、封闭性的群体形式存在：一方面，居住的隔离迫使农民工群体集中到城市边缘区、被遗弃的老城区等具有自我延存性的“隔离空间”，使得其生活半径局限在自己的、具有同质性的空间中；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网络的隔离，导致农民工群体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无形的“自愿性的隔离区”或自我交往的封闭群体。可以说，处于社群隔离状态中的农民工群体就好像生活在一个不受保护的孤岛上，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农民工群体这种自我封闭的生存形态，不但阻断了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实现彼此接纳了解的机会。而且，更为严峻的是，两大群体之间已形成了内群体和外群体之分。可见，在一定程度上，社群隔离的存在其实就是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而且这种群体性的歧视行为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并具有一定的结构强制力，不断形塑着其中成员的行为，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再生产，导致农民工群体缺乏与城市建立互动的渠道从而封闭了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主要途经。

（三） 限制了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深度

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等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其中心理层面的适应是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高等级，是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它反映了农民工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要求农民工群体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心理上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在情感上找到归宿。可以说，它直接地反映在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的认识是否正确，与市民群体的关系是否融洽等方面。然而，现实中存在的社群隔离现象，已然在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的心里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内在屏障。社群隔离这一群体性的歧视行为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并在市民群体中产生了歧视集中效应，且逐渐演变为城市群体的行为惯习，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只要一提到农民工，市民群体的脑海中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个定格的图景，他们只是依赖于以往的记忆或是他人的叙述来认识和了解生活在相对封闭空间的农民工群体。这种认识更多的是一种并不完全理性的形象认识，其中难免夸张和扭曲的看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贬低性的形象认知，无法了解真实的农民工。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贬低性形象认知得到强化并不断地再生产，左右着市民群体的日常生活行为，给市民群体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排斥农民工群体成为其自我保护的适应性选择行为。而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市民群体的这种歧视集中效应已远远超出了大众心态的范畴，逐渐成为外在的客观的结构性存在，它给农民工群体所造成的紧张感和焦虑感远远强于国家社会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结构紧张。城市农民工群体往往陷入矛盾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会向往城市人的生活，可另一面对城市和城市主体难以产生情感性认同，具有“过客”心态。这导致了农民工群体的城市适应更多的是停留在“应付城市的一般生活”的浅层次嵌入，而不是城市“现代性”的深层次获得。

三、促进群体融合，实现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

从以上分析可见，社群隔离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进程，对我国的城市化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此，消除社群隔离，实现群体融合，是当务之急。本文立足于此基点，提出实现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对策建议。就是要通过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城市适应能力，加强两个群体之间接触、交流与理解的机会等措施，从而消弭两大群体之间的隔阂和社会距离，使其能够和市民群体和谐相处、共享共生，最终实现融入城市的目标。

（一） 改革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性安排是消除

群体隔离，促进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前提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暴露出诸多的不适，与市民在结合和互动中出现的种种裂痕，究其深层原因，与其被排除在城市分层体系结构之外密切相关。市民群体对他们的歧视和排斥是得到法律、制度和社会习惯的认可、保护和纵容的。也就是制度的不合理、不公正导致了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为此要真正实现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目标，必须从问题的根源着手，改革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性安排。尤其是消除二元化的宏观制度政策，制定统一的、公平的、有利于城乡融合的一元化制度政策迫在眉睫。只有从宏观制度上提供保证，给予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结构中应有的位置，相应的地位、资源，改变农民工边缘群体的状态，促成农民工群体被城市的社会结构所接纳，可以和市民一样从社会制度中获得资源，弱化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群体差异，才能促使其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认同感。这就要求我们：一是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二是要改革现行就业政策；三是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做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工作。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群体距离的缩小，为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提供制度化的保障。

（二） 拓展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是消除群体隔离，促进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关键

消除群体隔离，促进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关键在于拓展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一方面，农民工群体通过与他人互动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既可以帮助他们对他人施以更强的影响力，也可以帮助自身改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得他们在与其他群体互动过程中提升自我形象，改变对自身群体的不利评价，争取公平、平等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通过拓展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资本来提升农民工群体对外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加他们对他人、组织或社会的拥有、控制和影响，改变他们“无权”、无能力、没机会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的状态，从而实现从生活的被动弱者，变成主动的强者。为此，必须拓展以下几种社会资本：其一，建立与农民工市民化相适应的异质型现代社会资本。即在农民工群体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家属、亲戚和老乡构成的“强关系”型网络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以“业缘”、“友缘”和“人缘”为主的老板、同事、朋友等构成的“弱关系”型网络关系。其二，构建组织型现代社会资本。这是有效整合和满足农民工利益诉求，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社会安全网”。它是农民工获取和利用外界资源的有效载体，在有效整合自身的弱质资源和利益诉求的基础上，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与外界公平博弈的社会地位。其三，构建政治型现代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是联结农民工利益与政策制度的桥梁，能够将农民工的心声和利益诉求上传给政府，同时也能将制定

的政策制度下达给农民工。这有助于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提高农民工的维权能力和参政能力，扩大农民工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三） 提升农民工技能素质是实现群体融合，促进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动力

农民工群体长期以来处于社会底层，无法融入主流社会，这与农民工受教育少、技能缺乏、素质较低密切相关。正是由于他们技能素质低下，导致其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在各种不利环境下表达诉求的能力缺失，他们只能沦为掌握微弱权力的弱权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环境的被动接受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适应生活和环境的变迁，更谈不上去控制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所以，农民工群体须在具备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以及对所处环境的融合与影响能力的条件下，才能为实现融入城市的目的提供动力。为此，从个体层面上提升农民工的实际控制能力和心理控制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其融入城市的主观能动性与潜能。承此，应通过文化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人际交往培训等方面的指导，逐渐培养其现代意识与行为方式，转变农民工群体的传统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促成其与广大市民的接触，逐渐内化其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使其趋于现代性；促成他们广泛接触报纸杂志、书籍、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使他们从中更多地感受现代城市文明。

（四） 发挥社区的载体作用，是实现群体融合，促进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的平台

社区对于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区融入程度是反映其是否适应城市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一方面，社区可以作为制度转化和创新的载体。城乡二元制度隔离的根本消解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各项政策做出规定就能完全解决农民工问题，而是要在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为各项政策寻求接纳，寻求政策的着力点。而且，当前正式制度的支持缺失或不完整状态还依然存在。农民工群体不仅在生活和社会福利保障上仍旧主要依赖非正式的网络支持，他们的城市社会化也没有找到恰当的引导途径。而社区作为承继非正式制度的组织，是深刻的制度变迁的基础，它作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域承担这一职能具有当仁不让的优势。另一方面，社区可以为提升农民工群体的能力提供平台。农民工融入城市不仅仅是一个身份问题，更是一个多层面的展开过程。这就需要社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增强其承纳性或容纳性，使外群体成员获得社会成员资格。社区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系统，完全可以容纳农民工的加入。它可以通过点点滴滴的生活管理和服务，对农民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进行渗透，可将制度化的作用直接传导给农民工，可以建立社会交往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影响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等等。因此，以社区为平台解决农民工群体的城市适应，可以帮助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