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殿军

摘要：冷战结束后，随着文化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围绕文化主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文化冷战取代意识形态冷战成为和平与发展新时代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它虽然是意识形态冷战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延续和变种，但却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文化冷战是美国文化霸权同世界多元文化主张者之间矛盾不断加剧的必然结果。它反映和体现的不仅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更是国际关系中文化权力与文化权利的斗争。

关键词：冷战；意识形态；后冷战；文化权力；文化权利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6-0017-06

冷战结束后，随着文化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日益凸显，国际社会围绕文化主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博弈。文化冷战取代意识形态冷战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那么，文化冷战的主要特征有哪些？其实质和斗争的焦点又是什么？本文试就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从意识形态冷战到文化冷战

作为与热战相对应的冷战概念，是指二战结束后在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形成的由于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的冲突而导致的以意识形态对抗为核心的，除直接战争之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对抗和竞争。作为一种理论、运动和制度，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替代物来到世间的。美国和苏联持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尽管在二战期间，出于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需要而结为战略同盟，但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决定了互为敌人的双方，必然以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展开博弈。在美国某些领导人看来，“共产主义是一个罪恶的诺言，它在平等主义的幌子下剥夺了人们的财富。仅从概念上讲，它也侵犯了基本人权。”[1]“莫斯科的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2]正是由于二战之后“冷战国际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苏联和共产主义与美国和民主制度相对立的充满冲突的两极世界”[3]，所以，美国把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视为对西方传统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最大威胁和挑战。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世界的扩张，美国在进行军事、经济遏制的同时，还动用舆论力量和政治资源，开动宣传机器，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极权政权”进行征伐的意识形态“圣战”。他们根据意识形态偏见无中生有、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对社会主义极尽“妖魔化”宣传，不仅恣意歪曲、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刻意报道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阴暗面”，鼓吹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还大力支持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与颠覆言论，诱导听众起来推翻社会主义。而苏联则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不仅秉承“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遗训，理论上挞伐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道、非理性的“剥削面目”，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威胁论”的指导下，借助共产国际等无产阶级国际性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世界革命”战略。正如有学者所说：冷战表现为东西双方努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推广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削弱对方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影响。”[4]

可以说，意识形态冷战贯穿于美苏对抗的全过程，成为两国对外关系行为的基本指导原则和行动纲领。“同历史上的一些大国对抗相比，冷战的特征不在于美苏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在于这种冲突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5]

美苏在二战结束后进行的意识形态冷战长达40余年，最终以苏联的解体、柏林墙的倒塌而告终。冷战的结束，巩固了美国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同时也强化了美国用自由主义原则改造世界的外交哲学理念。他们认为，“美国获胜是靠美国的制度基于之上的民主思想的力量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失败”，“是民主制度赢得了冷战这场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6]但是，美国也深知，在世界各国利益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而日益荣辱与共，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日趋构成威胁的国际背景下，妄谈意识形态问题不但有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且在根本上于国家利益无补。美国要在通往世界政治成功的道路上，取得最终胜利，单靠军事力量“硬权力”是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的，美国还必须利用文化、价值观等“软权力”优势。因为，这些因素对其国家实力具有加权作用[7]，而“美国文化……有无比的吸引力”[8]，于是，文化开始成为美国实施国际战略的得力工具。

在美国看来，运用文化力量不仅可以实现文化“软霸权”，而且还可以弥补“硬霸权”因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降临而受到制约的发展空间，从而进一步增强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于是，一方面美国借用报纸、杂志、影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和对外文化教育交流网络，四处出击，来推行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政治文化理念；另一方面，搭乘着市场经济快车，利用麦当劳、肯德基等文化消费渠道，大力行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企图通过美国文化的输出，使他国人民在“无意识”中认同和接受美国文化，进而实现对世界的“美国化”改造。

美国的文化扩张严重侵害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主权，从而遭到其他国家的当头棒喝。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如果任凭本国文化市场“美国化”而放任不管，那么不仅将削弱本民族文化价值，阻碍民族精神的自然发展，而且到头来国家的生存都难以保证，其恶果不堪设想，“一旦全球化模式去掉了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文化的牺牲品”[9]。面对美国文化的大肆扩张，世界各国捍卫民族文化的自觉性日趋高涨。不但深受美国文化侵袭之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拿起捍卫民族文化的外交武器，“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之中”[10]，开展了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即便那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和法国近十来年面对美国文化的挤压也结成了阵营，共同应对美国；而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越南、古巴等捍卫自己文化价值体系的意向更加强烈，在阿拉伯地区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奉行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更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11]。一场波及整个世界的、寻求本民族文化安全，维护文化主权的文化攻防大战在世界上演，并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国家实力竞争的新的一个主战场。

二、文化冷战的主要特征

从意识形态冷战到文化冷战的转换，既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条件下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受限的逻辑必然，更是文化软实力作用在当今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结果。但在转变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些新特点。

（一） 美国以超国家利益的道德外衣，行文化霸权主义之实。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是以“反共”、“防共”等极具蛊惑力、煽动性的意识形态话语，来为自己的对外关系行为寻求合法性辩护和争取国内外支持的。但意识形态的政治特性，决定了任何一国用意识

形态攻击他国内政的口实都不免给人留下是出于“一己之私”的感觉，从而使其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鉴此，在后冷战时期，成为世界唯一大国的美国，在汲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为掩盖其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强权的本质，不仅将文化价值观这一争权夺利的工具，赋予普世性的、超国家利益的道德面纱，而且还以世界和平热爱国家的代言者的身份，借助经济文化贸易、国际机构等合法管道和技术手段行销这些极具美国色彩的经过道义包装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一是以全球化为契机，以“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适性话语为包装，经由经济贸易、对外经济援助等管道兜售美国版的文化价值观。二是通过开展对外文化与教育交流和“和平自愿者项目”等具有强烈“进攻性”特点的公共外交活动，拓展西方文化对其他国家影响的力度，增强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三是以WTO、IMF 和联合国人权会议等国际机构和跨国公司等非政府机构为平台，利用掌控这些机构主导权的便利条件，强行将烙有本国文化价值观印记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强加于人。正如美国出版的《全球化治理委员会报告》中所指出的，超国家组织的政策不仅着眼于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对经济与社会的副作用加以管理，而且归根结底在于推行“全球民主和人权的新伦理”[12]。四是通过一系列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等手段，一方面为阻挡他国文化产品进入本国，使其免受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冲击而设置“文化壁垒”；另一方面，又强行要求他国按美国的产权标准开放文化市场，以便为美国文化的世界化创造条件。美国文化霸权战略上的这种两面性，充分暴露了其道德上的虚伪性。难怪欧洲许多政治家称美国行为为“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13]

（二） 文化斗争是全方位、立体性的。在冷战期间，意识形态既是美苏双方相互攻防的道德利器，也是划分敌我不同阵营的度量标准。为了对付敌人的共同需要，世界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大旗的指引下，不得不放弃各自不同的特殊利益而服从和服务于不同集团的总体战略，世界由此分裂为敌我清楚、阵营分明的东西两大对垒的集团。意识形态成为联结和维系集团内不同国家统一性的利益纽带。而在文化冷战的国际关系结构中，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的文化主权，都面临着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强大挑战。由此两极意识形态争霸的国际关系结构也为全方位、立体性的斗争格局所替代。从交战对象上看，不仅发生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也蔓延至资本主义内部。从文明类型上看，既发生在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也发生在持共同文明价值观的西方国家内部。前者以美国和伊斯兰主义的文化争斗最为典型。后者则以美法、美加的文化斗争最为突出。为了对抗美国的文化殖民，在1993 年举行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中，法国会同加拿大等国针对美国要求欧洲开放文化产品市场的霸道做法，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张，明确反对要求文化产品与同其他商品一样，任其自由流通的要求。2001 年法国又将“文化例外”的提法改为“文化多样性”，得到世界与法国持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强有力支持。此外，法国和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还拒绝美国关于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的“配额限制”和“自由贸易”的要求。

由此可见，后冷战时期的文化冷战是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文化冷战的发生虽然是全球性的，但发生在美国与法、加等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争斗与发生在美国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斗争的性质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在政治文化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发生的局部争斗，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所面对的主要威胁是来自美国大众文化而非政治文化；而后者则要面对美国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的双重压力和侵蚀。美国对这些国家发动文化冷战的根本目的则是要对这些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实行“美国化”的彻底改造。不但如此，尽管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之间有深深的文化纠葛，但一旦面对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抗争，双方就会立马搁置彼此的对立，而联手应对，以维护西方文明的普世性。

（三） 无形力与有形力两手并用，方式上灵活多样。汉斯·摩根索曾指出：“文化帝国主义在现代所起的典型作用是辅助其他方法。它软化敌人，为军事征服或经济渗透做准备。”[14]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历来是世界霸权国家为达到自己的国际战略目的而普遍采用的方法。美国等西方国家亦不例外。但与资本主义殖民时期先施之以军事征服和肉体消灭，而后再施加文化影响和渗透不同，在后冷战时期，鉴于军事打压带来的高成本、高风险，和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日益凸显，美国等西方国家转而高度重视软权力的作用，常常是有意识地将文化作为征服他国的“先行”，不遗其力地推广西方价值观，试图在美国领导的盟国“集体参与”下，用美国文化推进世界的“民主和自由化进程”。但为确保文化征服的实施效果，西方国家还常常配合以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有形力量”的方式，根据战略对手的不同和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或给予不听美国话的国家以经济制裁，或挥舞军事大棒，借人道主义危机，进行军事威胁和武力打击，或予以“怀柔”政策给以“胡萝卜”安抚。如为达到演变古巴的战略目标，美国在对古巴进行“舆论宣传”、“电波侵袭”等文化攻势的同时，还采用了“经济制裁”、“贸易封锁”、“培植反政府势力”等手段；甚至还一度以立法的形式如“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对与古巴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行惩罚等霸道做法。而对赞同西方文化理念的国家则给以诸多的外交和经济支持。如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任内，不但总是将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和乌干达两国安排在访非行程中，而且还给予两国减债、援助上的特别优惠。之所以如此，概因为两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曾给予美国公开支持，并借媒体称颂“美国意味着人权、合理管理和自由选举，意味着保障国民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拥有相同的成功机会”[15]。

（四） 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借鉴。如同世界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一样，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世界文化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由于欧洲和北美的独特发展道路，以及它们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巨大优势和技术保障，使得西方文化在世界文明的发展格局中占据了强势地位，为它们凭籍这些优势，单向输出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虽然发展中国家文化在西方国家文化大潮疾风暴雨般的冲击下日趋边缘化，并面临巨大的文化生存危机，但它们也深刻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发展所孕含着人类文明尽管有其不符合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消极一面，但也有其可供其借鉴的地方，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捍卫本民族文化独特个性的同时，坚持文化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超越两极式的、非此即彼的斗争思维，把吸纳西方的“积极文化因子”作为促进本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力图通过东西文化的有机整合，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创

造性发展。这与美苏意识形态冷战时期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美苏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和对立性决定了对抗双方都以“零和”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对方的文化存在，双方高筑“意识形态壁垒”，互相攻伐，都想借助意识形态的道义置对方于国际舆论的不利境地而取代之。苏联更是走向极端，甚至推出了“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试图以此断绝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经济、政治和文化往来。

（五） 文化冷战中的“中国因素”日显突出。演变中国的图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不变的战略目标。邓小平曾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6]在冷战时期，由于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为美苏两个超级强国所分享，因此，尽管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截然对立，但中国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总的来说，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在苏东地区而不在中国。不仅如此，为了联手对抗苏联的共同威胁，中美还曾一度放弃意识形态分歧而结为战略同盟。后冷战时代，尽管东西对抗的国际冷战环境已不复存在，但国际形势却发生了更加不利于中国的变化。在失去前苏联这一冷战的共同敌手之后，面对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秉承“冷战思维”的某些西方国家，日趋把中国视为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要障碍。中国已取代苏联成为西方资本主义运用文化力量颠覆、演变的重要对象。一方面除了继续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介，公开或隐蔽地对我国推销其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外，它们还借助大众文化、消费至上主义文化和国际文化交流等公共外交手段，向我国输出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妄图以此来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另一方面还别有用心地“妖魔化”中国，散布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丑化中国国际形象，误导世界舆论，为它们遏制中国制造借口。

三、多变的手段，不变的旋律

（一） 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一如既往。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为此，美国在现实国际政治生活中或采用保持霸权实力的现实主义手法，或采用自由主义的民主原则，或两者相济的方法来确保这一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除了继续强化与世界其他国家不断拉大的军事优势地位之外，美国还借手冷战后西方国家有求于美国的有利契机，扩大了在欧洲和世界对其有重要地缘政治意义的地区的军事存在和部署，企图以此牵制可能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的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为“文明的冲突论”所左右的美国，加快了用文化软权力改造世界的步伐。美国自独立建国始，便奉自己为“上帝的选民”，强烈的种族观念和文化优越感，使美国负有充当全世界的“灯塔”的雄心壮志，和以自己的文化拯救人类的特殊使命。在某些美国人看来，世界“非美国化”国家的存在不仅代表着文明水平的低下和民族国家的“愚昧、无知和落后、颓废”，更是对包括美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和平和文明秩序的一种潜在威胁，因此，美国有责任和义务以国际“传教士”的身份去完成“上帝”交办的拯救世界的光荣任务。在他们的思想里，美国的文化具有超国家的普世性意义，世界其他国家只有效仿美国，按美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理念和政治模式打造国内政治体制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才能消弭战争，走向世界的持久和平。不仅如此，美国还把民主体制与美国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认为世界非民主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程度越高，地域范围越广，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霸权利益就越有保障。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在国外促进民主与人权不仅是一种道义上迫切履行的义务，而且是一种支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可靠战略方式。所以，无论是冷战时期对自己的竞争对手苏联展开的、促使其“和平演变”的意识形态“圣战”，还是冷战后美国以推销“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文化为名，而对非西方国家内政行干涉之实的新干涉主义，其根本目的都是通过拓展美国的文化“软实力”，解构、重构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促使其内部发生有利于美国的社会转变，最终实现“世界的美国化”。

（二） 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不会终止。所谓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总的看法或见解。在阶级社会中，由于意识形态总是与特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相联，反映和服务于他们的利益需求，故而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而在不同阶级对国家政权的争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通常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话语。马克思曾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7]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通常是负载一定意识形态的价值主体。意识形态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正确”的依据和行动指南。关于这一点，格尔兹是如此说的：“没有意识形态，我们几乎没有善恶观，没有法律和秩序，没有停靠的锚地和港湾。意识形态造就了我们行为的动力、态度和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念。”[18]就国际关系而言，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都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并为实现特定的意识形态目标而实施的，所以，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之争。因为国家利益总是由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来界定的。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只要主权国家依然存在，不同国家围绕意识形态的国际斗争就永远不会终止。

但是冷战结束后，伴随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呈现的弱化趋势，美国的学术界，曾乐观地认为出现了“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亨廷顿甚至提出冷战后国家冲突后的主要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而将是文化上的差异的论断。且不说这本身就是基于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考量而妄下的意识形态论断，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当代翻版，缺少理论支撑和事实依据；但就文化本身来说，文化尽管从内涵和外延上讲，都远非意识形态所包延，也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但文化差异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差异。这是因为不论是文化，还是意识形态反映的都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从此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冷战就是文化冷战，反之亦然。实际上，后冷战时期的文化冷战就是意识形态冷战在和平与发展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变种。所以，意识形态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指导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影响国际关系波折的一个主要变量。正如美国学者贝利斯·曼宁所说：“未来的外交史家将会看到我们的时代是由两个经典式冲突和一个新

的与古老的宗教战争极为相似的新型冲突构成的：两个经典式冲突包括围绕均势的斗争和对经济利益的争夺，新型冲突则是围绕什么是‘应该支配经济分配模式和个人、集体、国家之间正当关系的‘正确原则的意识形态斗争。”[19]

（三） 文化权力与文化权利的斗争将会进一步深化。文化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文化是生存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人们为在必然王国状态下，摆脱外在的、盲目的、异己的必然性的奴役，实现自身生存、发展和享受需要而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财富的总和。文化的这一概念告诉我们：一方面，文化反映的是特定民族、国家对自然环境的征服关系，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权利，因而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性；另一方面，与特定时空相联的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别和贵贱之分。每一种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都发挥着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的预言正确无误，那末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20]文化的生而平等的权利，要求世界各国尊重各国不同的文化选择，以“和而不同”的原则来妥善处理不同国家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政治分歧，这样才能保证世界文化交往秩序的正常发展。但是，国际关系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依照这种理论，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政治；国家的动机是攫取最大权力，权力的最大化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权力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大行其道，无疑增大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有损于世界和平与安全，但同时也彰显了以权利来制约权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应当说，国际社会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艰苦努力。譬如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都曾把确保多元的、不同的和发展的文化特性与和谐共存纳入国际权利的范围内，反对权力扩张和干涉等。然而，“强权即公理”的权力政治逻辑并未随着冷战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仍在肆虐世界。所不同的是，与以往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和经济掠夺扩张国家权力不同，西方国家祭出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不是以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为目的，而是试图通过文化的扩张和文化殖民活动征服和控制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改变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从而进一步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业已形成的对非西方国家的非均衡权力地位。西方国家的文化“软权力”扩张必然会遭致权利政治意识日益觉醒的其他国家的激烈抗争。可见的未来，在国际关系民主化意识日益提高的全球化背景下，“权力通吃”的时代将不复往昔，围绕权利政治与权力政治的斗争将会在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各个方面进一步展开，并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不变的主旋律。尽管这一维权之路要常常遇到强权政治的多方阻遏，但正如美国科学史家科恩所说：“强权与公理的冲突固然是一波三折，强权固然可以得势于一时，但强权终究不能折服公理，终究不能毁灭公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