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成

在各地职称评审条件不断加码的环境下,“参评高级教师职称必须有全职农村支教经历”,又将职称评审这一敏感话题推上了风口浪尖。在我看来,这样的规定虽然出自良好的主观愿望,但似乎没有经过深层次的分析论证,没有看到事物的两面性,没有考虑到政策的“双刃剑”特点,未免有脱离生活实际的嫌疑,在大面积推广时会遭遇很强的抵抗力。

规定的导向是正确的,但效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由于城乡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我国乡村教育资源普遍不如城市优越,越是偏远的乡镇,越不容易吸引优良的师资队伍,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育的不公平,而这种不合理的教育资源格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容易得到根本的改善。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孩子都有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的客观需求,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改变城里教师不愿意到乡村任教的现状,促进教育资源合理流动,让乡村里的孩子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制定出“参评高级职称必须有全职农村支教经历”的政策,舆论的导向无可厚非,主观上是期望利用这一限制条件,引导优秀教师积极投身到农村教育事业中去,优化和丰富农村的教育资源,实现城市教育对农村教育的反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公平,但实际情况可能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么简单。因为这个规定本身就有急功近利的价值倾向,在如此背景下,教师到农村去支教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并非出自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初衷,他们更加重视的是“支教”的形式,在具体的支教过程中,能否把学校当作自己事业的大舞台,能否把学生当作自己信赖的好朋友,能否蹲下身子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很值得让人怀疑。城市教师到乡村学校去支教,属于临时性质的工作变动,考评管理难度很大,如果管理不到位,支教过程很可能成为一种“走过场”的作秀或者是装腔作势的表演,实质性的作用并不大,农村的教育教学质量不会因此得到明显的提升。

规定的愿望是良好的,但结果可能事与愿违

对广大教师来说,晋升职称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谁也不会等闲视之,尤其是在公共资源不足的情形下,竞争在所难免,并且会愈演愈烈。在“参评高级职称必须有全职农村支教经历”政策的压力下,那些需要晋升高级职称的教师,必须千方百计去填补“支教”的空白,才能获得一张“通行证”,有关人员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这很有可能引起教师队伍的无序流动,甚至引起恶性竞争,让人们的内心变得更加不平静。对城市学校来说,必然会因此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严重时可能殃及学校的正常秩序,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种政策的感召下,流动到农村去支教的教师,永远都是那些需要晋升高级职称的教师,目的达成之后如释重负,支教就不再成为他们愿意提及的话题。结果,支教仅仅成为一种形式,成为一个门槛,愿意到农村去扎根的教师依然寥寥无几,资源配置的不公平仍然无法得到本质性的改善。频繁的人员流动,可能给乡村学校带来一些生气,带来一些新的教育理念,但也很容易搅乱平静的乡村校园,在支教教师追逐名利心态的影响下,原本一片静谧的乡村校园,可能因此而变得浮躁不安,行政规定的良好愿望,最终被事与愿违的结果所取代。

支教的正确引导,靠压力不如靠激励

无须讳言,在很多学校,评聘职称的竞争非常激烈,教师因此怀揣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如果再在评审条件上层层加码,只能让那些在高级职称门外徘徊的教师群体承受更大的压力,这对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显然有不利的影响。诚然,对教育系统而言,优质人才的合理流动是完全有必要的,这是促使资源合理配置的必要过程,但人才流动不能在行政压力下强制推行,那样的流动看似表面活跃,实质在底下有强大的阻力;人才的合理流动应该在激励政策的引导下自然完成,那样的流动来自参与人员内心的真诚渴求和美好的事业追求,上下贯通,一气呵成,携带着勃勃的生机和强劲的感染力。

将“聘高级”与“支教”紧密挂钩,不如进一步完善奖励机制和支持政策,如必要的物质奖励,及时的精神鼓励,切实解决生活困难等等,让教师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参与支教过程,快快乐乐地到偏远地区扶贫支教,而不是带着晋升职称、获取利益的功利之心被动无奈地去支教。只有确立真正触动教师心灵的刺激机制,才能让教师认同支教,支持支教,乐意支教,不光是需要晋升高级职称的教师,即使是那些已经晋升了高级职称的教师、教育管理人员、教学辅助人员,尤其是优秀教师、特级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都能把适时到农村去支教当作自己教育职业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以来,城乡学校的联系将进一步加强,资源共享就不再只是一个空想,乡村教育的均衡发展、优质提升也能成为现实。

(作者单位:山东沂水县第二职业中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