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的一天,汪曾祺告别故乡江苏高邮,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出外求学之路。家中人送他到大运河畔的轮船码头,他留恋地一再看熟悉的故乡小城,看送别他的亲人,心中酸酸的,双眼湿湿的。他万万没有想到,离家时的他年仅19岁,风华正茂,青春焕发;他日再返故乡,已是满头华发、饱尝人生苦酒的花甲老人了……

一

汪曾祺离家出外求学的目标很明确,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而这,又与他所景仰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教学有直接关系。

汪曾祺原本在江阴县高级中学读书。1937年夏,日本人攻占了江阴,江北也在危急之中。被迫中断了学业的汪曾祺回到高邮,随着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农村,在这个村中的小庵里躲避战火,一住就是半年(新时期汪曾祺复出文坛,在他所写的震动文坛的小说《受戒》里,极富诗情画意地写了这个庵赵庄)。汪曾祺除了带上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另外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一本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如果说,屠格涅夫在《猎人日记》中所揭露的俄国农奴主的残暴,农奴的悲惨生活,令汪曾祺感到震惊,使他了解到过去从未听说过的国外生活的话,那么,沈从文的小说则为他打开一个诱人的文学天地。读沈从文的小说,汪曾祺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认同感和亲切感,随着对沈从文的小说反复阅读,汪曾祺的这些感觉便愈来愈强烈,他也因此牢牢记住了沈从文。多少年后,汪曾祺在回顾他的创作经历时,他说:“说得夸张一些,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自报家门》)他还说:“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的。”(同上)

从高邮去昆明的路很不好走。因为战争,汪曾祺必须先到上海,与当年一道在江阴县高中读书、如今又都有意报考西南联大的同学聚合,然后由上海经香港,到越南,再乘滇越铁路到昆明。进出越南得有法国领事馆的签证,这不是件容易事。由于汪曾祺从高邮出发时已经迟了几天,到上海仅他一人还没有签证,差点走不成。后来幸亏一位姓朱的同学帮忙,他的爸爸是医生,给黄金荣看过病,硬是通过这层关系,凭黄金荣的一张名片到法国驻沪领事馆突击办好了签证。从上海到昆明走了半个多月,到了昆明,汪曾祺也如愿以第一志愿考上西南联大的中国文学系,不多久就见到了他景仰已久的沈从文,又很快成为沈先生的得意门生。不但从此开始了他对沈先生的几十年的追随,更重要的是开始了他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终身追求。

最初的日子,汪曾祺还能与家中保持联系,能正常收到家中寄给他的信和钱,但很快,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激烈的相持阶段,汪曾祺与家中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困难,有时甚至一连几个月与家中联系不上。音讯杳然已经令他难过,不能正常收到家中寄的钱,他连温饱生活都成了问题。幸好有个高邮同乡叫朱奎元的人在昆明做生意,此人与汪曾祺是小学同学,比汪曾祺高两个年级,初中毕业后从商。原先两人并不十分熟悉,异地相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反而成了朋友。两人约定,汪曾祺需要用钱了,就向朱奎元拿,所借的钱由在高邮的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如数寄到高邮菱塘朱奎元的家中。

生活来源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后,汪曾祺的思乡之情却变得愈益强烈起来。他自小在家是个“惯宝宝”,因为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几乎集全家宠爱于一身;如今一人孤身在昆明读书,战火纷飞,关山阻隔,如何不思念亲人与故乡?有好几次,他在梦中回到故乡高邮,见到亲人,见到熟悉的故乡景物:大运河,高邮湖,文游台,镇国寺塔……那喜悦、那激动,真是难以描述;但醒来后,更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汉人蔡琰在《胡笳十八拍》中的这两句诗,是汪曾祺此时心境的最好写照。这种对家乡苦恋、苦思的精神煎熬,经过好长时间,才终于得到较好的解脱,那就是写作,他开始用手中的笔把乡思乡恋乡愁写入作品之中。

一个耐人寻味更发人深思的事实是,当今许多人是在新时期到来后才逐渐了解、熟悉汪曾祺的,甚至包括文学界中的人也是如此。1982年春,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获得1981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消息在报刊上公布后,连作家叶楠都甚感陌生:“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汪曾祺?”人们不知道,其实汪曾祺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末就开始文学创作,并在文坛崭露头角。1949年4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就曾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邂逅集》一书对汪曾祺的一生创作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可惜此书生不逢时。出书之日,上海已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住,解放在即,人们关心的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新的一页就要揭开,不可能关注任何作家的任何新著,这就是《邂逅集》出版后几乎没有一点反响的历史原因。而在解放后,汪曾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对文学的看法无法适应主流创作要求,自己又不愿随波逐流,于是,干脆少写或基本不写。这样,他就渐渐被包括文艺界在内的人们淡忘,等到他终于盼来政通人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认定可以按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理解、用自己擅长的笔墨去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他很快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但自己却已经是晚饭花般的年过60的白发老翁了。

说远了点。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汪曾祺的初期作品,重点看一下他那时所写的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不难发现,怀乡念亲是他写这些作品的最直接的原因。换句话说,他写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排遣乡思乡愁。新时期汪曾祺复出文坛,文思泉涌,佳作迭出,给人印象最深、也是奠定他在当代文坛不可替代地位的,是他那些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晚饭花》等。在这些如今已成了读者耳熟能详的佳作中,无一不是以家乡普通民众的生活为题材,没有大悲大喜的情节,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没有炫人耳目的词语,初读时甚至觉得水也似的平静与清淡,但是,耐读,耐咀嚼,耐回味,一遍、两遍读后,便忽然吃惊地发现:最初以为是水的作品,细品之下才知道,原来却都是作者用深情酿造出的精神美酒!这种独特的取材和写作方法,在汪曾祺的初期创作中已经初露端倪。《邂逅集》所收的八篇小说中,《鸡鸭名家》《戴车匠》《落魄》这三篇都是取材于作者对故乡往事的回忆,其所写的人物,其叙事的方式,就连其用词造句,与作者几十年后所写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都是一脉相承。汪曾祺为什么写这些?近日新发现的他发表在1941年4月25日《大公报》(桂林)上的一篇名为《猎猎—————寄珠湖》的散文道出了其中奥秘。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旅行人跨出乡土一步,便背上一份沉重的寂寞。每个人知道浮在水上的梦,不会流到亲人的枕边,所以他不睡觉,且不惜自己的言语,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话着故乡风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然结束西南联大学习生活的汪曾祺渴望返乡,但却最终未能返乡。原因在于,他要四处奔波找工作,这是关系生计的现实问题。离开西南联大后,他先是在昆明郊区的一所由西南联大的同学办起来的中学教了两年书。后来,由沈从文先生推荐,到上海找李健吾先生,并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位于福煦路的民办致远中学又当了两年教师。总算有了工作,捧上了饭碗,但汪曾祺思乡之念不减,1947年夏,终于盼到一个与家人团聚的难得机会,不是在高邮,而是在距高邮仅百里之遥的扬州。那时,他的父亲汪菊生在镇江的省立医院当眼科医生,汪菊生的第三任妻子任氏带着她与汪菊生生的三个孩子住在扬州的父亲家。汪曾祺从上海赶到扬州,不但见到了从镇江赶过来的父亲和继母,也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海珊、妹妹汪丽纹和汪锦汶。高邮虽近在咫尺,但因家中已没有什么人了,劫后重逢的汪曾祺和他的家人就这样在扬州短暂团聚了一个多月,然后又各奔东西,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再也没有见面……

二

解放后,一直对家乡魂萦梦绕的汪曾祺,当然渴望回到故乡高邮重温儿时的梦,但是,故乡此时却反而变得更加遥远,遥不可及!

父亲汪菊生带着妻子任氏、带着他的孩子们,一解放就回到高邮,但汪曾祺记忆中的家已不复存在。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昔日是汪家主要经济来源的两家药店(其中之一是汪曾祺在小说《异秉》中描绘的保全堂)理所当然地改姓为公,汪曾祺家原有的大批住房不是被改造,就是被没收。从镇江带着妻子儿女回到高邮的汪菊生,只被安排在面积很小的局促的住房之中。这一切,刚解放就积极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并曾随军一直南下到武汉的汪曾祺当然早有思想准备,他多次在给家人的信中,提醒和教育家中人一定要正确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应当、不可以有丝毫抵触情绪。当然,在教育、提醒家中人的同时,汪曾祺明白,这样的时候,回到家乡去,哪怕只是一般看看,都是不太适宜的。他惆怅地,甚至不无痛苦地收起回乡看看的想法,如同他决定暂时搁笔,只一心一意地做好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

虽然有家暂时回不得,汪曾祺与家人的书信联系,已不再像战时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那样艰难,也不会时断时续。每当他从家中人的来信中,读到一家人总算平平安安渡过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过上虽不富足、却也还算平安平静的生活,心中便感到些许的安慰甚至欣慰。回故乡看看的想法有时会重新冒了出来,而且十分强烈。但不久,反右风暴彻底摧毁了他的回乡的念头,以致他一度悲观地想:看样子,这辈子只能客死他乡,故乡,只能作为回忆而永远存在于他的梦中了。

说来近于荒唐,当反右风暴以横扫一切的咄咄逼人气势肆虐中华大地时,汪曾祺在他所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当然,作为一名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受到一些批判是在所难免的,但并没有把他定为右派。汪曾祺自己后来回忆说:“1957年我曾经因为一些言论而受到批判,那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判的。在小范围内开了几次会,发言都比较温和,有的甚至可以说很亲切。”(《随遇而安》)就在眼看反右运动即将过去,汪曾祺正暗自庆幸自己躲过一劫时,令他猝不及防,更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因单位的右派指标没有达到要求,而把汪曾祺补划为右派。经过好多天的对汪曾祺荒诞戏剧般的批判后,那天,领导上宣布了对他的结论:定为一般右派,撤销职务,连降三级,下放农村劳动。

突然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汪曾祺,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是有罪的,是需要改造的。他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离家前,夫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不能请假回来送他。他给夫人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另一方面,时时牵挂着故乡的他,在戴上右派帽子后,很自然地产生无颜见家乡父老的想法。灾难并没有因为汪曾祺被补划为右派而停止,从故乡传来的噩耗如传说中的报丧鸟,继续无情地一只接着一只向正在塞外努力用汗水为自己赎“罪”的汪曾祺飞来。去张家口后不到半年,汪曾祺接到家中电报,弟妹们向他报告了父亲汪菊生去世的消息。他心急如焚,泪如雨下,多么想回家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可是,不久前发生在一个下放改造的同伴身上的事,使他不敢贸然向领导开口请假。这位同伴家中的亲人死了,想回去奔丧,便向领导报告。领导回答说:“死了。死了也好嘛,你可以少背一点包袱。”得知逝者已埋了以后,这位领导竟然冷酷地说:“埋了就得了———好好劳动。”汪曾祺明白,自己同样是戴罪之身,他无法、也不敢向领导提出回乡奔丧的请求……

故乡是回不去了,但,对在故乡生活的越来越艰难的弟妹们,他不能不问,并且,必须担当起作为大哥的责任;而此时,他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小,才上幼儿园。多少年后,回忆起这段艰难的日子,汪曾祺的妹婿(汪丽纹的丈夫)金家渝说:“那时大哥很惨,家中更惨……”

用“惨”字形容当时汪曾祺自己和他在故乡挣扎着生活的弟妹们的处境,绝非夸大之词。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个擅长单杠、能踢足球的运动员,学过很多乐器,养过鸟。汪曾祺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写字作画有关。父亲随和、富于同情心,对汪曾祺的日后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汪菊生一生结婚三次,第一任妻子杨氏,即汪曾祺的生母,在汪曾祺三岁时因肺病去世,汪曾祺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两年后,汪菊生娶了张氏,她虽是汪曾祺的继母,但把汪曾祺视如亲生,对三岁丧母的汪曾祺百般呵护,疼爱有加。可惜好景不长,张氏与汪菊生仅一起生活十年多一点又因肺病去世。任氏是汪曾祺的第二位继母,与汪菊生结婚时,汪曾祺已经17岁,读高二了。任氏娘对汪曾祺很客气,一直称他是“大少爷”。任氏1937年与汪菊生结婚后一共生了五个孩子,二男三女。虽是同父异母,汪曾祺对他们却是一直疼爱关心,并努力尽到作为长兄的责任。1947年汪曾祺从上海赶到扬州与家中人团聚时,见到过五个同父异母中的三人,都还小;此后出生的一弟一妹他都没有见过。父亲汪菊生1959年去世后,丢下任氏和五个年纪尚小、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少年,其生活已经十分艰难;接踵而至的从1960年开始的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的饥馑岁月对汪家更是雪上加霜。还没有来得及与汪曾祺见一面的小弟汪海容活活饿死,更小的年仅16岁的妹妹汪绫纹,为了活命,于1963年随人逃荒到安徽谋生,两年后嫁人成家,过上了暂时不挨饿、但绝无爱情、却动辙遭打受骂的生活。任氏娘无力支撑家庭,几次欲投大运河自尽,幸都被人发现劝阻……一次次家中来信都令汪曾祺心如刀绞,又只能一次次仰天长叹!眼睁睁地看着弟妹们在死亡线上挣扎,他无力救援,他唯一能做的,是给弟妹们寄些活命钱;而此时他的工资已从180多元减为105元。于是,每月他寄40元到自己家中,寄40元给故乡的继母和兄妹,自己只留25元作为生活费,抽的是劣质烟……

妹妹汪丽纹清楚地记得,就这样坚持了几年之后,有一天,不堪重负的大哥给她写来长信,万分无奈地请求弟妹们一定要想办法自力更生。丽纹说:“这么多人都指望着大哥,他真的支持不住了……”

三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后,随着汪曾祺自己政治环境、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的日益改善,他的回故乡的念头也一天天变得强烈起来。

在粉碎“四人帮”后最初的日子里,汪曾祺因参加过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改编创作而被审查了一个时期。但毕竟已进入政通人和、实事求是的新时代,很快查清江青对汪曾祺是使用而不是重用,他与江青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瓜葛,因此,揭批“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运动,没有对汪曾祺形成任何政治压力,他很快重获自由之身。粉碎“四人帮”后的文艺界迅速复苏,出现蓬蓬勃勃春意盎然的动人景象,但身为作家的汪曾祺,其时却心如止水无动于衷。这也难怪,解放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已使汪曾祺感到身心疲惫心灰意懒,因此,有较长的一段日子,他懒于看书,更无意创作。可是,文学界没有忘记他,特别是对他深为了解的老朋友,如林斤澜,邓友梅等,都一再到他门上劝他重新拿起笔来写作,善意地提醒他不要错过、更不能辜负这千载难逢的好时代。这样,从1979年起,汪曾祺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热心朋友们的劝导下,终于又慢慢地,最初有点迟迟疑疑、后来竟一发不可收地、井喷似的写出一篇又一篇动人佳作。他在1982年出版的、他的新时期第一本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自序中这样写道:“我写小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1979年到1981年写得多一些,这都是几个老朋友怂恿的结果。没有他们的鼓励、催迫,甚至责备,我也许就不会再写小说了。深情厚谊,良可感念,于此谢之。”

汪曾祺在他年过花甲后才迎来他个人的创作辉煌期,此一事实最生动不过地说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仅使整个国家从此走上真正的富国强民的道路,也让包括汪曾祺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获得了新生,有了期待已久的创作自由,获得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和良机。汪曾祺解放后不久长期搁笔,淡出文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新时期他终于复出文坛,得力于文友们的鼓励,更因为时代的感召。他在谈创作《受戒》的体会文章中深情地说:“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我为此,为我们这个国家,感到高兴。”(《关于〈受戒〉》)

《受戒》的成功,揭开汪曾祺个人创作历史的新的一页,也使他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一大批作品,从此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写这些怀乡念亲的作品,与其说是为了创作,更不如说是为了排解深藏于心中太久太久的乡思乡恋乡愁。在《受戒》的文末,他写了这样二行字:

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

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而在《大淖记事》的后面,他则写上:

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旧历大年三十

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是记录作品完成的时间,也表达了汪曾祺对故乡魂萦梦绕的的思念之情,更是他向故乡父老乡亲传递的一种特殊的信息。在一篇接着一篇不断写着取材于故乡民众生活的作品的同时,汪曾祺还直接向他的一直生活在家乡的小学同学刘子平发出求助的信件。他在1981年8月26日致刘子平的信中明白地说:“我是很想回乡看看的。但因我夏天连续外出,都是应刊物之邀去写小说的。没有给剧院做什么事,一时尚不好启口向剧院领导提出。如果由高邮的有关部门出函邀请,我就比较好说话了。我所在的单位是北京京剧院……”汪曾祺想念家乡是如此迫切,但他拿不准家乡是否对他怀有同样的想念。因此,所谓“一时尚不好启口向剧院领导提出(请假回乡)”,是汪曾祺对故乡的一种谨慎的试探,其中包含有不难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自尊与矜持。就在这同一封信中,汪曾祺提到我写的关于他的作品的评论(《动人的风俗画———漫评汪曾祺的三篇小说》,《北京文学》1981年8月号):“陆建华写的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已在《北京文学》八月号发表。听编辑部同志反映,都说写得不错。这篇文章我也看了,好处是论点不落俗套,文字也很清新,无八股气。这在目前的评论文章中是难得的。”也正因为在信中提到我,曾经在中学教过我物理课的刘子平先生,持信找到当时还在高邮县委宣传部工作的我,商讨如何帮助汪曾祺尽快实现回乡的意愿。

到这个时候,我虽与汪曾祺同乡,刚刚写了评论他的作品的文章,也通了两次信,却从未见过他。但我50年代中期在高邮读高中时,就知道并记住了汪曾祺的名字。这并不是因为我独具慧眼,而是由于我正巧与汪曾祺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海珊同班读书。从初中起,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做着美丽的文学梦,每读到报刊上的文学作品,我对作家的敬佩之情几乎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同时觉得作家的桂冠遥远和高不可攀。有一天,汪海珊拿着一本《人民文学》告诉我:“我家老大在北京工作,喏,这上面有他新发表的散文。”嗬!想不到同学的哥哥就是作家,这使我在惊奇的同时感到亲近,从此我就记住了汪曾祺的名字。当其时也,汪海珊也只是1947年在扬州见过他的大哥一面,他那时才五岁,留在记忆中的大哥形象早就模糊了。新时期汪曾祺文坛复出后,他接连在《北京文学》《雨花》发表了《受戒》《大淖记事》和《异秉》,我从这些作品中读出汪曾祺对故乡大海样的深情和思念,写了评论文章在《北京文学》发表,并由此开始了与汪曾祺的书信往来。在与他通了两次信后,我总忘不了他写在《受戒》和《大淖记事》这两篇小说后面的那几行看似平常实质情浓的文字。我在寻思:要是能让阔别家乡这么多年的汪曾祺重回家乡,圆一圆他那浓浓的思乡之梦该有多好!当刘子平先生拿着汪曾祺写给他的信来找我时,我感到事情的迫切,但我更感到事情的难度。这件事,于今天看来实在乃是小事一桩,但当时却真非易事。汪曾祺离开家乡后多年未回,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左”的政策梗阻,这不能不在汪曾祺的心中留下阴影。到他明确提出回乡看看的想法时,虽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左”的思想仍盘旋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深处,未可小觑。再说,请汪曾祺回乡,毕竟还有个吃、住、行等经费具体问题必须解决。虽说当时一张北京到南京的普通火车票不足20元,可是,全文发表《受戒》和《大淖记事》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一次付给汪曾祺的稿费才25元呀。还有,我当时只是高邮县委宣传部的一名普通干部,人微言轻。更要命的是,自己因为常喜欢写些文艺评论方面文章,而被批评为有名利思想,“不务正业”,以至于我写这类文章时真的有做贼之感,还差一点为此入不了党。显然,单靠我,根本完成不了邀请汪曾祺回乡这样重要的任务。这时,我想到了县委办公室主任朱维宁,他爱好写作,为人热情,与我私交也很好,对我屡因写文艺方面文章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深表同情。我找他商议请汪曾祺回乡的事,这位大权在握的朋友,一口答应,令我喜出望外。但他毕竟熟悉官场规矩,他想了想,又关照我一句:“接待汪曾祺由我负责,吃住都不收钱。但你要给县委打个报告,想一条充足的理由。”想个什么理由呢?有什么样的理由能让县领导认为值得请当时尚未誉满文坛、而高邮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的汪家大少爷回乡呢?说他是作家自然可以,但如果说他的小说写得如何如何好,县领导未必感兴趣……突然,我的脑中灵光一闪,我想到了现代京剧《沙家浜》!我对县领导说:“家喻户晓的《沙家浜》的作者,就是汪曾祺!”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县领导听我说了这话后的惊奇神情。他问我:“这是真的?”待我又一次作了肯定的回答后,这位县领导毫不犹豫地指示:“请他回来!”

难题迎刃而解,事情就这样定了!在汪曾祺写信给刘子平明确表示希望回乡意愿的一个月后,以高邮县人民政府名义发出的邀请公函顺利发往北京京剧团(后改为北京京剧院)。1981年10月10日下午5时,汪曾祺终于踏上了他阔别已久的故乡高邮的土地,这一天,距离汪曾祺19岁离乡外出求学整整42年!

新时期到来后,汪曾祺总共回乡三次。第一次回乡,他被安排住在县政府第一招待所的一座四合院内。参加完县里的接待后,他便迫不及待地回到老家看望家中亲人。任氏娘住在一间破旧的偏房里,汪曾祺在大门口见到娘,立即下跪,任氏抓住他的手,好不容易拉了起来。1986年10月27日,汪曾祺第二次回高邮,只一天,仍执意回家看娘。这次见到任氏后,他在台阶上长跪不起。任氏说:你快起来,你已有儿孙辈了,还要行这样的大礼?汪曾祺说,我是常出远门多年不归的人,这是规矩。汪曾祺如此敬重任氏娘,其中显然包含他对自己父亲汪菊生的无限怀念。他说过:“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苦的沧桑岁月。”(《我的母亲》)

大哥汪曾祺回来了!在外地的弟妹、亲戚都赶来高邮团聚。从安徽回来的最小的妹妹汪绫纹,汪曾祺是第一次见到。小妹流着泪向大哥讲自己这些年来的不堪回首的遭遇,大哥汪曾祺心痛无言,泪水不止。那几天,绫纹陪大哥到高邮湖边玩,大哥拉着小妹拍了许多照片。晚上,汪曾祺要回招待所了,小妹总是挽着大哥的胳膊送了一程又一程。劫后重逢,汪曾祺特别怜惜这位自幼饱受人生艰辛的小妹,特地为她写了一首诗———

故乡存骨肉,有妹在安徽。所适殊非偶,课儿心未灰。力耕怜弱质,怀远问寒梅。何日归欤赋,天崖暖气吹。

汪曾祺的回乡之行收获很大。对他本人来说,圆了思乡梦,加深了他对家乡和家乡父老的爱。更重要的是,家乡人民对他的热情欢迎与接待,抚平了他心灵的伤痕。三次回乡,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郑重宴请他,派专人陪他在县里参观访问,还请他到学校、工厂、机关作报告。亲眼见到故乡在解放后的可喜变化,进一步激发起汪曾祺的创作热情,由此,他创作的以家乡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一发而不可收。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在北京病逝,高邮市人民政府,派专人去京送别。一年后,政府顺应民意,决定在高邮著名风景区文游台内建立汪曾祺文学馆。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国内众多知名作家纷纷来信来电表示关注,并热情题词表达他们对汪曾祺人品、文品的敬仰之情。王蒙的题词是:天真隽永,自在风流。林斤澜的题词是:我行我素小葱拌豆腐,若即若离下笔如有神。邵燕祥的题词是:柳梢帆影依稀入梦,热土炊烟缭绕为文……

2000年12月20日,高邮举行了隆重的汪曾祺文学馆开馆仪式。就在开馆仪式将要举行之时,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那么突然,却又是那么适时。人们油然想起汪曾祺思乡念土的一篇散文中的那句饱含深情的话:“我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我想念家乡的雪!”

乡亲们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向汪曾祺文学馆。那雪仿佛也知人意,下得愈来愈密了。转眼之间,洁白的雪覆盖了有一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游台,也覆盖了刚建成的汪曾祺文学馆。纷纷扬扬的雪,落在参加汪曾祺文学馆开馆仪式的每一个人的头发上、身上,甜甜的,湿湿的,谁都舍不得掸掉。望着满天欢快地飞舞着的无数雪花精灵,许多人的眼睛湿润了,痴痴地在心中想,这雪该是汪曾祺对故乡无穷的眷恋,也是故乡人对汪曾祺的绵绵不尽的思念之情……

责任编辑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