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阳

葛水平由诗歌、散文转向小说创作,时间不长,且转得很陡,这转向之陡,有些像她小说中的太行山脉的筋骨之瘦。《喊山》中,她写,太行山……瘦得“只剩了一道细细的梁”,瘦得“肋骨一条条地挂出来”,挂出上面的“几户人家”。就是这几户人家,惹得她从2004年小说一出手,便一年内一口气发表了《甩鞭》《地气》《天殇》《狗狗狗》《喊山》5部中篇。这一口气也许是憋屈在心底的时间太久,2006年即有《黑雪球》《黑口》《浮生》《陷入大漠的月亮》《夏天的故事》《空地》6部中篇问世。到了2007年,小说势头不但不减,而且一发不可收了,这一年,有《黑脉》《守望》《连翘》《凉哇哇的雪》《第三朵浪花》5部中篇。以一个小说创作为主攻的成熟作家来讲,三年之内,连连拿出16部中篇作品,在这个时代已堪称奇,何况一个严格说来从2004年刚刚步入小说领域的作者,而且质量上篇篇不差。正是2004年出手的前五部作品,先后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选载,继而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收入年选。从那时开始到现在,葛水平的名字也几乎连年跃上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名单,直到2007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的中篇小说榜上,有她发表于当年9月《上海文学》的《比风来得早》的中篇。

这部中篇,2008年《上海文学》评奖时获了奖。颁奖会上我在场,印象中葛水平未发一言,只是安静地坐着,与我在北京青创会上和广州中国小说年会上见到的一样。而在此之前,她的《喊山》于2005年获得了《人民文学》奖,而2007年评出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中,《喊山》仍然榜上有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作品受到肯定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同时获奖的作家,小说创作的年龄都比她“年长”,无论蒋韵,还是迟子建,她们的小说履历至少有二十多年的长度,而葛水平的获奖作品《喊山》,却是她在2004年初写小说那一年的“少作”,不能不使人叹服于她发现生活与驾驭文字的成功。事实上,无论内容还是艺术,这部作品的获奖的确实至名归。从2004年转型小说创作算起,到今年,也不过五年;而前三年以葛水平作品的质与量论,足以认定她迎来了自己创作的井喷期。“少作”成功,势必形成压力,或者创作定势,这成功也极易裹挟了人朝着一个既定方向行进而去。但是,葛水平似乎不是这样的人,她神清气定,在一个成功的地标上,再度转型。

当然,还是小说。2007年,她拿出《比风来得早》时,我为她捏了一把汗。虽然这部小说顺利地获得了杂志奖、进入了排行榜。原因在2006年11月,我曾写了一篇《歌为太行山》,副题为“葛水平创作的地气”,评论上述讲到她的“太行山系列”的作品。文中我感慨太行山于20世纪经由赵树理一代作家的书写之后,在多样化的文学探索与丰袤的艺术视野的21世纪,这座山并没有沉默,而在葛水平的笔下有了复活与传承的可能。我在文中感喟,农民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基层,同时亦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锋与见证,其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变化的生存方式、道德伦理、心理状态应当受到关注,而在繁杂多变的生活中,书写农村真实境况,也是文学必得面对的时代答卷。于此意义上,葛水平的“太行山人”有着迎难而上的意味。文中我逐一提及我喜欢的篇章,第一部当然是《喊山》,又从《喊山》的“哑巴”红霞,写到《甩鞭》的王引兰,再到《浮生》中的水仙,直到《连翘》中的寻红,这些中国当代农村女性形象不一定是小说中的主角,但对她们的塑造可以见出太行山人的平实与作者汲取民族文化营养的深厚。当然,葛水平在这些作品中并不一味地歌颂,她的讽谕的锋芒表现在,小说并不掩饰和回避乡土文明步入现代化时农民性情的变异和精神的困窘,我深知其沉郁的落笔,恰恰源于深在的热诚。正是如此,我写道,“葛水平不从概念出发,去演绎一个事件,也不从先验出发,以生活的搬造来肯定一种真理,或者依从了文学史中的某种理论,将农民写得夸大,或将农民写得矮小。她总是从人出发,从人的生存状态而来的心理状态出发,从枝蔓丛生向繁复的生活与人性出发,书写农民的真实面目”。于此,她小说中的“岸山坪”“窑庄”“良平村”“西白兔”“大凹底村”,才有相通的血脉。而我那篇评论的最后一节也才言之凿凿,我预言克服了对现实农村的写作难度的葛水平,“正以个人化的语言创造,力争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当代太行山农民顽强生存的真实写照”。评论发表于2007年11月的《文艺报》,这一判断延续在2007年12月,葛水平从山西长治给我寄来的《守望》小说集子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的“新大陆丛书”之一———葛水平的中篇结集的“后记”的第一句,葛水平写:“在太行山的乡村,为了我的成长,我母亲把我许给了一个石碾磙做干女儿,那个石碾磙竖在一棵百年杨树下,树空心了……但是,伸向天空的树枝还有绿叶长出,夏天的时候还有阴凉罩下来”。她在后记中写,“朋友说:太行山够你写一辈子!我想说,我一辈子写不完!”

也是在这个理解上,对于《比风来得早》,虽写县城,但触角还是深入到了乡村,这层现象也许掩盖了我对于这部作品可能是一个“过渡”的认识。吴玉亭这个在副科与正职之间挣扎的人,他对于权力的渴求不也投射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对于地位与身份的证明的人性深层的弊病,人格的扭曲,性情的变异,政治权力与日常人性的内在的紧张关系。葛水平对于基层权力的另一重发现,在这部小说中徐徐揭出,她在这部小说中显现的力道,不比她《黑口》中揭示的人在金钱下面的矮小差。“地下的钱这么一涌动,人的性儿都变了”,那是小煤矿考验着人的良知,这儿是权力的渴望压扁了人的理想。但《一时之间如梦》与《纸鸽子》却全然不同,葛水平由此转身而入城市,由此看,《比风来得早》已埋下伏笔。

无疑,这篇《荣荣》是转身之后的作品。

在论述这部作品之前,对于她的转型之作我还有话说。《一时之间如梦》似写贺红旗、贺晓父子的代际矛盾,实写这个时代的“欲望之疾”。父亲贺红旗一直想探究儿子贺晓的内心,但他进入不了,他能够进入的只是通过外围去了解这一代人的所思所想,他的了解是滞后的。儿子贺晓这个未来的艺术家、音乐人,起初反叛既有的社会规则,而对世俗充满鄙夷不屑,为了爱情抛弃父亲家庭、远走他乡,但在银行自动提款机失灵而吐出超过其2000元提取量100倍的20万元钞票面前,却变得不堪一击,以致锒铛入狱。父与子间,沉默地堵着一座ATM机的高墙,它冰冷,无感情,却引发着人的无度的欲望。作品的忧思是渗透的,细弱的,然而也是认真的,有韧性的。纯真皆失、人格变异,源于人生的不够坦诚,内心贪欲的无度膨胀,使两代人的人生都惨遭变形。所以有如葛水平在《一时之间如梦》前的题辞:“永恒于你的纯真,无异于永恒你坦诚的人生”。《纸鸽子》透过表面的母子关系的紧张,写的正是这坦诚的艰难。母亲何明儿与儿子吴所谓之间,集中了这个时代的太多层面,单亲家庭、代际矛盾、血缘关系、亲情变化、道德法则、人伦挑战,而一直想明了儿子心思、想静坐下来与儿子交心的母亲,得到的却一直是儿子的回避。他宁愿与网络陌生人交换意见彻夜不归,也不愿与亲生母亲坐下来谈一谈。这是现代人与人之间正常语言交流也是亲人与亲人之间心心相印的消逝。何明儿极力想维护的话语权,屡屡被吴所谓拆解。而最后的解困却是儿子的自尽。小说写到这里笔锋一转,我不知道那只母亲的手是否抓住了跳楼的儿子,还是他们一同跃入了那个深渊。但是结尾一节,葛水平为我们端出了天堂的场景或是少年的片断,母与子在讨论着开花的昙花,儿子说要将开花的花搬进家来,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说着日常的话,三言两语。那时,还没有网络,也没有隔阂,那时的他们,还没有染上这个时代的“失语之疾”,那时,她与他能够娴静地看花,在看花时也能够安恬地对答。

那么,什么是《荣荣》要说的话?

我以为仍然是“坦诚”问题。或者,一切人之交流之困,都由此引发。

身有残疾的荣荣与区长李进步的结识,源于一封信。这封坦陈自己农大毕业回到出生的城市而不能学有所用,甚至连正常的个体生存条件都不可能保障的求助信,原是写给王(区委)书记的,这是一封坦诚地诉说自己命运与困境的信。它的坦诚还在于,写信者相信,信的发出是会得到坦诚的回应的。然而,这封信被扔在了字纸篓里,字纸篓里的信是拆了封的,说明王书记已阅,但是这种处理方法便显得不够坦诚,对人———荣荣提出的困境,王书记好像并没有引起重视,对己———他管辖区中的工作责任,王书记好像也是高高挂起了。“无意”之中,李区长翻检、读到了这封信,他愤懑于这封诉求得不到公正的待遇,而打电话骑单车批条子,将工作的希望亲手交到荣荣手里,荣荣的工作得到了初步的落实与解决,这个结果是坦诚的。但是它的过程又是隐秘的,就是说,李区长的出发点并不那么坦诚。首先,这封信落入他手中的过程就不光明,他是为了防范即将调离书记岗位的王书记,是为自我保护?还是为了获得什么不良把柄?或者是为了谋求更大利益?不管是什么动机在支使,翻检别人字纸篓中的信想一鳞半爪地掌握对手的心思,总不那么磊落。小说扣住坦诚问题,而紧抓不放。荣荣的命运由于一封信,而得到了转机,但是这种偶然,又必得通过某种“必然”来实现。李区长在王书记调离,而书记之位空缺的情况下,办理了荣荣的工作。荣荣提出登门拜访并致感谢,哪知李区长家中早已拥满记者,电视摄像,荣荣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印证区长人品与能力的工具,不知是什么,这个纯正的女孩心里觉得堵得慌。更让她内心生堵的是她所在新单位的马局长,多方打听、一直试探她与李区长的关系,以致单方猜测与认定他们是亲戚或兄妹关系之后,而多方巴结,而这一点,恰恰又是李区长要利用的人性的弱点。工作中,人的关系与处境变得复杂起来,不再坦诚。

那么,荣荣坦诚么?小说中,这个主人公难道不在问题之中?不,她也做不到全部坦诚,或者,由于生存的艰难,她能够做到的只是有限的坦诚。比如,同事小刚认定她是李区长后来成为了李书记的妹妹时,她并没有予以明确的否定,在对待她并不爱的双喜的态度上她也曾有一度地犹疑,在去给李进步拜年时她也听从了李进步的建议,对保安声称自己是李区长的妹妹。是的,她也有心计之处。但是,荣荣在最基本的坦诚上是认真的,她没有失去这个做人的底线。

所以她会去李进步的办公室中要个答案。

她以为他帮她只是为了借助她的残疾人身份而作秀,以提高自己的人格魅力,获取上司的首肯与群众的拥护。但是,李进步给出的回答是:“荣荣,相信这个社会,没有你想象得那么不好。”

这场对话写得精彩。

此后的荣荣有些释然。但是她的“不信任之疾”是否痊愈了呢?

小说给出了我们两个答案:

一个是———

“荣荣小心翼翼地想自己的梦想,想人和人之间在某一个重叠的时光中彼此更应该有一种激励,而不该是过多的猜忌,过多的利用”。

另一个是———

“荣荣心中有一种惶惑的涟漪随着汽车的轰鸣,像窗户外的早雾一样慢慢地揭开了内心的世俗风景:有些事情和有些人,是不能认真去想的,含糊点儿,其实都是为了活着”。

这是作家的坦诚。

但是生活还在,所以有人给荣荣打来电话,她赴约去了茶楼,对面那个女人———李进步的妻子看着她,什么都明白了。

“假如荣荣不是残疾人呢?”这句话问得好!

于此,两个女人之间由于一方的身体之残,一切化解。那么坦诚呢,必得建立于不平等之上才有可能?而坦诚的对话与信任,什么才能提供给它最基本的可能性?

或者,那个弥漫在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的“幽灵”还在,是的,它在暗处,不定什么时候发作,而这“痼疾”发作之时,必定会使我们受到重创。

当然,这“痼疾”不是一日而成,它伺机在我们的心底,慢慢成“病”。

葛水平说她喜欢行走。从高山步入平原,没有了崇山峻岭的风景,却又谁知,世俗的平原,同样也是层峦叠嶂。葛水平的作品转身城市,与以前一样,虽心存善意,不失温厚,却字里行间,也藏着锋芒。

于此,我们不能无视她的提醒。

2009年9月8日

责任编辑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