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波

“矫诏”，这是个中国旧史中的专有名词。旧到什么程度呢？旧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都没有收录它，今之新新人类更是闻所未闻。然而，这个词语在中国历史上曾拖出了一道巨大的阴影，凡有人心者怎能忘却？

“矫诏”，通俗点说，略等于当代古装戏中常常出现的“假传圣旨”。不过，细细思量，可能还有微妙的差异。假传圣旨，有时是凭空白话，却硬说出于上意，而矫诏显然困难得多，因为它需要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并有加盖皇帝玉玺的诏书为凭，只是在事后，人们才有幸被告知，原来那诏书上所说的并不是皇帝的本意。

读《明史》，到了所谓太监擅权的时候，矫诏堪称家常便饭。《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魏忠贤乱政”那两卷，几乎每隔一两行，“矫诏”二字就会撞入眼帘，不是刘瑾他们今天“矫诏”罢了哪位忠臣的官，就是明天“矫诏”把一个批评者打入了大狱，或者后天“矫诏”又让亲信占据了哪个重要位置，简直相当于一部“矫诏史”。

《明史》中密密麻麻的“矫诏”让人烦躁，烦躁中就禁不住要恨恨地问一声：“矫诏”为什么如此容易？

是啊，在礼法的威严下，昔日代表天宪的“诏”，会这么容易被几个刑余之人混水摸鱼吗？稍有智识的人都会明白，要经过那么多道关口太难太难了！可事实是那几个阉人却拿“矫诏”当好玩儿似的，这究竟是为什么？

读《明史》还有一个困惑。因为矫诏如此容易，所以刘瑾也好，魏忠贤也罢，他们当年权势熏天的时候，举凡内政、军事、外交，几乎每个重要部门的重要岗位都为其私人所把持，读史者乃至常有“即将变天”的感觉，可是到了他们倒台的时候，却“息若败叶”，几乎无声无息。刘瑾，是明武宗听了臣下的劝告，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就逮了吧，“即命禁兵逮瑾”；魏忠贤，明熹宗初死，在通常认为发动政变的最好时机中并无动作，后来新登基的崇祯一步步翦除其势力的时候，也是乖乖地束手就缚。于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刘瑾、魏忠贤这么容易矫诏，也通过矫诏积累了深厚的权力基础，而且据史书上说这两人都“有异谋”，那么为什么一旦到了生死关头，却连一丝反抗的余地也没有呢？

答案很简单，相对于表面不可一世的刘瑾、魏忠贤，刘瑾时期的明武宗和魏忠贤时期的明熹宗，虽然斗鸡走马，太不成气，但其根基未倒，他们还是最有力量的人。只有看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弄懂刘瑾们矫诏如此容易的谜底。

根本不是什么矫诏。我们看刘瑾、魏忠贤们必欲排挤打倒的人，他们在儒家理想人格的熏染下，不忍民穷政敝，词锋所及，固然为刘瑾们所不容，可昏庸之君主又哪里会爱听呢？也许皇帝并不准备如刘瑾们期待的那样，对其残酷打击乃至肉体消灭，但既然批了寡人的逆麟，让我老大不痛快，为什么不借刘瑾们之手，给这些偏爱唠唠叨叨的家伙一个下马威？

真有力量的“乱臣贼子”是不需要矫诏的，他们推翻旧主人，自己发诏书就得了。所谓“矫诏”，实际上是史家的一个避讳语。这种避讳自然有很多好处，首要的一点是可以让人们知道皇帝总是圣明的，其次是安慰那些惨遭羞辱和残害的臣子的人心，他们在抚摸心灵和肉体创伤的时候，终于可以说：“骂我打我杀我，那可不是圣上的意思啊。”

【原载2007年11月2日香港《文汇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