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扎根于蒙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之中，在歌唱艺术和作品创作方面大胆借鉴并融汇欧洲传统与现代技法，慧眼选择优秀指挥进行科学训练，勇于探索新的舞台表演形式，从而开辟出蒙古族现代合唱艺术道路，这是该团成功的根本原因。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崛起于内蒙古草原的蒙古族青年合唱团，曾于90年代风靡京城，享誉于海峡两岸，在国际乐坛合唱大赛中连夺桂冠。但进入21世纪以后，一个时期似乎有些沉寂。 年初，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应邀担纲“绿色中国行——走进北京合唱音乐会”首演。消息传出，演出票很快被抢购一空。2月23日晚七点，中山公园音乐堂座无虚席，合唱团以天籁般清澈明净的声音，抒发对故乡草原的深挚眷恋，叹息大自然的生态危机，呼唤绿色草原。寓意深刻的现实主题，感人肺腑的深情歌唱，拨动着观众的心弦，使音乐会高潮迭起，掌声此起彼伏。特别是当唱起《蒙古人》时，台上演员和台下观众同声合唱，掀起的热浪撞击着每一位观众的胸怀。

评论界何以说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东山再起”？原来该团不仅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创业的艰难历程，而在成功之后又经历了一个令人担心的萎缩和“阵痛”时期。蒙古族青年合唱团虽然创立于1987年， 但直到2000年内蒙古文艺界体制改革，他们才摆脱了“业余”身份，正式归属于内蒙古文化厅，转为专业的“内蒙古民族歌舞剧院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但当时的情况是，曾经驰骋沙场、南征北战的老团员只留下了四人，几位合唱团创始人——被誉为“声音雕刻家”并在国际合唱乐坛叱咤风云的青年指挥家雅伦格日勒已调入京城，艰苦创业的老团长呼日勒与业已名扬国际乐坛的青年合唱作曲家色·恩克巴雅尔则另属其它单位。所以，蒙古族青年合唱团基本是“重打锣鼓另开张”。但2月23日中山音乐堂的演出成功，首都观众的热烈反响和专家们的广泛赞誉，已经充分证明他们不仅基本恢复了原有水平和特色，还有了新的探索和创新。是什么原因使合唱团得以“东山再起”并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取得成绩，当然与内蒙古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大好形势、文化体制的成功改革不无关系，但本文只试图从该团自身建设方面来探讨其遵循的艺术规律和发展路向。笔者认为，深深扎根于蒙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之中，在歌唱艺术和作品创作方面大胆借鉴并融汇欧洲传统与现代技法，慧眼选择优秀指挥进行科学训练，勇于探索新的舞台表演形式，从而开辟出蒙古族现代合唱艺术道路，这是该团成功的根本原因。

一、 大胆借鉴，开创了崭新而独特的蒙古族合唱音色

无伴奏合唱原是欧洲多声部声乐的一种形式，始于16世纪罗马宗教作曲家帕勒斯特里那的清唱式教堂合唱，具有庄重和谐、清澈明晰的特点，属室内音乐范畴。由于是作曲家专门为宗教仪式而作，所以追求庄严宁静、超脱虔诚，避免激情，富有柔和而单一的抒情色彩，具有为宗教服务的鲜明专业性和功能性。

蒙古族歌唱艺术历史悠久，其中“乌日汀哆”（长调牧歌）、“包古尼哆”（短调叙事歌）至少有七八百年的成熟发展史；“乌力格尔”（说书）、“好来宝”（说唱）等民间歌唱艺术亦形成并流传数百年；“陶利”（英雄史诗）歌唱则更是历史久远，盛行于公元9-13世纪蒙古氏族部落和帝国时期；兴起于14-15世纪北元时期的“潮林哆”，是一种以乌日汀哆领唱、潮尔持续低音伴唱的复音合唱，极富有浓郁的草原风格和史诗性；而那异常古老（至少产生于“诗经”时代以前）的浩林潮尔（即呼麦，汉文古籍中记载为“啸”，一人同时发出两个以上的不同声音），则更是神奇而又精美绝伦。以上这些不同歌种的歌唱艺术绚丽多姿，形成了蒙古族博大而精深、独特而丰富的歌唱技术技巧系统，蒙古族简称为“蒙古传统唱法”。这种唱法，在民间产生并传承千百余年，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民俗性和自娱性。

欧洲的教堂无伴奏合唱与蒙古族传统歌唱艺术，仅就歌唱技术技巧而言，几乎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欧洲无伴奏合唱要求高度和谐统一，演唱方法几乎都是轻声（或称半声），音色极为柔和、平直而单一。蒙古传统唱法则由于多在草原上面对苍天旷野独自放歌，或在各种形式的集会、酒宴场合面对众多听众演唱，因而要求高亢辽远、婉转绚丽而又粗犷豪放。歌唱技巧复杂多变，音色变换丰富。同一首歌曲之中，真假声结合的“比例”就可能要多次调整。富有特色的喉音时多时少，时明时暗，时强时弱。而特殊需要时，则要从胸腔和喉管中冲压出沙哑或粗犷的中、低持续音，继而引发出高音区泛音（即“呼麦”）。而蒙古族合唱团最为成功之处，就是在于他们遵循无伴奏合唱必须统一和谐的艺术规律，借鉴欧洲现代发声方法，对“蒙古传统唱法”及其音色，加以必要的调整和修饰。即用柔美而统一的轻声作为合唱团整体音色的基础，适当增大音量和加进真声，加强头腔和胸腔的协调共鸣，加强气息的控制和调节能力，适当减少或抹掉过重的喉音，从而有效地消除演员音色的个性和杂质，达到了富有草原风格的统一和谐，创造出一种崭新而独特的蒙古族合唱音色。这种音色柔美纯净，能收能放，既有欧洲合唱的优美阴柔 ，也有蒙古族歌唱中的粗犷和阳刚，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在演唱曲目上，既能演唱优美抒情的《草原恋》《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凄苦悲凉的《四季》《孤独的白驼羔》，也能演唱英武豪爽的《欢乐的那达慕》、气势磅礴的《八骏赞》、雄浑激越的《圣主成吉思汗》；既能融进或烘托出特色极强的乌日汀哆、潮林哆、呼麦的演唱（如《劝奶歌》《圣主成吉思汗》《旭日般的升腾》等），又能演唱古今中外风格迥异的无伴奏合唱精品，如《半个月亮爬上来》、拉索《回声》、勃拉姆斯《摇篮曲》、柴可夫斯基《金色的浮云》等。正因如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演唱，首先得到了蒙古族广大听众的认可和珍爱。他们把蒙古族无伴奏合唱视为“来自草原深处的绝唱”，把蒙古族合唱团视为蒙古民族的骄傲。也正因如此，蒙古族青年合唱团才唱出了草原，唱响了全国，走向了世界。中国合唱节评委赞誉为“乐坛奇葩”；港台观众称为“天籁之音”；国际合唱乐坛资深权威、俄罗斯指挥家杜马舍夫评价为“声音美，纯正”；荷兰国际民间艺术节与会专家赞叹：“你们东方人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歌唱！”

二、广取博采，汇集传统与现代相融的民族合唱精品

从建团开始，合唱团在社会上就有一个无形而强大的创作群体。莫日吉胡、辛沪光、永儒布、阿拉腾奥勒等老一辈作曲家和该团的“常驻”青年作曲家色·恩克巴雅尔，不仅熟谙蒙古族生活、历史和传统文化，而且不断吸收现代技法，坚持探索创新。他们选择的题材十分广泛，不单是一般层面上的草原、故乡、骏马、蒙古包、亲情，而是把这些素材与蒙古民族悠久而沧桑的历史、英姿勃发的现代生活、绚丽多姿的民俗风情、美丽而变化无常的大自然，以及蒙古民族的宽阔博大的胸怀、坚强果敢的性格和丰富细腻的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为音乐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们根据歌词的内容，在创作手法上大胆探索。在旋律上，他们或改编原生民歌，深入发掘其哲理思想、美学特质，或从丰富的民间音乐乃至草原大自然的音响中汲取素材（如赞叹声、欢呼声、呼唤声、叹息声、马蹄声、风暴声、驼羔悲鸣声等），拓宽旋律和音乐的表现力；在节奏动律上，特别是有乌日汀哆加入时，往往打破固定的节拍规律，采用自由节拍、复杂节奏（如色·恩克巴雅尔《陶爱格》等）；在和声上，大量使用平行和弦，特别是常常借鉴民间器乐潮尔的大二度、潮林哆与呼麦中四、五度的二重结构的传统手法，构成大二度与平行四、五度叠置（如永儒布《孤独的白驼羔》等），乃至音块式和弦（如色·恩克巴雅尔《孤独的驼羔》中的七、九、十一和弦，莫日吉胡《旭日般的升腾》中五度相隔的七个音重叠）；在调式调性上，大胆使用远关系转调、离调、调性游离、泛调性（如永儒布《孤独的白驼羔》）、双调性（如莫日吉胡《旭日般的升腾》等）。由于这些创作手法牢牢建立在蒙古族传统民间音乐和草原生活基础之上，所以他们创作出来的合唱犹如一幅幅生动的草原历史和民族风俗画卷，不仅情景交融、气势恢宏，而且蕴寓着深刻的哲理内涵，反映出蒙古民族文化的丰厚底蕴，并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出蒙古族音乐的史诗美、悲壮美、崇高美以及那种“天籁之音”的“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统一”之美。正因如此，有些作品如永儒布的《四海》《四季》、色·恩克巴雅尔的《八骏赞》《戈壁蜃潮》《陶爱格》《驼铃》等多次获全国奖和国际奖。《戈壁蜃潮》还被“奥地利·首届奥林匹克国际合唱大赛”组委会指定为参赛必唱曲目。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第四届合唱节上，世界合唱联盟主席萨茨曼先生高度评价色·恩克巴雅尔的作品“有生动的音乐形象、独特新颖的表现技艺和深刻的寓意，真挚热烈、深沉激越的表现，格外震撼人心”。

三、 高瞻远瞩，选聘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指挥家

担纲本次音乐会的指挥，是我国乐坛上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多声部音乐作曲家永儒布。他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优秀指挥家。在内蒙古，他曾指挥上百场大型音乐歌舞和交响乐、管弦乐音乐会。他亲自训练并指挥的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合唱，曾于1979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专业团体文艺会演一等奖，1998年获全国首届合唱大赛成人专业组一等奖。1991年永儒布获乌兰巴托《草原金秋》国际音乐节作曲、指挥双项金奖。

面对蒙古族青年合唱团指挥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情况，内蒙古文化厅副厅长安咏锝、歌舞剧院院长宝力道，高瞻远瞩、当机立断，摒弃行业门户之见，面向社会选聘优秀合唱指挥。永儒布当然是最佳人选。2004年9月，永儒布受聘为蒙古族青年合唱团指挥。他知道，要使这个已有过辉煌历史、而今却要“重打锣鼓另开张”的合唱团，重建和恢复到原水平，都是不容易的。但他胸有成竹。他遵循该团既定的发展路向，同声乐艺术指导华娜一起，从合唱的音色统一、声部均衡、团员音准、气息运用等基本训练开始，继之，永儒布把训练重点放在合唱的整体协调、色调、作品内容的深刻揭示、音乐风格的准确把握，以及艺术表现力的扩展、力度张弛的控制等方面。不到一年时间，不但迅速恢复了该团原水平，而且有了大幅度的明显提高。2005年10月2日，合唱团受国家文化部指派，赴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参加美方举办的中国文化节演出，取得圆满成功。

作为一个指挥家，永儒布素以“潇洒自如、干净流畅、刚柔相济、富有激情”而著称。此次音乐会上，他更是显得如鱼得水，既自信沉稳、细腻娴熟，又激情满怀、洒脱大气，显示出其指挥艺术更趋成熟完美。尤其是对蒙古族长调牧歌散板式节奏的内在律动、整体音乐神韵的精确把握和独特诠释，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实际上，集作曲家与指挥家于一身的永儒布，对每一部作品都有独到而深层次的理解和诠释，特别注意对蒙古族音乐传统美学本质的挖掘。如他指挥《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着重旋律的流畅舒展，把天高地阔的草原表现得如诗如画；《草原恋》则着重情感的抒发，把对草原的爱恋之情表现得深情而炽热；他指挥的《八骏赞》，龙腾虎跃，有万马奔腾之气势；《欢乐的那达慕》生机勃勃，更富有男子汉的英武气概；《四季》着意苍茫空旷意境的描绘和孤独悲凉思绪的抒发，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诗画境界；《旭日般的升腾》庄严肃穆，给人以宏大崇高的史诗性美感；而《孤独的白驼羔》则凄楚哀婉，随着领唱女中音阿拉坦其其格那一声由低向高大跳的“乌日汀哆”甩腔的悠长呼唤，使观众在撕心裂肺、肝肠欲断的感应中，十足地体验到蒙古族传统音乐中那种苍凉的悲壮美。

四、破除陈念，探索新颖而生动的舞台表演形式

此次合唱音乐会所以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应该说主要得益于曲目体裁的丰富和舞台表演与调度上的大胆探索。该团以往的音乐会，基本是“合唱+男声、女声合唱+合唱”的ABA形式，一场演出下来，观众难免有单调之感。而本次音乐会除合唱外，还增添了独唱、各种形式的重唱和“呼麦”组合弹唱，从而使音乐会显得丰富而生动。诚然，无伴奏合唱音乐会加进独唱形式是否合适，尚有待商榷。但两组男、女声四重唱和“呼麦”组合弹唱确实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专家们的高度赞赏。或许这是该团指挥和合唱团“强强组合”的自然结果（谱写各种形式的蒙古族歌谣式的重唱是永儒布的专长，他于2003年出版发行的以重唱为主的《草原呼吸》CD专辑引起中外听众的广泛反响），不仅为音乐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该团带来演出形式上前所未有的突破。男声四重唱的深情炽热，女声四重唱的轻柔含蓄，两组重唱的声音高度和谐、强弱有致、配合默契，以及独特而魅人的韵味，都给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而“呼麦”组合弹唱，不但是音乐会在形式上别开生面的最大亮点，更是音乐会艺术水准和美学价值的一大标志，观众无不为那古老神奇而又精美绝伦的声乐艺术惊叹不已，倾倒折服。同时，专家特别对“呼麦”歌手文丽演唱前的一段简短介绍、并随即单口表演高音呼麦和低音呼麦（均二重音响结构）的两种不同演唱形式而大加赞赏。因为观众不仅在感官上获得了审美享受的愉悦，同时也获得了知识补充的满足。

在无伴奏合唱的音乐会舞台上，合唱队演员由静到动，即由单纯站立不动的合唱表演，到根据歌曲内容需要融入适当舞蹈化动作表演、整体队形的不同组合、不同位置的舞台调度，以及添置简易的道具等，这无疑是舞台上无伴奏合唱音乐会的一次大胆而历史性的突破。因为在舞台上不时地组合和变换队形，至少对于声音的质量和声部的均衡，以及演员之间相互合作的协调关系会造成很大影响，也为合唱指挥带来诸多不便。但蒙古族青年合唱团迎难而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事实证明，这一探索是可行并且是成功的。特别是音乐会开场时，身着黑色蒙古袍的女演员手捧洁白的哈达，身着白色蒙古袍的男演员手持神武的苏鲁锭，一下就把观众带入蒙古草原上那种庄严神圣的仪式意境之中。而当第一首合唱《旭日般的升腾》响起时，则更增加了庄严肃穆、神武崇高的气氛。当唱到《敬酒歌》，女演员轻盈而端庄地走下舞台将手中的哈达敬献给观众时，掀起了音乐会第一个互动高潮。此外，演唱酒歌《四海》时，女演员以舞蹈的身韵手持酒盅碰撞作响，不但有助于演员更好地投入到集会酒宴的特定意境中，同时也增加了音乐的色彩和欢乐气氛。演唱《奔布莱》时，全体演员挥动红绸，象征性地做出“安岱”舞的表演，取得了载歌载舞、将音乐会再次推向高潮的艺术效果。

提起舞台表演形式的探索创新，合唱团员们说，应该感谢倡导者乌力吉图团长和艺术指导李晓庆老师（国家二级舞蹈编导）。因为他们一直是在“破坏合唱效果”的担心和“画蛇添足”的非议中坚持探索的。他们认为，传统的无伴奏合唱，演员是肃立不动的，那是由于它起源于欧洲教堂，超脱无欲、“不食人间烟火”的合唱，当然不需要表演；传统的交响合唱，也是站立表演的，那是由于合唱与乐队演员人数至少要在百人以上，这在音乐会的舞台上是无法表演的。蒙古民族是能歌善舞的，至今有随歌起舞、随舞唱歌的民间传统。我们是21世纪中国的无伴奏合唱团，没有必要受外国传统的束缚。更何况，这样的探索适应当前文化市场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闯出一条合唱表演的新路。至于由此而产生对合唱的一些消极影响，相信会在实践中逐步解决的。此次演出成功，更加坚定了他们继续探索的决心。

五、坚持不懈、高唱绿色文明旋律

“绿色中国行——走进北京合唱音乐会”的成功，证明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不仅是世界乐坛上的一支奇葩，而且是传播人类绿色文明的一支劲旅。打开演出节目单就可解读到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他们演唱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草原、绿色有关。他们高唱草原、高唱绿色，20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奋斗不息。这一绿色情结，源于蒙古民族的历史传统，源于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它凝结着草原民族独特的心理、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是草原人文精神的基础与核心。这一点，仅从历史悠久的蒙古族民歌中就可以了解到，早在千年甚至数千年前，蒙古族的先民们通过草原的生态环境、自己的生产方式与生存经验，就懂得了人与自然必须相依为命、和谐共存的“天理”，因此他们尊崇“长生天”，视草原为生命，爱抚生灵万物乃至草原上一草一木。这种观念认知反映在音乐文化形态上，就产生了那“与天共语”的浩林潮尔（呼麦）、“天人合一”的乌日汀哆（长调牧歌）、“与天通灵”的萨满教，把人和草原、苍天、大自然“和谐共存”之关系，发展到了极致。他们把自己的感情、灵魂乃至生命都化入蓝天绿野之中，为草原而生，为草原而死，为草原而欢乐，为草原而哭泣。他们曾因过去破坏草原揭竿而起，他们也为现在草原蜕变而痛心疾首。于是《陶克陶胡》《嘎达梅林》等革命历史民歌在千里草原传唱，超越时空；于是无伴奏合唱《孤独的驼羔》《孤独的白驼羔》《戈壁蜃潮》《驼铃》《大地》《劝奶歌·陶爱格》等一系列“绿色旋律”唱响世界，令人震撼。多年来，在北京、上海、香港、台湾，以及西班牙、荷兰、德国、奥地利、澳大利亚、荷兰、美国，都留下了他们来自绿色草原“天籁”般纯净和谐的美妙歌声。他们通过歌声告诫世人：现代工业文明的盲目开发、砍伐、开荒，已经给大自然和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为此，他们歌颂往昔“天人共寿”的生机勃勃，描绘生态蜕变的凄凉悲惨，呼唤良知，呼唤绿色文明。他们的纯净歌声，他们的草原真情，他们的绿色情结，得到了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听众）的深层理解和强烈共鸣。难怪瑞典著名音乐家、指挥家克瑞斯汀盛赞蒙古族合唱：“闪耀着民族的、历史的、人文的、时代的光芒，非常了不起。”

蒙古族青年合唱团，不愧为绿色文明的天使！

柯沁夫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