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延安机场接王若飞同志重庆谈判后归延。前排：（从右至左）王若飞夫人李培之、王若飞、晓庄爷爷黄齐生、奶奶王守瑜。后排：黄晓庄、大妹黄晓芬、陈复君、刘伯承侄女刘佥泰。

1946年4月8日，天气阴沉，雨雪交加。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隐隐听见了稀有的飞机轰鸣声。突然一声巨响，机声消失……17位可贵的生命就在这巨响中骤然消逝了。他们当中有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有我党的老朋友、贵州知名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也有妇孺儿童，其中还有我的同学、战友、亲人、结婚才一月余的丈夫——青年音乐家黄晓庄同志。

晓庄是黄齐生先生的侄孙、王若飞同志的表侄。他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1937年11月曾随祖父母到延安参观访问了半年多。由于当时延安条件比较困难，没有合适的学校可以就读，他不得不于1938年4月又随祖父母返回西南。延安短暂的逗留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他后来坚决走上革命的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晓庄从小喜爱音乐，立志要做个音乐家。小小年纪的时候，他就唱过黄自的歌曲，并在日记本上天真地写道：“黄自、黄自，将来有一个姓黄的要比你的歌还作得好。”到重庆后他考入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大提琴，成绩都很优异，两门课的教师都曾希望他以各自教授的课目为主科，但晓庄自己却更喜爱作曲。不久，校方了解到他到过延安，他的亲属中还有共产党人，更有不少同情共产党的人，便以莫须有的罪名令他退学了。黄老先生与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是多年至交，得知陶先生为少年儿童办了一所育才学校，于是把晓庄转送到育才学校。

这是一所在我党的直接关怀下由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学校。学生大多来自战时儿童保育院，少数是我党的干部子弟或进步知名人士的子弟。这些孩子小的八九岁，大的也只有十三四岁。这是一所从入学起就开始进行专业学习的学校，设有音乐、戏剧、文学、绘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6个组，后来又增设了舞蹈组。在这里工作任教的有许多共产党人和知名进步人士。音乐组有贺绿汀、常学镛（贵州音乐家、现名任虹），戏剧组有章泯、水华、舒强，文学组有邹绿芷、陆维特、力扬，绘画组有陈烟桥、刘岘，舞蹈组有吴晓邦、盛婕、戴爱莲等，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是一些老共产党员，如王洞若、孙铭勋、方与严、帅昌书（又名丁华）、程今吾等。我们在这个学校里既学习又劳动，既搞社会调查又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及演出活动。

晓庄是1941年下半年来到学校的。他来的时候，正是“皖南事变”之后，学校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许多老师在恶劣的政治空气下被迫转移解放区，我们的学业因缺乏老师几乎陷入停顿，只好按照陶行知先生创导的“小先生制”思想，自己教自己，同学互相当老师。说到生活更是清苦，常常是三餐稀粥几颗胡豆度日。但是晓庄和我们一样，在这大后方少有的民主、自由、和谐的天地里，生活得十分愉快。

我们这些从保育院来的穷孩子，入校时在音乐方面几乎都是白丁，不要说弹钢琴、识五线谱，许多人连钢琴都没见过。而这个个子不高、面目清秀的少年，不仅钢琴弹得好，大提琴拉得也不错，而且还能作曲，这真使我们感到惊讶。晓庄是个感情丰富但性格内向的人，在同学们的惊叹声中，他并未有任何高傲的表示。有位今日在创作上有相当建树的老同学曾对我说：“我真佩服晓庄，他真聪明，他来学校的时候未受过系统的作曲训练，但他却不仅能写优美动听的旋律，而且还能写乐曲。”说到这里，他十分感叹地说：“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假如黄晓庄在，可能没有我?菖?菖?菖了。”这话说得太过谦逊，但也足见晓庄在同学中的确是比较突出的，他的天赋的确是比较高的。是的，他仿佛是为音乐而生的，每当听到好的音乐时，往往激动得流泪。记得1943年我们音乐组为了求教的方便，从草街子搬到重庆江北观音桥，与中华交响乐团是近邻。我们常常去听他们的排练。一次在听他们排练柴科夫斯基的第六悲怆交响乐时，晓庄激动得哭起来。平时，他更是有感就写，写得也快，音乐仿佛从心中流淌出来似的。由于他受过革命的熏陶，作为一个有一定政治头脑的热血青年，他对那动荡不安时代所发生的一切都有自己的见解，这更促长了他的创作欲。不过，当时他常常苦于没有合意的词，于是就自己动手。他的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政治气息很浓。他的合唱《重庆颂》，痛斥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诅咒了国民党的贪官污吏。独唱曲《花》描写一个痴情的姑娘，动员她的心上人上战场去抗日，当她的恋人要把一朵鲜花插到她的头上时，她唱道：“快去当兵把敌杀，得胜回来我再接你的花！”合唱《往哪里逃》写于1944年湘桂战争时期，当他看到人们东奔西逃，惶惶不可终日时，他写道：“你也逃，他也逃，大家拼命地逃，逃难逃了7年多，哪里才是我们的安乐窝？”在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之后，他又用劝导的口吻写道：“逃难的日子多难过呀，打游击要比逃难强得多！你看许多游击区，敌人去都不敢去。”最后他疾呼：“只要团结一条心，不怕打不走鬼子兵，同胞们呀！同胞们，再不能逃，还是掉转身来把家乡保。”这首十分亲切动人富有激情的歌，后来曾发表在1945年5月13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晓庄也很注意向民间学习，向传统学习，向先辈革命音乐家学习，因此他的作品也就具有很强的民族风格。他的钢琴小品《新年》《小花鼓》就很富有民间气息。我们的老同学杜鸣心曾告诉我，当年他留苏入学考试时，主考教师曾让他弹奏一首中国作品，他当时弹奏的就是晓庄的《小花鼓》，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当然，苏联教师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创作的。至今鸣心还能流畅地弹出这首作品来。

在重庆时，我们音乐组经常在社会上举行音乐会，晓庄除参加演奏外（因我们音乐组人很少，男同学更少，因而每个人都参加合唱），几乎每次音乐会都有他的新作，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作曲者，真是难能可贵。

1944年5月，晓庄的表伯父王若飞同志和林伯渠同志一起由延安来到重庆，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这时晓庄已经成人，他向往延安，向往早日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于是他向若飞同志提出了再次去延安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表伯父的应允。一天，他带着兴奋的心情悄悄对我说；“表伯也同意你一起去哩！”延安是我们育才学生日思暮想的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我感到幸运极了。

1944年底，我们来到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尔后便随着他的祖父母和80多位同志，分乘4辆大卡车向延安奔去。

晓庄是带着一颗赤诚火热的心二次来到延安的。在我珍藏的他留下的一本延安日记的扉页上，他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莫回顾你往日的美丽

莫依恋你从前的幸福

既然为革命来到这里

就该勇敢地战斗到底！

——送给自己

1945年3月20日

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他虽然酷爱音乐，但也做好了为革命而改行的准备。他说，如果革命需要，他可以去做任何工作。到那时，可以把音乐作为副科。在延安等待分配工作考虑选择哪个单位时，他最初选择的是贺绿汀老师所在的联防司令部政治部宣传队。他在日记中写道：“参加联政宣传队，我想在工作中去锻炼。有一天反攻了，就有能力到前线，我不单干音乐工作，而且还要拿枪，干政治工作。”

延安是尊重人才、爱惜人才的地方。党为了培养我们，用革命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使我们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先送我们到中央党校三部（文化人集中的地方）学习了一个短时期，然后分配我们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晓庄便在那儿边教书，边搞创作，我则到鲁艺文工团工作。

在延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晓庄总想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笔为人民创作。他热爱延安，到后不久就写了歌颂延安的抒情歌曲《当我漫步在延河边》。他热爱延安的军民，酝酿着用民歌风格写一首大型的解放区军民大合唱。延安开展防旱备荒运动，他除了积极参加生产外，写了《防旱备荒小调》。苏联红军攻入柏林，他兴高采烈地写了《红军打进了柏林城》。抗日尚未结束，蒋介石已经准备发动内战，他写了反对内战的小曲……他还准备写一部以陕北民歌为主题的《和平交响乐》，他还有不少创作设想，可惜，这一切都未能完成，他就离开了人间。

晓庄只活了20岁，人生本来就来去匆匆，而20年更是太短促了！但是他的短暂一生却是战斗的、充实的一生，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青春的礼赞！晓庄去世以后，我们敬爱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校长曾写了一首诗悼念他：

挽黄晓庄小朋友

劳山的光荣的儿子！

你没有想到你会死。

你的爷爷也没有想到，

他会带你一同去死！

死者不可复生，

但是你的音乐不会死。

我将培养一百位人民的音乐幼苗，

努力一辈子，

补偿这不可补偿的牺牲，

一直到我死，

你也永远不会死！

陶校长还在这首诗的注中写道：“黄晓庄是黄齐生先生的爱侄孙，生于南京老山（后改名劳山）之小庄，有音乐之才，出口成歌，在育才学校肄业一学期中作曲48首。他作曲抱定一个宗旨：要为人民而唱，唱出人民心里的呼声，还要达到人民自己欢喜唱。4月8日随其叔祖父一同殉难，系新音乐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35年4月”

陶校长的诗和注是对黄晓庄同志短暂一生最好的总结，陶校长充满感情的崇高评价，对晓庄来说也是最大的安慰！

(原载《中华英烈》1988年第二期)

陈复君 翻译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