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已经作为世界的大国名列世界乐坛，但是，在解放前，由于统治当局的腐败、政局的长期动荡、经济的落后，我国的音乐界一直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许多才能突出甚或成就卓著的音乐家，常常因为种种客观的因素而过早地离开人世。萧友梅、刘天华、黄自、谭小麟、郑志声等均因疾病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而逝世。冼星海、张寒晖、董源等则因长期颠沛流离，积劳成疾而不治。张曙死于日寇的狂轰滥炸，任光、麦新遭到反动派的伏击而壮烈牺牲，聂耳则是在流亡中溺水而亡。而其中年龄最小的黄晓庄，则在他刚刚流露其过人的音乐才华、在其花季之年就成为“四八烈士”之一而死于空难。

黄晓庄，贵州贵阳人，192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他的祖父即贵州著名的教育家、进步民主老人黄齐生，他的表伯（齐生老人的外甥）即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同志。黄晓庄于1940年曾在重庆国立音乐院短期学习过钢琴和大提琴，1941年入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学习大提琴。当时他在音乐创作上已表露出突出的才能，先后创作了独唱曲《花》、合唱曲《往哪里逃》以及钢琴曲《小花鼓》等几十首作品。1944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任延安“鲁艺”音乐系教师。1946年随黄齐生、王若飞、叶挺等从重庆返回延安时，于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时年仅20岁！

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是当时重庆一所著名的进步私立学校，学员大多选自“大后方”的“战时儿童保育院”，有少数为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的子弟，实行的是“半工半读”性的学制。这所学校的经费均依靠陶行知向社会捐募，重庆的统治当局是不给一分钱支持的。但是，他们却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如“音乐组”的教师均是当时重庆音乐界的著名音乐家和教师，如贺绿汀、李凌、任虹、任光，还有黎国荃、范继森、姜瑞芝、朱崇志、胡然、姚牧、夏之秋等均在那里任过教。这些教师在那里几乎都是不拿工资的义务教学。当时“音乐组”学员（总共不到20人，而且都是少年）的所谓“工”，主要就是在社会上举行频繁的义演，为学校挣得少量的收入。为了演出的需要，除了表演一些现有的中外名曲外，也促使“音乐组”的学员（如庄严、黄晓庄、杜鸣心、熊克炎等）自己动手进行创作。黄晓庄大多数音乐作品就是为了当时“音乐组”的小型演出而写的。

根据现在保留的晓庄的手稿（其中有的还是残稿）及友人的回忆，他的创作大体可分为三类：1.独唱歌曲；2.齐唱或合唱歌曲；3.少量器乐创作。

黄晓庄的独唱歌曲有：《花》《眼泪》《守望》《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娶我？》《我的心呀，在家乡》《秋思》《仰望同情的手》及《友情》（二重唱）等。这些作品大多采取带伴奏（钢琴或四把弦乐器）的“艺术歌曲”的模式。作品的题材上，如女声独唱《花》（又名《我不情愿呀，我的小冤家》，洪遒词）以及《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娶我？》《丁香花开香又香》等，是反映在战时环境中的爱情。晓庄对这类题材写得较多，旋律流畅，感情质朴，表露出年轻人的真挚追求。有些（如《眼泪》《守望》《我的心呀，在家乡》等）是表现人们在战时对故乡、亲人的想念和对敌人的痛恨。还有根据古代诗词谱写的，如《秋思》。尽管它还没有淋漓尽致地深挖出古诗词的含蓄意蕴，但作品在宁静中体现出的悠悠真情，对一位还不到20岁的青年作者来讲是难能可贵的。

黄晓庄的齐唱及合唱作品是他音乐创作中最主要的部分，题材的面宽而紧贴时代，音乐表述方式多样而性格突出，因而其社会影响也较大。其中像《学生从军》《青年进行曲》《伸出同情的手》《迎今年的七七》等，都是以进行曲的方式体现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阴暗重压的“大后方”仍坚持支援前线进行抗日斗争的的强烈决心。在《学生从军》中，作者运用的二部合唱似乎受到当时中国青年人所喜爱的一些苏联歌曲的影响，音乐的进行果敢有力、充满朝气。《凤凰山上》虽然是“育才”学生对学校的歌颂，但其中也透发了时代的气息和开朗奋发的性格。《十字歌》则是一首非常亲切的民歌式的齐唱曲，表现出作者对民间音乐开始发生兴趣。齐唱曲《往哪里逃》（舒模词）可能是晓庄最后一首社会影响较大的作品。该曲写于1944年“湘桂大撤退”之后，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反动派不顾国家人民、只图保存自己实力的愤怒和抗议。 这首作品也表现出作者力图运用老百姓所熟悉的语言的“民族化”的追求。旋律的进行既流畅又有力，作品后半部的二部卡农的写法自由灵活，可以看出冼星海的合唱音乐对他的有益影响。类似的还有混声四部合唱《元旦又到了》，作者以模仿民间锣鼓歌唱的手法，生动体现了在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获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国人民预祝抗日战争胜利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我们知道当时在解放区曾出现了这样的作品，但在“大后方”则比较少见。女声领唱及混声合唱《我们立在》（冯至词），可以说是晓庄生前最宏伟的一首大型合唱作品。作者运用丰富的对位化的合唱技法，配以生动的钢琴伴奏，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和自豪。上述作品，除少数选用当时著名诗人冯至、袁水拍、王亚平等的作品以及古诗词外，其他作品都由他本人作词。他曾是“育才学校”学生诗歌社“榴火社”的成员。

黄晓庄的器乐创作数量不多，只有两首大提琴独奏和一首钢琴独奏。他的大提琴独奏作品在创作上还没有充分地展开。这与他在这个领域还处在学习中，对如何发挥大提琴的演奏特点特别是与中国大提琴曲的创作还只是处于初创的阶段有关。他的钢琴独奏《小花鼓》是一首表现力丰富、音乐生动、形式结构严谨的作品，对钢琴技巧的发挥也有一定的深度。这在当时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还不多的情况下，应是一首值得瞩目的作品。可惜作者的原谱已经遗失。最近杜鸣心同志根据回忆对作品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将在《音乐创作》上发表。我相信它定能成为一首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钢琴文献，充实到中国钢琴音乐遗产的宝库中。

黄晓庄到延安后也没有中断创作，据他在日记中记载，他曾写了《当我漫步在延河边》《防旱备荒小调》《红军打进了柏林城》等，并且正在构思一部以陕北民歌为主题的《和平交响乐》。遗憾的是上述手稿在解放战争的战乱中均遗失了。

作为一个创作生涯非常短暂的青年作曲家，黄晓庄的努力是引人注目的。他并没有得到扎实的技术训练，没有得到安定的创作环境，只凭自己的热情和才气横溢，就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留下各种形式的几十首作品（陶行知对他的挽辞中提到：“肄业一学期中作曲48首”）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不能将他与一位成熟的作曲家来相比，他的有些作品还显得稚嫩，对技法的运用还不够娴熟。这是客观历史环境的限制所造成的，也是中国音乐界的不幸所致。

古人喜欢把一些充满才情而又不幸夭折的青年比作遭受无情风雨摧残的鲜花。而晓庄则是在含苞欲放之年就遭受不幸的典型，更显得中国的过去真是不幸！这个不幸的年代现在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中国已经度过了自己的不幸，走上生气勃勃的新时代。今天我们纪念他，不仅是为了回顾过去的音乐史，补上过去忽略的这一笔，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后辈的音乐工作者，应以更大的努力，从前辈的遗业中取得有益的启示，为中国音乐的美好未来作出新的贡献！

汪毓和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