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任辉　郑凌云

荣氏资产惨遭撕裂

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上海鲁意师摩洋行登出拍卖公告，宣布受英国汇丰银行委托将拍卖申新纺织公司第七厂所属的财产和所有不动产。

申新七厂是荣宗敬在１９２９年从英国人手里买下来的，为此荣宗敬向汇丰银行借了２００万银元，约定以申七的部分资产作抵押。１９３４年年底，申七与汇丰的契约到期。但由于申新各家纱厂连年亏损，此时荣家已无力偿还全部本息，心急如焚的荣宗敬只得与汇丰交涉，请求贷款转期，并表示愿意偿还全部利息和部分贷款，但汇丰银行坚决不允。无奈荣宗敬只好向国民政府争取援助。此时作为申新第二债权人的上海两家中国银行为了保护自己在申七的２８０万银元的利益，请求国民政府上海第一特区法院暂时扣押申新七厂的财产，上海法院依法发出公告，宣布暂时扣押申七的全部地基、房屋、机器及其他财产，汇丰银行不得拍卖。然而汇丰凭借着与申七事先约定的契约，对于中国法院的制止悍然不顾。这份契约规定如果贷款到期不取赎，汇丰便有权不经过中国法律手续，加以占有和任意处置该厂财产。然而，这项约定实际上是一项不符合国际法公约的无效契约。汇丰银行这一极端藐视中国法律的行为在上海各界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汇丰对于这些反对的呼声依然不闻不顾，拍卖会于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６日下午如期举行，结果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申七就被日本律师村上氏以２５０万银元的低价买下。

在场的中国人士无不哗然，申新第七厂的总资产高达５００余万银元，竟被区区２５０万银元卖出，这实在令人费解。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经营了３０余年的荣氐企业竟然就这样被人肆意宰割，行将崩溃了。

曾经辉煌的岁月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早年经营钱庄，利润颇丰。１９００年创办保兴粉厂，从此正式开始了荣氏企业的经营。保兴粉厂最初设备简陋，产量极低。没过多久，其中一位股东就嫌工厂利润微薄而退出了股份。荣氏兄弟只得独立支撑粉厂，保兴改名为茂新。１９０４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哈尔滨开设的粉厂纷纷因俄国的战败而倒闭，国内的粉厂在东北有了销路，茂新粉厂也在这场战争中稳住了自己的阵脚。１９０５年荣氏兄弟又与买办商人荣瑞馨合伙创办了振新纱厂，荣氏企业开始涉足纺织行业。

１９０７年以来，外国面粉大量涌入中国，而国内的麦价一直居高不下。国内粉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由于国内粉厂采用的大都是石磨，无论是出粉的质量还是产量都无法与外国粉厂相比。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０８年三年间，茂新粉厂出现了巨额亏损。在此危难时刻，荣宗敬果断地筹资１０万银元，从美国商人那里购得几台最新式的磨粉机。１９１０年２月，茂新新机装机落成，茂新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很快便打开了销路。另外，茂新又不惜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同业组成了办麦公会，抑低了麦价。正是凭借着这两项措施，茂新粉厂总算从最低谷中走出，逐步稳住了阵脚。

辛亥革命以后，荣氏企业进一步发展，振新纱厂实现赢利，之后不久，福新粉厂在上海成立，很快又增设了福新二厂、三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列强都忙于战事，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高潮。这个时期，我国的面粉由原来的入超一下变成出超，茂新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极为畅销，甚至远销到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南洋各国。而且常常是供不应求。

荣氏企业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极为惊人。通过收买和兼并手段，茂新和福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１２个工厂的庞大系统。在纱厂方面由于内部的权益之争，荣氏兄弟被迫退出振新后，很快又在上海创办了申新纱厂。并先后在无锡、汉口等地增设新厂，１９２１年申新纺织公司已是一个拥有四家工厂的大公司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９２５年以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而受影响最深、受伤害最重的当属纺织行业，这个时期，日本纱厂不计成本地尽量卖出产品，致使纱价一落千丈，棉花的价格也因为日本纱厂的大量收购而瞬间飞涨。在日本商人的阴谋操纵下，华人纱厂苦不堪言。

荣宗敬为了维持纱价联合了上海的同行，希望用停工、减工的办法来阻止纱价下跌，但却未能奏效，中国纱厂开始出现巨额亏损，荣宗敬此时也是四处借贷，疲于应付。

作为荣氏企业的另一项支柱产业——茂新、福新系统的面粉行业，一向是荣氏企业中最能赢利的部分，以往申新有难总能从茂新或是福新中调拨资金予以援助，然而此时的茂新、福新粉厂经营也已出现危机。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因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问题与苏联发生了武装冲突，国民政府便以“防止接济敌粮”为由禁止上海的面粉运往大连以及香港、南洋等地。这对茂新、福新粉厂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荣宗敬、荣德生等人多方交涉，希望国民政府能允许自己的面粉北上，但都未能成功。荣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成批的面粉无法运出，遭受巨额损失。

没有外来的援助，荣宗敬只得允许一些银团监督自己工厂的生产和经营，借以换得银团的贷款，实际上除了申七，申新其他各厂几乎都被几个大银团控制，申新纺织公司随时都可能土崩瓦新。

同仇敌忾御外敌

“申七事件”爆发后，对上海工商界来说无疑犹如一场大地震的前兆。在当时，上海华商企业向外资银行借有巨款的不在少数，倘若像申新七厂这样，借款一到期，还不出贷款就要被拍卖，那么不光申新公司面临倒闭，其他华资企业也极有可能被外国资本逐一吞噬。

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看清了外国资本这一险恶用心，尤其是得知日本人以２５０万银元的超低价购得申新后，整个上海工商界都沸腾了。申新七厂的职工首先挺身而出，誓死与工厂共存亡，他们把新厂的机器拆下来，防备被外国人拿去，工厂还安排人轮流值班，一旦日本人来接收工厂，值班工人便打开红灯，工人们便一齐出动，用自来水龙头冲，不让他们接收。另外，申新职员联合会还致电全国国货工厂，请求声援。国产厂商联合会得到消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发文号召全国各华商与外商银行断绝往来。

由于民众的一致呼声，汇丰银行摄于强大的压力只得宣布拍卖无效。此时荣家也及时与汇丰展开交涉，最终汇丰作出让步，同意申七的２００万元贷款转期至１９４０年年底偿还。

到了１９３６年，申新各厂都获得稳定的盈余，汇丰的债务终于顺利清偿，堪称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巨头的荣氏企业终于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