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恺

一、儒家思想

论到陆机的儒家思想要从他的家学渊源说起。《晋书》本传记载陆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一定跟他从小所受到的熏陶有关，陆机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的言行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陆逊认为礼长于刑，提倡“遵仁义以彰德音”，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强由民力，财由民出。夫民殷国弱，民瘠国强者，未之有也。故为国者，得民则治，失之则乱，若不受利，而令尽用立效，亦为难也。”），陆抗提出的以德守国，罢黜小人（“臣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靖谮庸回，唐书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叹息也。春秋已来，爰及秦、汉，倾覆之衅，未有不由斯者也……抑黜群小，然后俗化可清，庶政无秽也。”）等观念都浸透着儒家的思想。陆机的其他长辈如陆凯——陆逊的族子，也是以儒家言论来议论国事的。他为扬州百姓的上疏曰：“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民；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民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乐而亡。夫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安，民乐则君乐。”这分明就是孟子笔下的“独乐乐，与民乐乐，孰乐？”的问题。而陆机本人一向就以祖辈为荣，他的想法当然会受到祖辈的影响，我们先看他的一篇文章《孔子赞》：

孔子睿圣，配天弘道。风扇玄流，思探神宝。明发怀周，兴言谟老。灵魄有行，言观苍昊。清歌先诫，丹书有造。

他既然欣赏孔子当然也会崇尚他的思想，在谈到治国时，陆机就提出了“为政以仁”：

夫导民在简，为政以仁，仁实生爱，简亦易遵。罔疏下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审，任不可以不忠，舍贤昵谗，则丧尔邦。且偏见则昧，专听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岂不察，而帷墙隔之。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无远而不复，恶何适而不追。存亡日鉴，成败代陈。人咸知镜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丞相箴》）

再从社会环境来看：武帝司马炎刚即位，傅玄便上疏请以儒教选举贤人，“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晋书·傅玄传》）傅玄的上疏得到了武帝的赞许（参看《晋书·武帝纪》），武帝咸熙二年十一月曾“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未被任用的贤人），这六条分别是：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显然是根据儒家仁信、孝悌的观念制定的。

泰始二年二月又下诏“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兼领谏诤一职。

泰始四年十二月，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陆机还常常举荐有才能的人，纪瞻、贺循、郭讷、戴渊、张畅都是他推荐的贤士，这种行为显然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二、玄学思想

汉末魏初，随着大一统观念的瓦解，正统思想的权威下降，与此同时，玄学之风蔓延开来。老庄思想渐渐代替了儒家思想，来指引士人的人生理想、行为规范，罗宗强先生对此评价道：“它（玄学）是士人寻找来的一种思想归宿，一种用以填补儒学失落之后的思想位置的新的理性的依归。”

陆机的曾祖父陆绩“说《易》明《玄》，为经术大师”，并且“注《易》释《玄》，皆传于世”。而陆逊少孤，与陆绩父子一同生活；从父陆凯也“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所以陆氏一族家学中《易》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辩亡论》中就大量引用了《周易》来说理：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或曰：“乱不极则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时也。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在人也。

其中“或曰”，《晋书》校勘记云：“李校：‘或曰，《文选》作‘玄曰，《注》引《太玄经》。”由此可见，陆机受家学影响，对《周易》、《太玄》都很熟悉。所以他入洛以后很容易地便接受了老庄玄学思想。

对于陆机受玄学影响，我们可以看《水经注》[1]卷十六《谷水》：

其泽野负原夹郭，多坟垄焉，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袁氏《王陆诗》叙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忽结阴，望道左右民居者，因往逗宿，见一少年，姿神端远，与机言玄，机服其能而无以酬折，前致一辩。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此少年不甚欣解。将晓去，税驾逆旅，妪曰：“君何宿而来？自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王家墓。”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霾云，攒木蔽日，知所遇者王弼也。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晋书·陆云传》中的另一个传说，陆云曾经夜行迷路，后至一人家，遇一美少年，与之共谈《老子》，天明后至故人家，故人告诉他此处数十里并无人居住，陆云返回寻找，发现昨夜所至之处是王弼的坟墓，而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虽然这两个材料的可信度值得怀疑，但它们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陆受玄风影响的事实。

文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陆机自身的遭遇是他入洛后渐渐接受玄学的主要原因。

入洛后，陆机受到当时的文坛领袖张华的称赞和引荐，“钦华德范，如师资焉”，可见张华对他推崇有加。张华的诗赋作品中就充满了玄意，他早年即凭着《鹪鹩赋》被阮籍称为王佐之才，《鹪鹩赋》其实就是对庄子《逍遥游》中“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的阐释。其他诗歌作品如“恬淡养玄虚，沈精研圣猷”（《赠挚仲洽诗》）；“奚用遗形骸，忘筌在得鱼”（何劭《赠张华诗》）等诗句也充满了玄学色彩。

陆机表现隐逸的作品也跟当时的玄学思潮有关。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幽人赋》、《列仙赋》、《凌霄赋》、《应嘉赋》及《王子乔赞》。举《列仙赋》为例：

夫何列仙玄妙，超摄生乎世表。因自然以为基，仰造化而闻道。性冲虚以易足，年缅邈其难老。尔乃呼翕九阳，抱一含元，引新吐故，云饮露餐。违品物以长盻，妙群生而为言。尔其嘉会之仇，息宴游栖，则昌容、弄玉、洛宓、江妃，观百化于神区，觐天皇于紫微，过太华以息驾，越流沙而来归。

颇有庄子笔下神人的味道。

陆机还用道家思想来表达对宇宙和社会政治的思考，最典型的当属《演连珠》。

臣闻足于性者，天损不能入；贞于期者，时累不能淫。是以讯风陵雨，不谬晨禽之察；劲阴杀节，不凋寒木之心。

此类作品多以老庄原意为喻，由自然现象引发对社会政治的思考。

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豪士赋》，该赋中对功名的态度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又况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运短才而易圣哲所难者哉!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文选》[2]李善注引《老子》曰:“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又引《庄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陆机所论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而其中“我之自我，智士犹婴其累，物之自物，昆虫皆有此情。”李善注引《文子》曰:“譬吾处于天下，亦为一物也。然则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与我也，有何以相物也。”《文子》是道家学派的著作，而陆机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玄学思辨色彩。

能够说明陆机玄学思想的还有他的代表作《文赋》。陆机在《文赋》中探讨了“言”、“意”问题。言意之辨本是玄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陆机较早地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这个问题。《文赋》开头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词，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这里提出了三个概念：“文”、“意”、“物”。魏晋是精神上极为自由、极为解放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言意关系的大讨论。“言意之辨”是魏晋玄谈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论题，早在先秦之际就已出现关于言意关系的思考。《周易系辞上》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庄子外物》亦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及至魏晋之世，学尚玄远。针对两汉儒士经生章句之学“以文害意”的弊端，“言意之辨”又重新被时人重视，成为著名论题。正始年间，玄学家王弼以老庄解《易》，援引《庄子》“鉴蹄”之言，作《周易例略》，进一步阐发了言、意之间的关系。指出“言”是“明象”的工具，“象”是“存意”的工具。因此，必须“得象而忘意”、“得意而忘象。自他“言不尽意”的观点提出后， “言不尽意”成为当时玄学的主流思潮，为士人广泛认同。

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陆机结合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在《文赋》中提出要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

三、结语

魏晋以来，随着儒家大一统思想受到冲击，儒家的君臣观念也被慢慢淡化。虽然陆机的行事为人中仍然表现出儒家观念，但他改事晋主，又从赵王伦到成都王颖，说明在他的观念中，君臣之节、去就大义等等也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但是对待具体的人生尤其对待功名，西晋士人则完全不受玄学超脱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待人生持的是积极入世的态度，处世心态当然不可能超然玄远。在这一点上陆机也不例外。罗宗强云：“西晋士人入世太深……世人普遍地身入局中，不管以何种面貌出现，他们都没有走庄子式的真正超尘脱俗的道路，他们和政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具体的行事上，陆机与时人并不相同。《文选·晋纪总论》注引《晋阳秋》云：“太康以来，天下共尚无为，贵谈老庄，少有说事。”这就是说当时的士人不关心政事，以求自保。罗宗强提出西晋士人的心态之一就是“不婴世务以自全”，潘尼的《安身论》里就说：“盖崇德莫大于安身。”并且他们崇尚奢侈、放荡纵情的生活，卢盛江的《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论及魏晋玄学与中国文人性格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在陆机身上我们几乎找不到这些特点，他仍然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活着，思索社会、思索政治，虽然他也感慨生命的短促无常，抒发不想为物所累的情怀，但他还是积极进取着，并且最终因此丢了性命。

注释:

[1] 《水经注》郦道元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2] 《文选》萧统编，中华书局1977。

（张恺，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