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说文解字》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文选》李善注引蔡邕《独断》曰：“诸侯言曰教。”《太平御览》文部九引《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教，效也，言上为而下效也。”《释名·释言语》曰：“教，效也，下所法效也。”《文心雕龙·诏策篇》也说：“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文选》卷三十六有三种自上对下的文体，其中“教”收录了傅亮所作的两篇，分别是《为宋公修张良庙教》和《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这些篇目和《文心雕龙》在《诏策篇》中所推崇的郑弘、诸葛亮、庾翼等人的作品不同；同时这些人都是汉晋时期人，而傅亮是南朝宋时人。在《傅光禄集》中，傅亮所作的“教”共有三篇，除这两篇之外，还有一篇是《修复前汉诸陵教》。

“教”在先秦时就已经出现了，但还不是十分完整的文章形式，也与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内容样式不太相同，可以称作是“教”的萌芽时期。汉代开始出现大量的“教”，并且基本具有了和后代相同的文体意义，文章简约明了，语言质朴厚重，体现出十分明显的公文性质，可以称为是“教”的成熟时期。到了魏晋南北朝，“教”这种文体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它并不仅仅是一种公文性文体，而且还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文采，语言优美、对偶工整、善于用典，在文学性方面大大地加强了。

由于先秦时期的“教”还不能算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公文性文体，所以先将它忽略不计，仅拿汉代的“教”和南北朝时期的“教”来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的不同，看出这种文体发展演变的痕迹。

如汉时的《王子赣敕掾功曹教》，其文为：

掾功曹各自砥砺，助太守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贤。夫羽翮不修，则不可以致千里，闑内不理，无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昔孔子治鲁七日，诛少正卯；今太守视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直符史诣阁下，从太守受其事，丞戒之，相随入狱矣。

从这篇文章本身来看是非常明显的官府公文，语气庄严凝重，文字也平实简洁，只求说明事情起因结果，提出意见和要求，是十分纯粹的公文性文体。《骈体文钞》评其为“威棱凛然，凛若严霜”，更是说明了它所具有的自上对下的公文性质。

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江文通建平王聘隐逸教》，其文为：

府、州为纪纲：夫妫夏已没，大道不行。虽周惠之富，犹有渔潭之士；汉教之隆，亦见棲山之夫。迹绝云气，意负青天，皆待绛螭骧首，翠虬来仪。是以遗风独扇百代，余烈激厉后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税驾旧楚，憩乘汀潭。挹于陵之操，想汉阴之高。而山川遐久，流风无沫。养志数人，并未徵采。善操将弃，良用慨然。宜速详旧礼，各遣纁招。庶畅此幽襟，以旌蓬荜。

江淹的这一篇不仅具有了完整规范的格式、清晰地叙述了缘由并提出了要求，而且文字流畅秀丽、富有文采，属对工整、用典恰当。《六朝文絜笺注》评其为“处处矜窅邈，绝非肥艳浓香，故妙”，显然是从它的文学性这方面来看的。由此可见，这时的“教”已经没有了汉时的简实质朴，也不再是纯粹的公文，而是增加了文章本身的文学性和欣赏性，使之有了一定程度的艺术美。

《骈体文钞》在第九卷“教令类”中，共收录了“教”10篇，除傅亮的两篇外，还有《王子赣敕掾功曹教》、《江文通建平王聘隐逸教》、《萧彦达为荆州刺史下教》、《邱希范永嘉郡教》、《陆佐公至浔阳郡教》、《梁简文帝移市教》、《梁简文帝罢雍州恩教》、《梁简文帝与僧正教》。从时间上看，全部都是从汉晋时期到梁时的作品。从体裁上看，一般都是官府公文性质，其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总的来说基本上都是政令性质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地方性的公文。《六朝文絜笺注》中也收录了两篇“教”，但所取与《昭明文选》不同，不是傅亮的作品，而分别是江淹的《建平王聘隐逸教》和邱迟的《永嘉郡教》。《骈体文钞》所选入的10篇“教”中，字数最少的是《梁简文帝罢雍州恩教》，85个字；字数最多的是《梁简文帝与僧正教》，364个字。除这两篇以外，字数都在80-150之间。从这10篇“教”来看，有3篇是最高统治者皇帝所发出的，即《梁简文帝移市教》、《梁简文帝罢雍州恩教》和《梁简文帝与僧正教》，其余都是各郡国或各州府所作。也就是说“教”虽然是一种自上对下的文体，但并不像“诏”那样在使用权上有着十分严格的限定，只能由皇帝来发布。“教”的重点在于“上所施下所效”，在于“上为而下效”。

那为什么同样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文选》放弃了其它而只选了傅亮的两篇呢？分析这一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和理解《文选》的选文标准和文学思想。

沈约《宋书》曰：“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辞……亮至都，即征帝入辅，永初元年，如太子詹事，封建城县公，入直中书省，专典诏命，以亮任总国权，听于省见客神兽，门外每旦车常数百两，武帝登庸之始，文笔皆是参军縢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之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 高步瀛在《南北朝文举要》中也对于傅亮在这方面的情况作了介绍：“宋武公篡晋，迁太子詹事，封建城县公，直中书省，专诏命。武帝受命，表策文诏，皆亮辞也。”明张溥在《傅光禄集》的题辞中对于傅亮在表策文诏这方面的写作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晋宋禅受，成于傅季友，表策文诰，诵言满堂，潘元茂册魏公，不如其多也！”“季友博经史，长文笔”，并特意提到“庙墓二教并录文选，怀旧崇德意近甘棠”。由此可见，傅亮是擅长写作官府公文的。《傅光禄集》共收录他的作品36篇，其中赋6篇，诏策文9篇，教3篇，表4篇，奏1篇，碑铭3篇，论1篇，书3篇，赞2篇，诗4首。公文性文体的文章占了他全部创作的三分之二还要多，这就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为宋公修张良庙教》，李善注引裴子野《宋略》叙述了写作的缘起：“义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军次留城，令修张良庙。”在高步瀛的《南北朝文举要》所引的《宋书·武帝本纪》里有更详细的记载：“帝讳裕，字德兴，小字寄奴，彭城绥里人。义熙十二年，羌主姚兴死，子泓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后秦主姚兴疾笃，庶子愔及尹冲作乱，攻端门，兵败。兴卒，太子泓不发丧，捕愔等诛之，乃即位称帝），公乃戒严北讨。八月丁巳，率大众发京师。九月，公次于彭城。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军次留城，经张良庙，令曰云云。”

其文为：

纲纪。夫圣德不泯，义存祀典，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张子房道亚黄中，照邻殆庶，风云玄感，蔚为帝师，夷项定汉，大拯横流，固已参轨伊望，冠德如仁，若乃交神圯上（此处《骈体文钞》和《南北朝文举要》都作“神交”），道契商洛，显默之际，窅然难究，渊流浩瀁，莫测其端矣！途次旧沛，伫驾留城，灵庙荒倾，遗像陈昧，抚迹怀人，永叹实深，过大梁者，或伫想于夷门，游九原者（此处有作“九京”的），亦流连于隋会，拟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构栋宇，修饰丹青，蘋蘩行潦，以时致荐，抒怀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在文中，傅亮先是称颂了张良的功绩，说他“夷项定汉，大拯横流，固已参轨伊望，冠德如仁”，接着又说明了修庙的缘由，“途次旧沛，伫驾留城，灵庙荒倾，遗像陈昧，抚迹怀人，永叹实深”，最后提出了“可改构栋宇，修饰丹青，蘋蘩行潦”的要求，目的是要“抒怀古之情，存不刊之烈”。总共不过二百个字，但是从文采的角度看，其文字优美，语义明晰，句式整齐，行文畅达，基本上都是由对句组成，属对也十分工稳。尽管是官府所用的公文性文体，但却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与荐谯元彦表枢轴颇近，金玉之声风云之气”①，的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

另一篇《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李善注曰：“宋公，楚元王后，教修治其墓。”

其文为：

纲纪。夫褒贤崇德，千载弥光；尊本敬始，义隆自远。楚元王积仁基德，启蕃斯境，素风道业，作范后昆，本支之祚，实隆鄙宗，遗芳余烈，奋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坟茔莫翦，感远存往，慨然永怀，夫爱人怀树，甘棠且犹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冺，况瓜瓞所兴，开源自本者乎，可蠲复近墓五家，长给洒扫，便可施行。

这篇文章的写作形式与上一篇基本相同，也是先称赞楚元王的丰功伟绩：“楚元王积仁基德，启蕃斯境，素风道业，作范后昆，本支之祚，实隆鄙宗，遗芳余烈，奋乎百世”；接着再申明修墓的理由：“丘封翳然，坟茔莫翦，感远存往，慨然永怀”；最后提出要求“可蠲复近墓五家，长给洒扫”。全文不仅格式整齐，而且文采飞扬，使事用典紧密结合文意，自然恰当。

由此可以看出，傅亮的这两篇“教”，不仅具有公文的性质和基本特点，而且富有文采，有着相当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这说明在南北朝时期，文学不仅自身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魏晋以来，稍务华丽”，即使是公文性质的文体，也都普遍注重文采。萧统在《文选·序》中提出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观点。这里所说的辞采、文华、翰藻都是特指当时骈体文发达的语言声律之美。具体来说比如对偶、声韵、用典等，这种注重声音、色彩的艺术之美，正是骈体文学的主要特征。随着时代推移，文体变得繁复，实用文体也细目众多，但皆已不复先秦时如《尚书》等的质朴，而是熏染上注重辞华的时习。而他在《答湘东五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又指出：“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好的文章不仅要有充实的内容，还要有华美的文采，两者必须很好的结合，达到“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因此，《文选》所选的文章，即使是公文性文体也文采斐然、声韵优美，萧统在《文选》中选录的傅亮的这两篇“教”，正体现了他将“翰藻”与“沉思”、“典”和“丽”相结合的选录标准与文学观念。

注释：

①《骈体文钞》卷九《为宋公修张良庙教》评语

（李晓一，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