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苾

中国金融界正在进行一场近年少见的高层人事变动。这在中国金融风险日益积聚、金融改革大刀阔斧的时期显得尤为瞩目。

金融高层大变动

变动首先出现在掌管金融秩序和国家货币政策的中国人民银行内部。最先被外界知道的是关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的任命。8月19日，国务院正式任命原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刘士余、原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原外管局副局长胡晓炼担任行长助理。同时，来自审计署的副审计长项俊波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自2002年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至今，央行的领导班子经历了“一正六副一行助”逐渐到“一正五副三行助”的重大调整。当时的领导人为行长周小川，副行长阎海旺、刘廷焕、史纪良、吴晓灵、肖钢、郭树清，行长助理李若谷（原来的另一位行助蒋超良已于2002年9月调任湖北省副省长）。央行新领导人班子似乎已经搭建完成，但事实上，很可能随着中国金融领域不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挑战的出现，人事变动将仍然频繁。

最新的消息显示，这一轮的人事调整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由于原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升任行长助理，他留下的位子将由他人接任。日前原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被宣布出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这也留下谁将接替谢平出任金融稳定局局长的悬念。

除了央行的人事变动，整个银行体系都在经历着高层换班和调整。随着中央银行的新班底形成，四大国有银行、上市银行也频频传出旧人离任、新人上任的消息。

7月25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同时迎来了两名新高管。这两家正在筹备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正按照建立现代银行治理结构的要求进行改制。按照要求，这两家银行需要分设董事长与行长，因此中国银行行长肖钢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将不得再兼任行长职务。52岁的海南省原副省长李礼辉被任命为中行行长，47岁的中信集团原常务副总经理常振明接任建行行长。有意思的是，原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成为中国银行的独立董事。

与此同时，另一家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也将迎来一位新高管。据报道，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杨凯生将调任工行，出任工行常务副行长兼党委副书记一职。

除此以外，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和光大银行也都进行了相当大的人事调整，有报道称，政策性银行也将加入这一行列。

央行学者新班底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主任易宪容指出，“健全的公务员制度下，高层人事的变动不会对政策带来大的变动。可中国的公务员制度还不够完善，这意味着在保证政策延续性的基础上，个人的行事风格将对机构的运作起到相当大的影响作用。”

事实上，从央行人事变动与从人们最为关注的国有商业银行高管的变动中，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向。

作为剥离了银行监管职能、专注于宏观调控及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在一年多的实践中，基本完成了职能上转变，并且与之对应，逐渐组建起一个学者型而非业务型的官员班底，他们不再是从信贷员做起的业务型官员，而是具有深厚学术功底的学者型官员。不再仅仅具有金融业背景，更多的具有宏观经济背景。

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持续多年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却正在走向一个更为重视执行能力的方向，因此，新上任高管大多有着非凡的业务能力，他们在任上或有过独特的创新，或创造了优秀的业绩。

目前任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曾经是中国金融界有着“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第一届研究生，她曾经担任央行研究室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上海大区行行长等重要职位，对于金融业很多问题有深入研究。

另一位副行长，曾经担任过国家体改委秘书长的郭树清博士则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就开始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工作，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副行长苏宁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工作，曾经担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与郭树清同属于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出身的项俊波曾于1994年出任南京审计学院副院长，是内地著名的审计专家。曾经担任央行国际司司长的李若谷在获得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之后留校担任北大的教师，也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不难看出，周小川推行“学者型官员”领导团队的“人才新政”，会使央行“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调控部门”职能更为清晰，央行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也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创新人才聚集金融业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这一轮的人事大换班中，李礼辉等人均因卓越的业务才能受到关注。在就职中国银行之前，李礼辉的职务是海南省副省长，主管金融和旅游业。此前，毕业于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的李礼辉曾在银行工作了25年。

1992年，鉴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中国工商银行准备在新加坡开设其在海外的第一家分支机构。由于此前有香港工作经历，李礼辉便成为工商银行驻新加坡首席代表。此后，李礼辉与他的同伴一起，在新加坡创办了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他的能力得到充分表现。

随后，他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两级跳”——先后担任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和工商银行副行长。当时42岁的他，也因为是最年轻的副行长而被写进工商银行的发展史。

李礼辉真正被海外金融界所熟悉是在1999年工行收购香港友联银行的大战中，他协助行长姜建清制订整个收购计划，并全面参与对友联银行重组。也正是那次成功的收购重组，使香港银行界人士对李礼辉有了全新的认识。

即使是在李礼辉分管海南金融不到两年时间里，海南金融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报道，2003年是海南金融近七、八年来业务发展、资产质量、优质服务和监督管理最好的一年，新增存款突破100亿元人民币。

新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常振明在1992年被派往美国担任中信实业银行交易员之前，仅是中信实业银行资金处副处长，由于业务水平高超，1994年被任命为中信总公司副总经理，主管金融业务。到2002年中，中信更名为中信集团，并在境内成立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在香港成立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打造境内外金融控股公司平台之时，常振明正是中信控股的总裁，同时身兼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总裁。

调往中国工商银行的杨凯生在任华融总裁期间就提出许多创新观念。比如，2001年，杨凯生所在的华融公司，通过国际招标的方式，分别向大摩和高盛出售了账面价值高达128亿元的不良贷款，此举开创了中外合作处置中国不良资产的模式，此模式后来被不断效仿。之后杨凯生提出了资产证券化，令业界刮目相看。

事实上，中国金融业不仅仅需要高层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中国金融业长期累积的问题还需要创造性的解决。2006年，中国金融业将全面开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正在背水一战。人事的变动能否带来改革的进步呢？

金融改革发出提速信号

近期，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使银行业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江苏的“铁本事件”中，银行的几十亿贷款很有可能变成“不良贷款”。而类似铁本的停顿项目还有相当的数目。这些都酝酿着未来银行业的巨大风险。

这几年来银行信贷超高速的增长，而银行业绩则通过数字游戏得到美化。从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正在下降，银行利润也达到最好的水平。但是，易宪容表示，近来所发放的新增银行贷款并没有经过经济放缓的考验，一旦国内宏观经济环境改变，这些新增银行贷款所具有的问题就会表现出来。

目前银行在整个融资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边缘化，企业很难从股市融到资金，银行体系在国内融资体系的比重占90%，这对脆弱的国内银行体系来说一定是雪上加霜。

另外，从金融全局来讲，在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的情况下，伴随着贸易投资而产生的巨额跨国资金流动十分频繁，尤其是以投机为主的国际游资，对中国金融领域的稳定带来很多不利因素。同时，国内金融领域以及跨境资金往来方面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违法犯罪问题，其中突出的就是“洗钱”。诸多因素影响着中国的金融安全。

此次人事安排明显的倾向于更有力的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中央银行的学术化趋势会令央行政策更为科学，不同领域的金融学专家令央行决策更为圆满；另一方面，常年在商业氛围中打拼的新上任商业银行管理层也将为紧锣密鼓展开的改革带来市场化血液。

目前建行、中行、交行的改革，经过大半年的运行以后，已基本取得三方面成就。2003年年底，政府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两家银行各分得一半），以加快它们的股份制改造步伐，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日前，即将上市的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完成了股份制的改造，他们将分别以分拆和整体的方式上市，并将引入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中国打算最终将这一改革试点推广到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中。

现在它们已经进入了有选择性的挑选战略投资者的阶段，引入外资将进一步强化其抗风险能力。同时它们也在积极的选择保荐人，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什么市场上选择上市和融资。

与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方案相仿，交通银行深化股份制改革整体方案早前已经国务院批准。根据方案，交行股改基本设定为“财务重组—引进外资—公开上市”的“三步曲”。日前，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的全属附属机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投资现金144.61亿元人民币入股交通银行，成为仅次于财政部的交行第二大股东。前两个步骤均已走完，剩下的悬念只有“公开上市”了。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宏观调控基本定调，中央的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将转向以控制金融风险为主。而对银行体系的风险，中央最重要的一张牌，就是加快银行的改制上市。相信这一轮金融高层大换班，是为金融改革提速所作的重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