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平

金陵文化人周晓陆先生穷搜极讨，积二十年收藏之大成并编辑出版的我国首部“录入最多的押印专谱”——《元押》。过去，印界一谈到印文化，总是无一例外地津津乐道秦汉印玺乃至明清诸家，对于泱泱大观的“元押”则显然是忽视了。忽视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对元代的认识普遍比较贫乏，甚至存有不少偏见。再者，元代文化多元性的特征，也使得大多数文人裹足不前，大凡不得不言说时，只好搪塞敷衍，以遮其无知之羞颜。例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就表露过对元史认识的这种心迹。他说：“《元史》所以不餍人望者，以纂修太草率，而董其事者又不通蒙古语言文字也。”《元史》“猥杂极矣，其中半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然比较《i匕周书》之‘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孰为真面目，孰为可据之史料，则吾毋宁取《元史》也。”在此，他一方面承认《元史》难读，一方面又明确认为《元史》的真实性更强。实际上，他的这一文化理念，对于“元押”也完全适用。这对我们是一种科学的启示。然而梁先生的这一启示，却长时间里没有遇到“知音”。比如国内一部名叫《玺印鉴赏与收藏》(1996年版)的书，谈到“元押”时仍然有这样的字句：“元朝，因为官吏中多有蒙古人、色目人，多不能写字，于是在印上刻花押来代替姓名，所以当时把印章也称为‘押、‘花押。”这一看法，同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讲的实出一辙。陶宗仪曰：“刻名印：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