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卫

1998年6月3日下午15点32分，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小姜的朋友刘哥打来的。

他说，小姜出事了!

又说，你马上坐火车过来吧。

第三句话他说了三遍：记住了，千万多带些钱。

我当时听了也就听了，并没怎么惊悚。我甚至还在电话里提醒刘哥。我说你别急，慢慢说，我听着哪。跟刘哥心急火燎的口气相比，我似乎太无动于衷，太冷淡，有点好整以暇的味道。放下电话，我靠到椅背上，轻舒了口气，心里更多的是一种落实感。那就是，近一段时间为之担虑的事情应验了、发生了。

我接着把这事告诉给芬芬。芬芬和我以前是同事。我们曾在一条生产线上共事五年。芬芬是个很讲实际的人，她找了个开养鸡场的老公，虽是乡下人，长得也不怎么样，但能让芬芬过得富足、舒坦。芬芬常跟我说，要那么多感情做啥?人不为自己着想，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就是虐待自己。

我之所以要告诉芬芬，是因为95年我认识小姜，便由她介绍的。当时小姜来我们Y市做水果批发，手头很有几个钱。芬芬当时极力鼓动我办“两不找”手续，然后离开工厂跟小姜去B城生活。她说小姜人挺聪明，又是大学生，经济条件也不错，你不会吃亏的。

听我说完小姜现在的处境，芬芬就问我：小娴，你估计小姜这次出事得几年翻身呢?

我说还翻狗屁身。能少判几年就是菩萨保佑了。

芬芬说那你还去B城做啥，反正他说出了事你不用管他的嘛。

我怔了下，握着话筒没有出声。

我是早一个多月才从B城回到Y市的。年初，小姜说他在公司有点麻烦，有个还建户天天堵在公司门口，扬言要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