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孔祥明在1965年就认识了,那时她代表成都,我代表北京,一起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少儿围棋比赛。那年她10岁,我13岁,还处于少年时期。

1973年国家体委组建围棋集训队,我和她都应召入队,这样她来到北京,我们开始朝夕相处。这时她已经出落成18岁的少女,我也21岁了,正所谓青春年华。由于过去就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摆棋复盘,谈经论道。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过,我只把她当作一个很不错的小师妹。

1973年我们集训队到成都巡回比赛,认识了不少四川下棋的女孩子。那时我虽然刚从农场回到北京,还没进入职业棋手的角色,但在年轻人中棋力高出一大块,她们水平低,都愿意跟我学棋。

在学棋过程中,有三个女孩儿同时向我发动猛烈攻势。其中有一位姓贺,是一位省长的女儿,我对她的印象最好,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双方的家长都很满意。

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小贺和我一样,喜欢打牌,按说有共同的爱好是件好事,可她特别好强。1976年在安徽参加全国比赛间隙,我们围棋队的几个人在一起打牌,她和我搭档,因为打牌我们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冷静下来后,我认识到我们都太好强了,不知道互相谦让,将来在一起生活肯定不幸福,因此我十分理智地决定和她分手。

和小贺分手后,有不少人为我介绍过女朋友。有一次一天就给我介绍了十来个,搞得我眼花缭乱,这也不错,那也可以,不知道该跟谁好,可最后一个也没成,甚至连名字都没记住。

在一个个都不行之后,我的婚姻问题成了“老大难”。1979年国家围棋队到日本访问比赛,我和孔祥明都去了。在一次和日本棋手的聚会中,大家互相开玩笑,一个日本棋手说,陈加锐对孔祥明有意思。陈加锐原是我国的七段棋手,后去了日本,那天也来了。这时我们的一名棋手马上反驳说,你瞎说,孔祥明早就跟聂卫平了,根本不可能跟陈加锐。

本来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猛地提出来,显得特别敏感,而且我突然发现小孔真的对我很好。这有点像我们棋手下棋,有的时候需要长考,一长考就是一两个小时,可决心一下,“啪”地一着就解决了。我的婚事“长考”了几年都没结果,在那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就给捅破了。我半开玩笑地问,这是真的吗?我这是试探,把球踢给了小孔。小孔在众人的目光下扭扭捏捏地说,可能是真的吧。她回答得很微妙,没有明说,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真的。

回到北京后,我们很快就结了婚,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小孔在围棋上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特别是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还在擂台赛之前,她就鼓励我要敢赢日本的超一流棋手,那时中国棋手还没有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的纪录。

以后的实战证明她的话是对的,我战胜过所有现役日本超一流棋手,在我成功的后面,有小孔很大的功劳。

1981年,我们的儿子降生,那时我不在北京,正在外地参加全国比赛。回到北京,我就给家里打电话问是儿子还是女儿。我当时打算如果是儿子我立刻就赶回去,如果是女儿我就先洗个澡收拾收拾再回去。说实话,我是喜欢儿子的,有点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

我弟弟接的电话,他告诉我是儿子,我放下电话立刻就回去了。我进屋时,小孔躺在床上,儿子就在她旁边。我第一眼看见他时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儿子,他长得很小,小极了,样子非常可爱。我把他抱起来,心里特得意。我给他起名聂云骢,意思是云中的骏马。

离婚之后反思我们的关系,我认为有一步最大的“漏算”。在事业上我们有共同语言,这是没得说的,在家庭生活中她也很能干,持家是一把好手,另外很会关心人,这些都是她的重大优点。我们“漏算”的是两人的个性,或者说是兴趣爱好。可以这么说吧,除了围棋之外我们的兴趣爱好截然相反,作为朋友这无所谓,可是作为夫妻问题就严重了。

比如我喜欢打桥牌,有时还把人召到家里来打。小孔对打牌反感至极,短时间还问题不大,时间一长就无法容忍了,没办法,我就出去打,很晚才能回来。她明知我去打牌还要问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问得我很烦。她还特别讨厌我和女牌手一起打牌,认为我打牌是假的,和那些女的来往是真的,说出的话都出了格,这也使我无法忍受。人就是这样,你越不让我打我偏打,还就跟女的打,故意让她看。在打牌的事上我们搞得很僵。

相反,她喜欢的花样滑冰、花样游泳、艺术体操、音乐会等等,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记得我陪她听过一场音乐会,我真是太难受了,异常地痛苦,虽说是陪下来了,心想下次再也不干这样的事了。我认为最大的失误就是婚结得太仓促了,如果多聊聊、多接触一段时间就好了。

孔祥明作为一个朋友是极好的人,她本人也曾获得过全国女子冠军,但她的个性太强,作为妻子对我来说就不太合适了。有一次,在一个公众场合,有人介绍她时说,这是聂卫平的太太,她马上站起来更正: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孔祥明。弄得我非常尴尬。

后来我们发展到吵架,特别是每逢我出去参加重大比赛之前,她总要找点茬儿吵上一顿。比如和林海峰争夺“富士通”冠军,和曹熏铉下“应氏杯”……每次都吵,我说能不能不吵了,马上要出去比赛,而且是争世界冠军。她说“我不管”,看上去都有些失去理智了。我不是埋怨因为她我才输了,我是说比赛前有个好的心情,至少是个有利的因素。

我和孔祥明最后的决裂是因为我认识了王静,在此之前她不断提出离婚,是我没同意。首先是影响太坏了,那时报纸上都在宣传我们这对“模范夫妇”;其次儿子当然要归她,这我也难以接受,所以一直维持着。后来王静怀孕,又不肯把孩子打掉,使事态急转直下,我迫于无奈,正式向她提出离婚。

小孔对此早就有思想准备,很平静地接受了。她提出把儿子带走,并要我帮他们做好去日本的安排。小孔是个要强的人,在经济上她没提出一点要求,就连当时比赛的奖金,虽不多,但对他们来说还是重要的,她都不要,如数还给了我。

办离婚手续那天,我们把儿子也带去了,那年他10岁,在办事处大哭,不让我们离。儿子,我也舍不得你啊!我是真的没办法,心情很矛盾。在我离婚这件事上,几乎遭到了亲友的一致反对。我妈妈大骂我,你怎么能这样?!邓朴方特意把我找到他家里,批评我太不检点了,不同意我离婚。伍绍祖、李富荣等我的直接上级和朋友找我谈话,做工作。社会上骂我的就更多了,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可当时确实没办法,王静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她是坚决不打,我也不能甩手不认这个帐,否则我又怎么做人?我那时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不知道该干什么,比赛也一塌糊涂,而王静的肚子却一天比一天大。什么叫烦?那才真叫烦啊!后来我想,作为一个男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王静负责,也为那个未出生的孩子负责,我只有离婚这华山一条路了。

我和小孔离婚后,骢骢一直跟着她在日本学棋,后来她给他改名叫孔令文。他回北京从来不去我家,也没见过王静,他都是到棋院来找我,我怕触动他也没和他谈过弟弟的事。他跟我说很想回来学棋,我说我跟你妈妈说过,我希望你能回来学棋,国内条件会更好,提高得快。1998年,孔令文在日本入了初段,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还播了一个片子叫《一生用命》,介绍了他们母子在日本的生活经历。

现在小孔经常回国,作为夫妻我们不太合适,但作为朋友关系还不错,经常在一块吃吃饭什么的,还一起参加混双比赛。她有个男搭档,我有个女搭档,去年我们就输给了他们,今年我们又遇上她,真是“冤家路窄”,在关键的时候,我又下了一步缓棋,被人家抓住,最终导致败局。

(摘自《围棋人生》,聂卫平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