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芳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引领下,我来到位于上海东北角的“雪绒花婚纱摄影”。这是一家小店,影棚很小,没有贵重的婚纱,没有高科技的背景,更没有劳斯莱斯敞篷车,它普通得甚至会让人遗忘,可还是有不少人冲着“雪绒花”,冲着经营着这个小店的一对姐妹而来。

经营这家小店的姐妹是宝山区小有名气的化妆造型师,姐姐叫姜勇、妹妹叫姜勤,她们从事这份职业已经有六、七个年头了。

朋友告诉我:这对姐妹是知青子女,能有今天全靠自己,可真不容易。

姜勇和姜勤从小生长在新疆库尔勒。她们的父母都是从上海到新疆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赴疆的那一年,父亲20岁,母亲只有15岁,还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母亲在文艺小分队到处巡毖莩,这一巡本陀龅搅撕罄闯晌她丈夫的年轻人。

姜勇17岁那年,国家有了知青子女返城的政策,在库尔勒,她参加了特别为知青子女设立的考试,结果被上海第三钢铁厂技校录取。

就这样,姜勇独自踏上了东去的列车,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火车站,再驱车近三小时来到宝山区的上钢三厂,姜勇已变得蓬头垢面,但她似乎并没有顾及这些,她心里清楚,从现在开始,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8个人一间的宿舍,姜勇占去了一隅,在床前装一帘布幔,便成了她立足上海的整个世界。

两年后,姜勇毕业了,分配在厂里的炼钢班,姜勇的工作是勘察炉温,她只是坐在那里,但需要责任心。

又到了探亲的时候,姜勇回到了新疆。从感情上,她忽然觉得她已与新疆有一种了断,她本来就属于上海,她的妹妹也是。于是,她对父母说:“我把姜勤带走吧。”虽然父母惊讶她自己都还是个小孩子,可还是默默地将姜勤交给了她。

姜勇宿舍的那张床上又多了姜勤,两个人挤在一起,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但宿舍楼却有规定,非厂里允许的居住者一律不得入内,姜勤成了被驱逐的对象。

就这样姐妹俩只得去借房子,对她们有限的收入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她们在偏僻的农村里借到了房子。为了减轻姐姐的负担,姜勤到私人老板的服装柜当起了每月拿300元的售货员。每天最让她们担惊受怕的就是姜勇上夜班或者是中班、姜勤下班回家时走在那条漆黑而泥泞的小路上。

她们相依为命。

那是个平常的日子,姜勇看见一家婚纱摄影店贴出了招聘化妆造型师的启事,她脑子一转,推门走了进去。

“你们要化妆师吗?我妹妹行!”姜勇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老板说。

“那你明天让她来试试。”老板半信半疑看了一眼有些疲惫的姜勇。

姜勇连奔带跑来到姜勤的服装店,拉着姜勤就往家里跑:“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要去站柜台了。”

一到家,姜勇就找出家中所有的化妆品,一股脑放在姜勤的面前:“明天去婚纱店化个妆给她们看看,镇住他们。现在就在我脸上练习练习。”

第二天,姜勤只化妆了半个脸,老板就挥挥手:明天你来上班。

姜勤回忆说,要说化妆的基础,全得益于母亲。曾在文工团工作过的母亲自然很在意打扮,而她们姐妹拿着脂粉盒互相抹来搽去也是常有的事,关键是她们不怕,不怕失败,不怕重新开始,因为她们本来就在生活的起点上。姜勤到婚纱店工作成为她们生活的新开始:她每月的工作收入超过1000元了,她们也从农舍搬了出来,在新村租了二室一厅的房子,更重要的是,她们可以写信告诉远在新疆的父母不必再为她们担心了。

这二室一厅的房子里还住了一位新主人,就在这简陋的居室里,姜勇买了简单的家具,挽起长长的头发,成了别人的新娘。他是姜勇的同学,也是新疆知青的子女,同是天涯沦落人。

婚纱店的人员流失是快速的,大约过了半年左右,姜勤下班后告诉姜勇,婚纱店的造型师又缺了。于是,姜勇成了婚纱店的兼职化妆师。

也许是在同一个婚纱店的搭档姐妹很少,也许是姐妹俩一谐一庄、一个前卫一个柔美,迥然不同的风格引起顾客的注意,来婚纱店拍照的顾客竟有好多就是冲着姜氏姐妹而来,还有一些因为在婚礼当天一定想预约姐妹俩化妆造型,宁愿放弃店中提供的这一免费项目,再重新出钱邀请她们。

谈到那时的盛景,姐妹俩至今还显得得意并且难忘:“那时每逢星期六、星期日,从清晨的不到5时,我们住的新村里就排着队停着花车,我们两个手脚不停一直要忙到我们该去上班的时间。”

有天姐妹俩晚上去涮火锅,姜勇一边涮着,一边唠着:“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开个摄影工作室呢?”她的话得到了姜勤的赞同。没多久,工作室就开张了。

白手起家的事业总是很难,姜勇的时间几乎全部倾注在“雪绒花”工作室上了。虽然门市与家只10分钟的路程,可她还是无法照顾到丈夫,姜勇曾怀着愧疚的心情对他说:“等忙过这阵,我再好好陪你,现在,你支持我,好吗?”他总是接过姜勇的话头:“别这么说,这是我们俩的事。”

听了他的话,姜勇心里很踏实,也很感动。然而,感动尚存于心,他却让姜勇彻底地失望了。

有天晚上,姜勇家的电话铃声响起,他提起电话没说几句就放下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接。这自然引起了姜勇的好奇,她暗暗提起那只并联的电话。电话的那边,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再傻的人都会从电话中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丈夫的话语中让她不由想起他的温柔,一如从前对她。她听着,直到他们搁下电话机,她才推开那扇房门,他看见她,很镇定地说:“你在偷听我的电话。”

姜勇直视着他:“为什么?”

他并不回避:“因为我是男人,我需要家,需要感情。”

姜勇的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我做的一切,难道都与你无关?”

那个夜晚,空气很清冽,姜勇毫无目的地在街头游荡,她的胸口像被堵住了一样闷得发慌。不知不觉中,她来到了已搬出去住的姜勤的家门口,按响了门铃。

听完姜勇面无表情地说完刚才发生的一切,姜勤恸哭起来。这些年来,她们执手走过的岁月,实在是知姐莫如妹啊!

对于这场由初恋而缔结的婚姻,唯有了断。对姜勇来说,这是过于纯洁的感情,她为之付出的很多,如今有过伤痕的婚姻,已让她无法再接受。离婚成了唯一的选择。

也许是耳濡目染了姜勇婚姻的挫折,在感情上姜勤就显得很洞穿、很现实,当介绍人把陈霖带到她面前时,虽然她对陈霖伟岸的身材、幽默的语言心怀好感,但她还是很直接地告诉陈霖:“我没有上海户口,我的户口在新疆,而且可能我的户口一辈子都到不了上海,这还会连累到下一代的生活和学习。你回去想想。”

陈霖回家只想了一天,第二天一下班就来到姜勤的影楼前,一直等到影楼打烊,他才能面对着姜勤一个人说:户口、工作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我们能不能齐心协力,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未来。

姜勤说,当时多少知青子女就是因为没有这户口而被人看不起,恋爱结婚都成了难事,而陈霖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她,知遇之恩,唯以身相许。

如今,陈霖和姜勤的家也安在了宝山。

“雪绒花”正如她们希望的那样在蓬蓬勃勃地生长着。

把工作室越做越好的姜勇,自己的生活却是一团糟。二室一厅的房子里,一间当了后期美术制作的办公室,无论是对她的妹妹还是对她的员工,她都没有秘密。父母为已有30岁的女儿发愁。在姜勇的眼里,婚姻依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唯心主义”,可破碎的那次婚姻使她更清晰地懂得什么叫“家庭”:“我曾经痛苦过,但仔细想想,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夫妻之间一旦缺乏时间,又如何理解和沟通?我其实也有很大的责任。如果我再有一次组织家庭的机会的话,我会把他放在第一位,我是真心的。”

只是那个牵线的红娘,何时才能拽根红线塞在姜勇的手心里呢?

在采访时,我有幸遇到了姜勇姜勤的父母,他们特地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到上海参加姜勤的婚礼。为了减少父母在旅途上的劳顿,姜勤要为他们买飞机票,他们还是拒绝了:“火车上说说、睡睡,没多久,就过来了。你们赚钱不容易,要省着花。”

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深切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挚和热情,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带着新疆汉民口音的普通话,于是就与他们打趣:“为啥不说上海话?”

她父亲摇摇头,竟有些羞涩:“时间长了,舌头硬了,只能听、不会说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为这句话涌出了一股酸楚。

但姜勇姜勤却有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在他们的长辈对自己的故乡有了一丝隔阂的时候,她们则以完全的、自然的姿态亲和着上海,这除了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外,更有一种对“根”的信念。

于是她们不牵强、不攀附,用自己的一双手为自己打工,用完全独立的方式站立在上海。这对普通的知青子女在我心中打下的烙印是深刻的,就像她们的笑靥总是印在我的脑海里,常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