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强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重读布罗代尔

一九九七年底的东南亚货币风潮，不仅肆虐于泰国、印尼等地，而且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波及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极有可能导致区内为期颇长的经济衰退。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使近年甚嚣尘上的“二十一世纪是亚太世纪”之说和垄断了近十年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发展主义论述，受到了挑战。

近十年关于东亚发展的论述，基本上为三种学说所主导。新古典经济学强调东亚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主要是采取了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的策略，这种学说经常拿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与东亚地区作出比较，以此印证国家较少干预的好处。西方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回应，除了起源于拉美，在六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外，晚近当以“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state)的说法最为流行。这派学说主要以南韩、日本和台湾为例，指出这些地区“成功”的原因，除了政府大规模地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外(例如高比例的国有企业和银行等)，更由于政府运用各种以发展为主导的政策，包括低息贷款给“策略性”工业、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和为企业向外借贷作担保等，“指导”经济发展的方向。此学说在八九十年代大行其道，它是对前一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学说的一种反动。最后一种学说，就是所谓“儒家文化”。这派学说并没有把“文化”作为问题来研究，而是把“文化因素”当成一种自有永有和同质的实体，以笼统和非历史的“儒家文化”作为东亚经济“奇迹”的解释。

上述三种学说虽然各不相同，都共同接受发展主义，或某种形式的现代化主张。因此，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东亚经济神话的幻灭，对这三派学说都造成十分尴尬的局面。首先受打击的是“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随着大企业的破产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曾经被“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奉为模范的南韩，光辉不再。日本和台湾亦处境艰难。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过去被说成是经济增长妙药灵丹的政府干预，今天被指责为金融危机的元凶——过度鼓励信贷、政治经济不分、官员贪污舞弊。这派学说只得由主动出击转为被动地答辩，把金融风暴的责任推给世界经济的自由化进程，虽然经济(金融)自由化往往由政府推动。新古典经济学的处境似乎较好一点，至少它没有将赌注全押在南韩、日本和台湾。不过，这派学说在金融危机之下亦难以独善其身。一方面，东亚金融风暴的一个最直接原因，正是东南亚近年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外汇管制的解除，使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市场极容易受外资投机活动左右，造就了日后爆发危机的环境；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亦与国际投机者炒卖各类金融衍生工具有关，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例如期汇、股指等，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能以市场力量来调节金融风险的工具。不过，这次金融危机再一次印证了调节的市场的不可能性，调节工具最后亦变作炒卖对象，进一步强化金融市场的赌博性质。“文化因素”论在新的环境下也尝试自圆其说。为什么同样是“儒家文化”，以往能产生经济“奇迹”，今天却导致经济危机？这确实是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此，有人把“儒家文化”一分为二，指出如“服从权威、重视集体利益”等“传统”，确实对经济发展有正面的作用；但“儒家文化”中的另一些习性，如“强调私人关系、顾存面子、处事不公开”等，对经济金融体制，却会起破坏的作用。这种说法虽然承认“文化”并非是完全同质的“因素”，却仍然是非历史的。问题是，为什么某些“文化习性”(如果存在的话)会在某些时候起着相对大的影响？另一些习性则只在别的时候起作用？缺乏历史视野，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

从以上对关于东亚发展三种论述的简单讨论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自圆其说或互相攻伐，这三种学说均无法为东亚经济的兴起与衰退，提供深入的分析，反而只在不断巩固一种既有的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理论的假设——就是认为经济发展的“成功者”必然是有优秀的本质或运作效率，“失败者”则本质较差这种“成王败寇”的逻辑。这三种学说在互相引述和批评的同时，不单没有触动这个基本的假设，更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指涉及自我指涉，霸占了绝大部分可用作反思的场地，把另类的可能性排除掉，因而成为维护主流论述的共犯。要超越这个困局，我们得借用别的理论资源。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正好为这次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提供一个历史的参考框架。

对于历史的资本主义，布罗代尔提供的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解读。他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各类时段不一的周期起落，由基钦短至三至四年的周期，到库兹涅茨约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到康德拉捷夫约半个世纪的长波，以至布罗代尔自己提出的百年趋势(自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共四次)。这些经济周期使布氏坚信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是“一种有节奏的潮汐运动”。对布罗代尔来说，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世界经济收缩(东亚金融危机可以看作为这次长周期下浪的其中一个表现)，可能只是进入了另一次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下浪，或百年趋势的下降阶段而已。布氏认为，在世界经济长周期下浪所表现出来的危机，是一种结构性的危机，尽管其根本原因至今仍难以解释。不过，布氏深信，是“经济形势决定相伴的过程，并制造人的历史”，而非“过程和事件造成每个国家的特殊经济形势”。换句话说，国家政策(不论是否以发展为主导)或市场运作并不能左右这种结构性的经济趋势。决定一家企业以至一个地区或国家成功与否，往往不在于企业或政府所作的努力，亦不取决于笼统和非历史的文化因素(事实上，在东亚兴起以前，信奉新教的英、美和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城邦，以至信奉回教的阿拉伯商人，亦曾执资本主义世界的牛耳)，而更取决于它们在长期的结构性趋势中所处的位置和机遇。

根据布氏的结构性分析，东亚经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兴起，只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众多起伏中的一个环节。东亚地区的经济在六十年代开始高速增长，正值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黄金时段”。在冷战时期，大量美国跨国资金流入东亚，为日后东亚成为“世界工厂”奠下基础。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世界经济进入另一次的长周期下浪，各地区的“失业资金”(unemployedcapital)纷纷寻找出路，经济正在上升的东亚与拉美地区，便成为跨国资金投资的焦点。八十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以后，东亚更一枝独秀，变作资金避难的天堂。处身在经济长周期的下浪，需要较长期才有回报的实业投资，理所当然乏人问津，带投机性质而回报快的行业，例如资金流动极快的地产和金融部门，反成上上之选。东亚地区近十多年的金融膨胀，以至最近投机泡沫爆破后的金融危机，均可以从这结构性的经济趋势中得到理解。

东亚的兴起与危机并不是历史上的特例，很可能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数次重心转移的其中之一。在十一世纪左右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建立，资本主义的重心自始经历了三次转移。第一次转移发生在十六世纪末，南欧较发达地区(意大利的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城邦)为了摆脱一五九○年左右的经济衰退，把经济活动的重心转移往欧洲北部，以享受当地较便宜的劳动力、地租和交通运输费用，结果为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地区，带来了一连串的发展机会。而资本主义的重心亦由南欧转往欧洲北部。第二次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重心由荷兰转移往英国，其间荷兰亦经历了大规模的资金外流及经济衰退的危机。二十世纪初，英国亦因资金过剩而大幅增加其在北美的投资，资本主义重心也随之转移至美国。资本主义重心的转移，往往与金融膨胀和金融危机同步进行。因此在十六世纪、十八世纪、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均看到资本家纷纷从实业中抽出资金，投放在高流动性的金融部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下，其性质和规模都不同，但结果都造成金融膨胀和随后的金融危机。

这几次的重心转移，是各种复杂的军事、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历史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以十六世纪的一次转移为例，除了上述的经济衰退导致的资金转移因素外，新教改革运动使欧洲北部国家获得不同于南欧天主教地区的共同信仰，方便它们联成一气以对付来自南部的竞争；此外，宗教改革过程中的战争与纷争，亦为新教徒商人创造了一个团结的网络，更容易开展和扩大贸易。这些因素虽然不能以笼统和非历史的“新教资本主义精神”概括，但显然对荷兰和英国的勃兴起着重要的作用。

布氏虽然为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提供一种结构性的解读，但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一样，布氏并没有为这些周期转移给予一种机械的逻辑解释，相反，布氏作出的是一种历史诠释，也就是说，各种历史的偶然性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蒙古帝国在十三世纪中的扩张，使意大利城邦从打通了黑海至中国和印度的陆路贸易获得不少好处；又例如十五世纪末由于世界地理的新发现，使世界贸易重心迁移往大西洋，而位处北欧的安特卫普在鸿运高照下，在一段不短时期内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种历史的视野，使布氏的论说可以保持灵活，避免僵化。

然而，不同的个人、群体、国家或地区，在处身相同的历史周期中，获得的机遇亦不尽相同。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所置身的地缘政治位置不同，另一方面则与他们以往的财富积累差异有关。处身于经济和政治上有利的地理位置、手握巨资和与掌权者维持良好的关系，自然较有能力把握不同的机会，获取丰厚的回报；才会获得资金的垂青，以供其进一步发展。用布氏的话说，就是“增长滋育了增长”。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跨国资金投向的，往往不是最贫困的地区，尽管那里的劳工、土地和资源是最便宜的。相反，资本主义中心的资金若要在中心以外寻找出路，大多数会投往经济已有一定基础的半边陲地区，例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东亚和拉美新兴工业国、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和十六世纪的欧洲北部等；非洲大陆和南亚等边陲地区，则长年受到排拒。从另一个角度看，发达地区的资本家之所以经常获取巨利，屡屡创造“奇迹”，很大程度上并非源于他们的文化本质，而是更与他们的“无限灵活性”(unlimitedflexibility)有关。也就是说，随着高利润率由一个经济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由一处地方转移至另一处地方，活跃于资本主义上层的资本家，往往能迅速反应，攫取新的发展机会。当然，这些人之所以享有这种灵活性，与他们拥有高流动性的资金，以及处身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社会和地理位置，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这些享受着特权利益的成功资本家，为保垄断地位，均不想受规范约束，包括公开竞争、专业分工等市场规范，因此他们是反对市场作用于他们身上的，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东亚地区中发现这么多“成功”而带垄断性质的大财团和地产商的原因。

布氏的学说除了能为我们在“新古典经济学”、“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和“儒家资本主义”这三种发展主义论述中，对所谓东亚“奇迹”的兴起和衰落，开辟一种新的理解可能性外，亦使我们能够对发展主义进行必要的反思。主流论述对金融危机和经济收缩的影响所作的回应，不外乎是提出各种策略，以期在短期内使东亚经济重上快速增长的轨道。这种回应的基本假设，就是认为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但究竟经济增长确实对谁人好？这种以“整体”作为论述单位的发展主义假设，自然不屑深究。

布罗代尔以史学家的眼界，探讨了在资本主义历史长周期起伏的环境下，不同阶层所受的影响。布氏指出，在经济增长迅速的年代，财富得来容易，特别是对于少数特权家族来说，更是致富良机，而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经济繁荣也可使普罗大众“分得一点残羹剩饭”，因此产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象。但当经济持续增长的效果渐渐显现时，平民百姓的境况会变得愈来愈坏。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导致人口巨增，使劳动人口的负担加重，加上工资的增长远远落后于繁荣时期高涨的物价，群众的实际收入以至生活水平往往不升反降，贫富差距日增。相反，在经济出现持续萧条的时段，虽然会令上层社会“蜷缩起来，韬光养晦”，但价格的持续下降，使劳动阶层的实际生活不一定会变坏。因此，布氏根据经济史家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的统计数据，指出在被描述为百年持续衰退，甚至是“漆黑一团”的一四三○年至一五一○年和一六三○年至一七五○年间，物质生产虽然停滞，物价虽然持续下降，但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却上升，消费和福利不一定比经济繁荣时段差。

当然，布罗代尔对十五至十八世纪的历史的观察，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今天。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和深化，在经济衰退期间的失业人口也会快速上升。这些失业人口由于其传统产业(例如农牧业)在“现代化”过程中备受破坏，而难以在衰退期间回到这些传统产业中，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维持生计。不过，尽管如是，我们也不应由此便推导出一个带普遍性的结论，认为经济萧条便一定导致正在增加中的失业人口生活水平下降。因为失去资本主义正式部门(formalsector)的工作，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在各类非正式部门(informalsector)中觅得生计。事实上，布氏也曾指出，往往在经济衰退的环境中，大量像小商贩运、家庭劳务、以物易物等非正式经济活动，会如雨后春笋一样，蓬勃生长。而这个阶层的生活质量，是否一定比不上在经济繁荣、物价飞升的时期的底层劳工，似乎还未有足够的历史证据作出结论。

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衰退，还有另外一些好处。布氏指出，经济长周期的下浪往往会刺激文化活动蓬勃发展，例如在一八一五年后，“浪漫主义使已届暮年的欧洲焕发青春的热情”。此外，在经济繁荣的年代，出于财富得来容易，因此守护既有制度的保守心态大行其道，人心不思改进，拘泥旧习。相反，在经济危机时期，往往焕发出各种求生存活的对策，使创造力得以充分展现。再者，在经济增长缓慢的年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慢，不良的消费习惯被迫改变，这些也正好扭转“现代化”过程带来的种种恶果。

不管对只争朝夕的经济政策谋士还是当下大行其道的后现代评论家，布罗代尔带结构主义味道：强调长时段和放眼大范围地域的历史叙述，显然并不能都讨好。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布氏的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分析，并没有排拒对短时段小事件的仔细探讨。事实上，布氏的历史结构分析，与别的结构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是其论述基本上是建立在微慎的历史材料之上，而其立论亦不是以演绎逻辑为依归，相反只是常常以反问的方式，点出问题的所在，因此容许多种诠释的空间。不过，布氏的历史分析只提供一种理解当代问题的视角，并不能取代对具体的情况、具体的群体，作出具体的分析。若要详细了解经济周期趋势对个别群体、国家或区域起着怎么样的影响，不论在以往还是今天，细致的历史分析还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那些强调只争朝夕的评论，布氏借批评凯恩斯那一句常被人引用的俏皮话：“在长时段中，我们都是死人”来回应，他认为，凯恩斯这句话“既平常又荒唐。因为我们同时在短时间中和长时间中生活，我所说的语言，我从事的职业，我的信仰，我周围的各色人等，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这一切先我而存在，等我死后也还将存在。”对长时段和大范围地域进行结构性的探讨，若分析得法，还是有值得参考学习的地方。

(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本)，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版，87.20元；《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版，5.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