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　松

莫斯科反对接收张学良入党

1936年6月15日和7月2日，中共中央接连两封电报详细说明了西北发动的准备情况之后，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莫斯科的反应。7月中旬，收到了共产国际第一封回电。电报只简单地提出了两个问题，要求中共中央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是，你们说可以联合华北的宋哲元与韩复榘共同反蒋，问题是宋、韩是否反日?如果宋、韩只反蒋不反日，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结果会不会适得其反?再一个问题是，西北发动必须达到停止一切内战和与中国各种军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你们是否能够部分地吸收蒋介石军队，特别是吸收西北地区的蒋系军队参加这一发动呢?

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已经显示出莫斯科对西北发动的态度与中共中央有所不同。电报甚至已经含蓄地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吸收张学良人党的提议。电报称：“对张学良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在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张学良很可能会背叛我们。”但中共中央仍然相信，莫斯科并没有否定西北发动的必要。因为电报肯定地表示：“应设法实现与东北军共同进行抗日的发动”。

共产国际电报来时，恰逢中共中央得知两广事变失败的消息。原计划乘两广事变蒋介石首尾难顾之际发动西北大联合的中共中央，这时也意识到西北发动尚欠火候，而共产国际提示之两点，确实值得考虑。故中共中央很快复电共产国际，表示：西北发动拟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主要口号，对宋、韩我们亦决不赞助其不抗日的反蒋，而蒋系部队目前则尚无参加西北发动之可能，但“在两广失败条件下，张学良的发动恐须略为推迟，时间当容许我们进行工作”。

由于苏联同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莫斯科从一开始就对两广事变持否定态度，因为它早就听说在两广有日本人暗中活动，担心事变被日本利用来挑起中国的内战，破坏中国可能的抵抗。碍于中共、红军与反蒋派的关系，共产国际在内部一度对此态度含混。中共代表团团长、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之一的王明，直到7月上旬还在公开发表文章，为两广事变鸣不平，称“两广抗日反蒋事变，绝非受日寇指使”，中国“新内战之主要发动者为蒋介石，并非西南”。但时至8月中旬，共产国际态度已经转趋明确，不同意公开组织反蒋的西北联合政府了。

8月15日，共产国际发来“政治指示”，除了表示不同意继续实行“抗日反蒋”方针，必须争取直接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妥协以外，更进一步地明确表示了不信任张学良的态度。指示电特别说明：“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按指瓦窑堡会议决议——引者注)，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广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电报主张：“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利用这种接触来开展我们对张学良军队的工作，……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使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统战关系，特别是西北大联合的设想，陷于极端复杂的局面。

张学良欲进又止，潘汉年随机应变

在收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几天前，中共中央刚刚开过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具体讨论了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行动部署和时间表。当时，将近一年前派往莫斯科的潘汉年来到陕北，一方面转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应当把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统战对象的指示，一方面说明，共产国际支持红军在西北地区发展的战略意图，并准备通过外蒙古和新疆为红军提供必要的军事物资方面的援助。潘汉年路经西安时曾将有关情况向张学良做了说明，张学良也进一步表达了他在西北发动问题上的具体考虑。据此，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在两广事变失败之后，西北发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打通苏联和外蒙，而“打通苏联的意义是伟大的，应放在第一位上”，不仅以此来配合西北大联合计划，而且要以此来促进与南京之谈判，推动全国范围抗日统一战线之实现。

会议据此确定的“今后战略方针”规定：红一方面军以及正在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而“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为实现这一任务，第一步须以一个半月时间威胁兰州及青海，便利张学良东北军控制兰州并西出河西走廊；第二步以一至两个月时间实现三个方面军在甘北的胜利会师，扩大甘北苏区，做好进攻宁夏的准备；第三步从12月起，以两个方面军乘黄河结冰渡河，夺取宁夏，接通外蒙，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还在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就已经通知张学良：行动问题原则同意，具体步骤尚须商酌，故令潘汉年10日动身来西安，请张兄暂勿他往。后因会议延至10日才召开，潘汉年动身时间推迟至12日。

8月12日，潘汉年从安塞动身，经延安转往西安。他随身带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一封重要信件。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共产国际7月中旬电报对张学良的评价丝毫没有影响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信任。最引人注目的是，这封信破天荒地对张学良使用了“同志”的称谓。信中并特别强调：“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兄所采取的各种步骤与提出的意见，我们都是基本上同意的。”“我们正在讨论西北发动后，共同采取一致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如人民政权形式，人民军队形式，最低限度的土地等，而不采取目前有差别的形式与政策，如此更能保持团结与号召全国。”

不难看出，中共中央这时不仅对张学良毫无戒心，而且在政治上已经多少开始把张学良视为“同志”，相信张学良能够按照共产党人所理解的革命的方式，接受中共中央在政权形式、军队形式以及土地经济政策等方面的主张。

当然，毛泽东等写信的中心目的，还是与张学良相商西北发动的具体行动部署问题。他们在信中表示，西北发动依目前条件，多半要延至10月，但又不宜太晚，以免蒋介石从西南事件抽出身来，转而进攻西北。故希望张学良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9、10月间的有利时机，决定发动抗日局面，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这里，打通苏联是保证西北胜利、更是保证全国胜利的最基本点。西北发动的关键，又“全在乘蒋注意西南时，我们以突然的姿势占领兰州，打通苏联”。至于整个计划的中心枢纽，则是占领兰州。如果东北军能以三个师的兵力控制好兰州，那么夺取河西走廊和宁夏，出兵绥远揭旗抗日，以及打通苏联，应该说都有把握。对于苏联方面的态度，毛泽东等在信中告诉张学良说：新疆的协助与苏联的接济已不成问题，其详情可问潘汉年同志。

但是，当潘汉年带着毛泽东等人的信急匆匆赶回西安之后，却发现他没有办法见到张学良。据刘鼎解释说，这是因为张学良病了。然而，一连等了几天，潘

汉年忽然发现，不能接见他的张学良，却能够坐起来与前去拜访的邵力子谈话、对弈。这不能不使潘汉年大感困惑。由于身负重大使命，时间紧迫，他不能不再三向刘鼎解释见张之重要，刘鼎却一再表示毫无办法可想。不得已，潘汉年19日一早专门约了较受张学良信任的东北军年轻军官孙铭久、应德田二人，一面劝告他们务必加紧西北发动的各项准备，一面诚恳拜托他们转告张学良，务必抽一短时间见面，以便他能把中共中央的信亲手交给他。

终于，在8月21日晚上，张学良约见了潘汉年。潘随后汇报说，张学良首先看了信，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但谈到两军公开联合、配合行动的问题时，张学良显得颇为犹豫和矛盾，强调为团结东北军自身，一时还不能公开“联红”，必须对蒋介石表现忠顺。“因此对兰州可由彼军设法控制，至固原以北诸地(则)任我攻击取道，彼未便明令退出”。换言之，张学良确信，至少在近几个月里，东北军还不便公开与红军的关系。即使按中共中央的时间表行事，他也只能暗中配合，表面文章还得做足。

24日晚双方再谈。在谈到改造部队的问题时，张学良再度强调，现在还不能向其干部公开说出联合红军的事，对蒋介石表面上仍要取顺从的态度，以免落把柄在蒋的手中。潘汉年汇报称：他要与我联合干的决心是有的，但一是因为手下没有可以运用的组织系统和得力干部；二是因为对蒋介石的力量感到恐惧；三是过于相信部队到时候一定能服从他个人的领导，因此他总是想把事情延到万不得已、非干不可的时候再说。当然，谈到最后，张学良虽坚持不同意采取大规模的组织改造手段，还是同意要对干部做些工作，说可靠的必开诚布公地讲，其余不能深信的立刻进行调查，坏蛋赶走，中立的争取。

就在潘汉年25日写信汇报他与张学良两次谈话内容的当天，毛泽东给潘来电，称：向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兄应在接电后七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七天至十天赶到南京开始谈判。请立即向张学良说明，这种谈判的成功对于东北军和红军合作大有帮助，将使两军合作更加密切，而不是不利合作。如张外出活动，亦望督促南京方面与我们迅速成立谅解。

潘汉年一周来的工作都是在劝说张学良加速准备西北发动，如今中央突然要他把与南京政府的谈判放在第一位，并要张学良配合中共促成蒋介石与中共之间的谅解，这颇让潘汉年感到为难。26日，毛泽东担心前电说得不清楚，进一步来电强调，中央政策的变化，是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的转变，故我们今天政策的重心应在联蒋抗日，张学良则应当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这封电报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共中央至少已经在考虑放弃两周前制定的那个西北发动的行动部署了。他们相信，现在已经不是劝说张学良与南京从根本上分道扬镳的问题了，而是应当劝说张学良继续与南京保持统一，并协助国共合作的全面实现。

潘汉年再度见到张学良，已经是8月30日晚上了。头天，即29日晚上，刚刚发生了一起突发事件。据张学良解释说，当天他听说郑州集中了中央军的三个师及一个补充旅，要来西安、三原一线，作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他对此竟一无所知，这不能不使他大为不安。当晚，突然又听说国民党省党部便衣队强行抓去了东北籍大学生宋某和马某，这更使他疑窦丛生。盛怒之下，他当即下令全城戒严，并派自己的卫队营和手枪营包围了省党部，抓了捕人的便衣侦探来审问。同时打电话警告省党部及邵力子，以后不经他的批准，不得逮捕东北军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人。第二天上午，张发现有关郑州的消息纯属误传，这才放下心来。但他对西北发动的态度，却因此又变得积极起来了。

30日晚，张学良约见潘汉年，交谈中他主动说明了自己前些天态度犹豫的原因。原来，在他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时，蒋介石曾主动向他表示过要联合苏联。张学良当时马上提出，要抗日，又要打红军，是不行的，问蒋有无办法。蒋有些神秘地向他看了看，说不用着急，将来有办法。这期间，一向主张联苏的蒋廷黻曾两次找到张学良，要他向蒋介石提出联苏容共。当时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结果，想不到不久前蒋介石竟任命蒋廷黻为驻苏大使，这显示蒋很可能已有心联苏容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张学良再在西北揭旗联苏联共，只会让人以为他投机，好像他要与蒋争一日之长短，而不是为了抗日。经过潘汉年一连几天晚上反复说明道理，张学良终于渐渐理解了，必要的准备与暂时保持与南京的统一之间并无根本的矛盾。潘汉年随后报告说：目前张学良对我们计划的了解程度，已较十天前好一些了。直接与中共中央通报的电台建立起来了，具体准备的行动也已决定陆续开始了。

刘鼎报告：张学良请为蒋使，愿冒险说和

根据中共中央的电报，潘汉年于9月8日从西安动身，经洛川，与担任洛川工委书记的叶剑英一道，返回陕北保安。离开西安前，张学良曾特别叮嘱潘汉年，因驻守延安至洛川一线的东北军一0七师要调防，他务必快进快出，并按约定带叶剑英等重要干部来西安帮助工作。但因中共中央于9月15—17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贯彻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的问题，会后东北军一0七师已调，交通线一时难以恢复，拖到9月24日，潘汉年才和叶剑英等经过化装，改经东北军一一二师防地重返西安。中途又赶上下雨，他们一行10月4日才到达西安。

此次潘汉年使命已变，成为中共与南京谈判代表。与张学良接洽的任务，改由叶剑英承担。二人到达后，5日即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对中共新政策表现出极大兴趣。事实上，还在潘汉年返回保安不久，张学良已经收到中共中央8月底就起草好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他当即告诉刘鼎，他对这个信极为赞成，并要求刘鼎转告中共中央，他愿请为蒋使，冒险进京说和。当然，他希望能够与周恩来再度面谈，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共中央的具体条件与让步极限。

不等中共中央回电，张学良已借冯庸之口向参谋长陈诚放言：“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将校士兵均感苦无战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事后他感到此种态度过于激烈，转而否认托冯庸传话，但在给陈诚和蒋介石的电报中，他仍强调：“欲图救亡，必须抗日，欲谋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统一全民力量，乃是坚固之武力。”实际上就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从张学良这段时间给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电报可以看出，他内心里对蒋介石确实是颇多畏惧，许多话只能是欲言又止。冲动时可以慷慨激昂，冷静下来又不免有些瞻前顾后。得知张学良有意冒险说和后，毛泽东曾复电称：张任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乃国家民族之福。但张学良见到潘汉年、叶剑英带来的中共中

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他却明确认为：“照此内容恐蒋难接受”。因为在这个草案中，中共中央仍旧坚持，除停战外，国民党还必须进行一系列政治的和经济的改革，包括召集有决定一切大政方针之权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有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等。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是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类条件的。左思右想之后，他建议，不如由叶剑英代笔以毛泽东名义给他一封信，表明和平诚意，请他担任斡旋，使他向蒋试探说和有所借口。

10月7日，潘汉年、叶剑英将张学良的意见电告毛泽东，随即由叶起草了一封毛泽东致张学良信，请他将中共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但信成后，张又多少有些犹豫，并未及时向蒋提出。直到10月中旬得知蒋介石即将来西安时，他才表示，届时找机会转达。

为增强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问题的胜算和信心，张学良在蒋介石来陕前一天专门飞了一趟太原，以求得阎锡山的赞同与支持。此行不虚。鉴于日本正借助伪军从察哈尔向绥远扩张蚕食，阎锡山对联苏抗日也早有所望。在张学良试探性地提出不联苏、联红难以抗日的想法之后，阎锡山当场表示：必须请蒋介石领导联红抗日，请中央拨款加强绥远国防工事，绥远、山西和宁夏一带应酌调10个师兵力加强防卫；如蒋不干，他愿意考虑晋军、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并愿让出绥远之五县给红军。问题是，共产国际能否批准红军到绥远并接通外蒙?能否接济红军、东北军和晋军?红军在联合作战中能否听指挥?

10月22日，蒋介石一行到达西安。第二天即拉上张学良等上了华山，27日才回到西安。叶剑英忙着询问谈话结果，张却表示，因同行人多，尚未正式长谈。28日，蒋介石到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大讲“赤匪为近敌，日本为远敌，目前唯一任务为剿匪，否则为反动”之类的话。张学良当晚回来见到叶剑英时表示，这种情况下恐怕近几日都不能与蒋谈问题，只能虚与委蛇。

29日，蒋介石转去洛阳。临行前，张学良还是抓住时机，向蒋委婉地提出了停战的问题，结果使张学良极感沮丧。当日叶剑英、刘鼎紧急电告中共中央说：蒋张会谈结果极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拿这件事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已无能为力。此间人士对蒋介石的言论大为不满，杨虎城等也为此碰了钉子，以至“有主驻蒋说”。这里的所谓“驻蒋”，究竟是“捉蒋”的谐音，还是扣住蒋的一种暗示，人们说法不同，但谁都清楚它的意思是什么。张学良后来谈及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当时“问计于杨(虎城)，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对照上面的电报，可知关于“捉蒋”的动议，这时多半已经萌生出来了。

宁夏战役失利，张学良暗作打算

要说服蒋介石，没有足够的实力不行。蒋这时所以坚持要消灭红军，首先是他注意到红军当时面临的困难形势对他有利。西南方向的红军大队人马因无以立足，不得不转而北上，而陕北、甘北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现在养陕北这一两万红军都困难异常，再集中来数万红军，不要说打仗，光是生存问题就难以解决。其次是他受到解决两广事变的鼓舞。解决了两广事变，将长期独异的广东控制在手，除去了蒋介石一块心病，他如今有足够的兵力可以抽调来对付红军了。他这时已经下令调集中央军10个师30个团的兵力归胡宗南指挥，加入西北“剿共”大军的行列。纵使甘南、甘北两路红军能够达到六七万人，以陕甘晋宁已有的几十万军队，再加上胡宗南的这数万人，要彻底消灭红军，在他看来可以说已经是胜券在握了。在这样一种心态下，蒋介石的“剿共”调门自然出奇的高，他又怎么能听得进张学良等人的劝告?

而在张学良这一边，却仍旧对红军抱以希望。张学良并非不了解红军的困难情形。潘汉年和叶剑英这次来，一开始就明确告诉他红军这时相当困难，提出向他借30万现金以应急。张答应在西安可以马上付给5万元，其余为避人耳目，只能到上海的银行去提。陕北一两万红军尚且如此艰难，已进至西(安)兰(州)大道的红二、四方面军那几万人都集中到甘北、陕北来，只能是雪上加霜，使形势更加险恶。然而，张学良对此并不十分担心。正像几个月前设想西北大联合时一样，张并没有把希望全都寄托在红军的能征善战上，他更看重的其实是红军背后的苏联。西北大联合计划虽然没有再做进一步的深入磋商，潘、叶来后毕竟仍与他研究了东北军的未来部署问题，并交换了对红军打通国际路线作战行动的具体意见。张学良已经得知，共产国际9月11日来电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计划，准备在红军打通宁夏或甘肃西部以后，从外蒙方向向红军提供相当数量的物资及装备方面的援助。共产国际并且明确通知中共中央：苏联只能从外蒙古方向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地区接取物资。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已决定提前举行夺取宁夏的战役行动。

还在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就颁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至迟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攻取宁夏的一切准备。随即，宁夏战役激烈展开。半月之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已经成功地渡过黄河。只可惜，甘北东北军虽然暗中相助，原先远在甘南的胡宗南部却出乎意料地迅速推进，不仅轻易控制了西兰大道，而且急速北上，打乱了红军主力的防御计划，致使红军占领的渡河点被迫放弃，红军主力与已经渡河的四方面军一部被切为两段。由于河西部队兵力不够，夺取宁夏，攻占定远营，进而接取苏联援助的计划，就难以实现了。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北后，不仅数万人的粮食供应无法保障，而且进入11月以后已相当寒冷，虽然张学良秘密援助了一方面军一万套棉装，但还有数万红军仍是单衣单裤，一部分二、四方面军人员甚至还穿着短袖短裤。难怪张闻天一再紧急呼吁共产国际提供援助，甚至声称：“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毙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

宁夏战役失利之际，也正是蒋介石离陕之时。张学良硬着头皮不顾一切地向蒋进言，与此可能不无关系。毛泽东这时特别通知他说：宁夏战役计划蒋介石正积极破坏中，我方正想对策，请兄为我筹之。但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作为部属的他，也确实有些无能为力了。张学良会与杨虎城等人议论到“驻蒋”问题，想来也是逼不得已了。当然，张学良随后赴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再度拉上阎锡山同行，其意仍有联合阎锡山一同向蒋进言的想法。但几天后他回来见到叶剑英时，却只能摇头叹息，称：在洛阳实在“不得任何机会提出意见”，“满腔抗日热忱，无处说也”。其心情之愤闷，溢于言表。

眼看甘北不是久留之地，11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的建议。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为生存而战，准备改变作战方向，

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及湖北，跳到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然后再设法返回西北来。换句话来说，由于陕北、甘北不能立足，莫斯科又不允许搞西北大联合，红军这时不得不准备进行第二次长征了。这当然不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在他们这时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不止一次地抱怨说：蒋介石并不真心与共产党谈判，红军目前物质方面困难已到极点，究竟西北独立局面还有考虑余地否?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均盼望苏联援助，与红军联合抗日。如果你们坚持不赞同西北独立，红军主力在现地区已无作战条件，将被迫分途远出山西、湖北乃至四川，进行相当长时期的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电报中的说法绝非虚言。张学良这时的联苏决心相当明确。11月5日，叶剑英因故离开西安返回陕北之际，张学良曾有亲笔函托叶转交中共中央，其中不仅关切地询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而且特别对红军接取苏联援助的计划，以及苏联对援助西北抗日军队的态度表示关切。为此，毛泽东等16日复电提议：最好能派驻守兰州的于学忠部就近协助河西红军前往新疆“办货”，并且愈快愈好。张随后答复称：于学忠部可以西行协助，“惟货尚不能满意”。这是因为当时苏联所答应提供的物资总量只有一千吨左右，并且讲明没有飞机大炮之类的重武器。而在张学良看来，没有苏联的可靠保证和相当数量重武器的援助，他是难以采取行动的。

即便如此，张学良也还是在暗中计划着采取行动。当他得知中共中央11月13日决定的精神之后，曾明确地说：他将尽量设法使目前在甘北的军事进攻停下来，而且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

毛泽东说：它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了出来

张学良说“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的时候，已经到了11月30日了。而他这里所说的这个变动，既显示他已有某种程度的破釜沉舟的决心，同时多半也与这时绥远的抗战形势有关。毛泽东因此第二天就打电报给在前线的彭德怀等，说：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张学良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

张学良和毛泽东为什么这时会对绥远的抗战形势抱以如此大的期望呢?

原来，还在1935年12月12日，日伪军就攻占了察北的沽源、张北、商都等县，并积极制造“蒙古国”。1936年5月，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由德王为“总裁”成立了所谓“内蒙军政府”，并大肆扩充伪蒙军，开始进扰绥东。10月下旬，蒋介石即授意以中央军汤恩伯部假借晋军的名义，袭取张北，同时以傅作义部进攻商都，但阎锡山颇犹豫。直到11月15日伪军再度在日本人指挥下发动进攻，蒋介石17日赶到太原，亲自部署决策，始有轰动一时的百灵庙之役。24日，傅作义部占领百灵庙，蒋随后几度致电阎锡山，主张派70架飞机轰炸伪蒙重镇张北与商都，并迅即出兵攻取商都等县，“予日伪以重大打击”。只是阎锡山担心“有惹起中日正式战争可能”，始终支吾搪塞，甚至干脆去电反对。

蒋介石极力在外蒙边境附近实行局部抗战，并不惜扩大战事，惹动日军参战，本是个一石多鸟的策略。但由于绥远抗战所引起的国内救亡热潮，加上南京的主战态度，却多少激起了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热切期望。张学良还在提出要红军熬过一二个月之前，就已经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了。他的目的就是想乘机推动绥远抗战，并设法把东北军拉上前线。如此着成功，一两个月即可见效，绥远抗战将扯动中日全面对抗，西北的“剿共”战争势必要停止下来。

但张学良上书之后，竟得知蒋又下令逮捕上海救国会七领袖，并查封各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救亡报刊。这不能不使张大惑不解，以至忿忿然于12月2日单人驾机飞往洛阳，决心与蒋理论一番。不想，蒋介石听了张学良关于东北军群情激昂，要求停战抗日的报告之后，反而动摇了扩大绥远抗战的计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或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张学良“请缨抗战”未成，反倒更刺激了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决心。而蒋介石亲自赴陕督战，更把张学良逼到了悬崖边上。这一下子，张学良真是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了。

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并召来大批军政要员，同时调集更多的军队西来，必欲一举而消灭红军。张学良这时纵然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所施其计了。不仅如此，大批军政要员的到来，以及中央军的源源开进，更直接威胁着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在西北的地位。事实上，蒋也确实在暗中策划着不得已时撤换张，杨的步骤，而张、杨也感受到蒋的不信任而时时“发生疑惧”心理。在两度诤谏无效之后，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破釜沉舟，在杨虎城的支持下，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与后来人们普遍理解的单纯“兵谏”有所不同的是，张学良、杨虎城看来还并非只是因为“诤谏”、“哭谏”不管用，于是打算把蒋介石捉起来再慢慢劝说他回心转意，联共抗日。毕竟，依着蒋介石的性格和他当时的最高领袖地位，“诤谏”、“哭谏”不管用，关起来也未必管用；就是在枪口威逼下暂时迫使蒋让了步，回去后也未必能兑现。张学良对此当然比谁都清楚。因此，他最初对事变的结果还有更多的考虑。正像他当日凌晨5时给中共中共的第一封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所说的，他是因为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才为了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将其扣留的。事变当天，张、杨就公开发表了有关事变的八项政治主张，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召开救国会议、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和保障政治自由等。而在内部，张学良更明确地把这场事变称之为“革命”，尤其关心“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

当然，以革命性的变革为目的的西安事变，最终并没有实现。但蒋介石在“剿共”立场上的顽固态度的转变，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成功展开，仍然使这场事变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这也难怪毛泽东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它是革命的，它的行动和纲领都是积极的，它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了，因而是有功绩的，应该拥护。

试想，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如果蒋介石的大规模“剿共”计划这次得以展开，红军纵使能够按照11月13日会议决定的那个战略方针突破“围剿”，考虑到一年前的长征中红军损失了90％的情况，很难设想这第二次长征会使红军受到怎样严重的损失。与此同时，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面抗战爆发的历史，也都将因此而改写。

对此，著名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有一段评价不可不读。他说：“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是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的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综上所述，不论对共产党，还是对中华民族，张学良都功不可殁。(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