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支队寡不敌众

西路军失败了，成立了左支队、右支队、干部游击支队和若干小游击队，各找出路。

西路军保卫局长曾传六，出发之前要安排自己的部下，他委婉地探询式地对我说，“欧阳毅同志，成立了干部游击支队，你看怎么样?”

怎么样?我当然明白曾局长的弦外之音。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嘛，干部游击队我可以去嘛，什么时候走呢？”

见我这样痛快，曾传六倒有些意外：“噢，好好，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他从兜里取出十块法币，交给我说：“这点钱带着，路上有用。”

很慷慨，也很悲凉，有点发“遣散费”的味道。那时候还不习惯领薪水的我，也不愿意接受“遣散费”。我把十块法币推回去，说：“我不要。要钱有什么用！”

曾传六硬塞给了我：“拿着吧，部队失败了，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兜里有点钱能活命呀！”

第二天，我揣着这笔不小的“财富”，到干部游击支队去报到，并将十块法币从兜里取出来交公，按红军的老规矩办。但支队长和政委还是要我保存。

干部游击支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兼政委是曾日三，他原是五军团代理政委，后为总政治部敌工部长。副主席兼支队长是原五局侦察科长毕占云，是我的部下。委员有张琴秋、我、刘瑞龙、张然和等。军、师干部就有好几个，精英成堆，要是去开辟根据地，扩大武装，几个军的队伍很快就可以拉起来。可是眼下却是蛟龙困浅滩，这么多的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能供我们指挥的只有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一个官指挥一些有枪无弹的兵，有什么战斗力?能打什么游击呢?连逃命都困难。为此，军政委员会开会研究游击支队的行动方向。讨论了半天，大家认为：“从整个前途看，成立干部游击支队没有必要，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怎么能打仗?还不如各回原单位，跟战斗部队走。”

他们公推我为代表，去向总部反映我们的意见。

总部首长陈昌浩、徐向前已离开部队了，现在负责的是李卓然、李特、李先念，程世才等。我跟李卓然熟，他长征时任五军团政委，我是五军团的保卫局长，工作接触多。我便把干部游击支队领导人的意见向他汇报了。李卓然本人没有什么意见，但说他一个人不能改变决定，必须经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研究。研究的结果，产生一个折衷方案，要我们跟随在大队伍的后面，隔半天的行程前进。

我回去传达了这个折衷方案，大家不仅感到绝望，还有些愤慨，纷纷嚷道：“为什么要隔半天行程?发生什么问题，要与大队联系都非常困难，这完全是把我们当掩护部队呀!敌人追来先打我们，我们又不能作战，还不是等死!算了，我们单独行动吧，叫我们游击就游击，干到哪天算哪天!”

我们的情绪虽有些消极，却很真实。全军失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原也不足为怪。被抛弃的感觉，不仅伤员有，一般干部和战士有，就是高级干部也在所难免。事实上，为了整体利益也的确抛弃了一部分同志。

曾日三、毕占云率领着100多人的游击支队，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转圈，以便能找到一个山口突围出去。可是每一个山口都被敌人死死地封锁住，插翅难飞。

幸元林率领的一个小游击队在祁连山活动，难于坚持了。他听说干部游击支队在附近，便派人来联系，要求把他的游击队归人干部支队，以摆脱困境。

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是不愿多带人走，但曾日三等考虑，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突围的力量，多带一个人突围出去便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于是决定派我去收编这支游击队。

这天下午，我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骑马出发了。当天晚上，我住在幸元林的游击队里，商量改编事宜。不知是第几根神经传导，这一夜我眼皮直跳，耳朵发烧，预感不妙。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与幸元林正在研究整编细节，我的警卫员小宋就喊叫起来：“局长，不得了!支队长跑来了，跑得好快呀！后面还有敌人骑兵追哩!”

我高度近视，只听到马蹄响，看不清人影子。我意识到发生了意外事故，本能地命令幸元林率领小游击队占领前面的小山坡，堵截敌人。

一片混乱的马蹄声，敲鼓似地敲击着我的耳膜，敌人迫近了。还没等我把话跟幸元林说完，机警的马夫不由分说就同警卫员一起把我抱上了马，狠抽了一下马屁股。我的坐骑奔驰起来，与发疯似地跑过来的毕占云、张然和的马成了平行线。

“老毕，出了什么事啦?”我迫不及待地问。

“呼哧呼哧……”毕占云只顾喘，只顾跑，顾不上回答。

“曾政委呢?”

“呼哧呼哧…”

我也不问了，跟着跑。三匹马都跑直了尾巴。敌人的骑兵遭到幸元林游击队的抵抗，迟滞了一会儿，但接着又风驰电掣般追过来了。

我们跑到了山跟前，马蹄被陡峭的山崖挡住了。我们下了马，牵马登山。山太陡，马蹄直打滑，我们只好把马丢掉，连马鞍子上的东西也顾不上取下，就自己上了山。

毕占云身体好，跑得快，呼哧呼哧地跑到了山半腰。我在后面喊道：“谁也不许跑!谁跑枪毙谁!为什么不抵抗?要死死一块！”我这话显然是对着毕占云的。我与张然和利用一块石头，居高临下地向敌人射击。毕占云也回过头来打了一阵子。见敌人不追了，我们又向山顶攀去。

奇怪，敌人怎么不追了?我回头一看，敌人正忙着抢东西哩!我们的全部财产都在马鞍子上，马丢了，财产也丢了，敌人正吵吵闹闹地瓜分我们马鞍上的“财富”，也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敌人也明白用不着再迫，只要在山下围着，让我们下不来，一个晚上就可以把我们冻死在山顶。

山顶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冰雪和石头。我们三人和毕占云带出的几个侦察员，冷得抖成一团，呼出的热气立即冻成了冰溜子。我们抱在一起开了个小会，一致认为在山顶过夜非冻僵不可，必须乘着夜色掩护逃下山去。

已是黄昏时刻，山里的冬天黑得早，我们朝山下一望，环山全是簇簇篝火，像一条火龙箍死在山脚，连篝火旁边游动着的哨兵都一目了然。包围得这样严密，如何逃得出去?

我们顺着篝火仔细看去，才发现火龙有缺口，悬崖下面既没有篝火，也没有哨兵。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们松了一口气。待天黑尽之后，我们便从陡崖无路的地方，连滚带爬下了山，绕过哨兵，溜出了包围圈。

下了山，朝北走，过了河，我们叩开一户牧人的帐篷，想讨点吃的。帐篷里住着两口子和一个孩子，像是藏民。女的很热情，拿出糌粑和羊肉给我们吃。张然和给了她一点珊瑚、玛瑙作为酬谢，女主人喜出望外，对我们更热情了。张然和是爪哇人，个子矮，脸黑，很像藏民，他利用长相的优势与牧民套近乎，索性认女主人为干妈，为游击支队的残兵败将争得了吃喝和短暂的安全。

我们赢得了一夜的喘息时间。睡觉之前，我才顾得打听干部游击支队失败的经过。

原来，在我去收编幸元林游击队的那天晚上，敌人一个团的兵力打到了支队部。曾日三、毕占云率领支队仓促应战，抵挡了一阵，终因寡不敌众，溃败了。

毕占云率领几个侦察员和张然和跑出来了，其余同志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

第二天，敌人追来，毕占云带着侦察员跑了。我和张然和的脚冻坏了，跑不动，在牧民的指点下躲到后山上。敌人也进了帐篷。不久，我们看女主人把敌人支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我俩走下山，谢过牧民夫妇的救命之恩，在祁连山里过起了“野人”的生活。

共患难不易

打仗才需要合在一起，流浪还是分开的好。不过在祁连山里，我俩还是收容了两个流散红军，一个是30军的通讯员小张，一个是姓周的团部特派员。小集体里，我的身份最高，根据红军的传统，我很自然地成了领头人。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我很坦诚地公布了自己的“财富”——十块法币。结果，我为此付出了代价。

第二天早上，我们试着下山过河，因为渡河点没有找准，没能过去。张然和再也熬不住了，赌气离开我们，自己走了。我带着小张和周特派员回到山上，又找了个宽敞的石洞住下来。我刚躺下来，周特派员出主意道：“局长，派小张去搞点干粮吧，晚上吃饱好过河。”

我不假思索地说：“行，小张你就辛苦一趟吧！”

“慢！”周特派员叫住了他，“局长，咱俩有枪，小张没枪，把你的枪给他带着吧，遇到情况也好对付。我的枪保卫你，行吗？”

我不知是计，便把驳壳枪解下来，交给了小张。小张刚伸手来接，还没有拿稳，周特派员就一把抓过去，上上子弹，枪口出乎意料地对准了我。

我和小张都愣住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同志怎么会翻脸不认人呢?

我当然明白，他要的是钱，图的是我身上的十块法币。我学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两个策略》，懂得运用策略的重要。我把钱包取出来，主动扔给他。

“唉，同志，钱，你保管着，放心了吧?你保管和我保管是一样的，钱是公家的，大家用嘛！”

这家伙经验丰富，眼睛死死盯住我，拣起钱包，身子慢慢后退，退到相当距离，一转身撒腿跑了。

震惊，懊悔，愤慨，疲惫，我颓然跌坐在洞里。早上分裂了一个，现在又叛逃了一个，我的心里比吃了苍蝇还难受。失败真是一面万能的照妖镜，各种人的灵魂被照得原形毕露，无可隐遁。

唯一剩下的忠实伙伴小张，嗷嗷地直哭，伤心地嘟嘟嚷嚷：“这下完了，光了，要讨饭了，没办法了!局长，我们怎么办呢?”

我强打精神站起来安慰他：“小张别哭，讨饭就讨饭，没关系，讨吃我也带着你，有我就有你，你放心！”

小张慢慢止住了哭。我俩在山洞里躺下来，昏昏迷迷地睡了一大觉。

讨饭的学问

两天后，我们真的开始讨饭了。起初只敢昼伏夜出，但夜晚讨不到饭，我们就试探着白天出来。老百姓见了我们并不惊奇，只是指指点点地议论：“打败的共产！”“好造孽!”没有人扑过来捉我们，也没有要去报告马家军的意思。于是我们胆子大了，改为昼出夜伏。

但我们还穿着军装，怎么办?既然已沦为乞丐，就得表里一致。等到一个老乡从村里出来，我就迎过去说：“老乡，我们是失败的红军，穿着军衣不好走路，请你帮忙换几件旧衣裳，好吗?”

老乡在心里合计了一下，点点头说：“你们在村口等着，我回去取衣服。”

“老乡，我们跟你去拿吧?”我说。

“不必不必，村里有马家军，发现你们不得了！”老乡竭力阻止我们进村。

过了一会儿，老乡抱了一堆破衣烂衫出来，向我们跟前一扔。我们赶紧脱下身上的外衣，交给老乡。

我穿上老乡给的黑色破棉袄，套一条也是黑色的旧裤子，拣了一根棍子拄着，身上除了那条干粮袋，其他就一无所有了。

我俩开始要饭时不知怎么张口称呼，“大伯”、“大妈”、“老乡”、“先生”、“师傅”、“老板”，都觉得不太妥当。称谓必须符合乞丐身份和北方习惯，带点恭敬口气，人家才爱听，乐意施舍。我推敲来推敲去，确定张口叫“掌柜的”比较合适。

开始，我们也掌握不好讨饭的火候。见村子冒了烟，以为饭熟了，就进去要，结果碰了钉子。

“老子还没有吃哩，滚！”

挨了一顿骂，我们总结经验，知道要早了不行。乞丐要的是剩汤剩饭，人家自己都还没有吃，哪能给你呢！看到村子冒烟之后，至少还要等一二个小时，才能进村去要。那时人家刚吃过饭，有点残汤剩水，乐得行善积德。

讨过一段饭，我们也摸索到一点规律。首先要选准讨饭对象，一般来说老太婆心肠慈善，向她要多少能给一点。青年妇女也可以，她们当家理事，心肠软乎，也愿意积德行善。

春荒时节，讨饭越来越困难了，我们就想找点打短工的活计，混口饭吃。我俩路过一个村庄，看见一帮老乡正在挖水沟。我上前去打听，才知是一户地主雇他们挖水沟，为春播做准备，管饭吃，还有点工钱。

好几天没有讨到饭了，不如在这里帮几天工，解决一下肚子问题。我俩便托老乡给监工说情，收下我们当短工。监工见我俩年轻，便发给了两把锹，讲好只管饭不给钱。

我俩混进了挖水沟的行列。小张是农民出身，壮劳力，挥舞铁锹既有力气又在行，获得监工好评。我是学生出身，在红军里又一直当干部，挖沟力气小，铁锹抡不开，干活不在行。监工不欣赏我，走过来骂道：“你偷懒，不肯下力气!”几鞭子抽下来，我身上起了一道道血痕。

老乡抱不平：“你不能打张先生(我讨饭时改姓张)，他是文化人，打了文化人眼睛要瞎的!”

监工不管那一套，又抽了几鞭子，才停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虽受了鞭笞的污辱，为了吃饱也只能忍受。

终于过了黄河

好不容易穿过沙漠，我们来到了一座长城垛子。这里是甘肃到宁夏的必经关卡，检查严格。有个梯子上到墙垛上去，墙垛上站两个背长枪的国民党兵，在那里仔细搜查着每一个过往行人。

我可紧张了一番。我虽然形同乞丐，可米袋子里还有宝贝和“禁品”。头一件宝贝是块罗马怀表，在当时是名贵货，长征路上李一氓送给我的，我一直珍藏着，扔了什么也不肯扔它。另一件宝贝是支派克自来水笔，也是价值无比的纪念品。那还是1930年从井冈山下来，我在四军第一纵队党委当秘书时，这个纵队打下了广东梅县县城，为了庆祝胜利，给营以上干部每人发了一支派克笔。还有一点藏红花，是西路军失败之前发的，我一直未用，塞在干粮袋的最底层。

更可怕的是还有我那驳壳枪的九发子弹，一直藏在干粮袋里，如今成了烫手的危险品，被哨兵查出来还了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了枪留着子弹何用?我直埋怨自己，急得揣着干粮袋手心冒汗。可已经进入了接受检查的行列，走出队列或扔掉袋子都容易暴露，我索性强自镇定，硬着头皮顺梯子走上墙垛哨卡。

哨兵检查了小张，没有发现任何东西，转过身来检查我。

我很敏捷，把干粮袋掀开一角，主动递给哨兵。哨兵一看袋里那长霉的小米、绿豆、糕点，全是讨来的乱

七八糟的食品，看着恶心，闻着刺鼻，就拿过去扔一边，却又仔仔细细从头顶到脚板地搜查我全身。

扔掉了要命的干粮袋，我就轻松自在、非常耐烦地让他搜索，一个叫化子身上除了破布条条还能搜出什么玩艺?

哨兵很失望又不甘心，对另外一个哨兵说：“我看这两人像‘共产，扣下吧!”

扣下就麻烦，我不能不着急：“老总我们不是‘共产!我们是生意人，我是老板，他是伙计，路上被人抢了，讨饭回家去……”

另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哨兵挥挥手：“别扣了，放他们走吧!别的地方抓住了‘共产也会放，如今讲统战了，我们何必过这道手。”

谢天谢地，好在哨兵知道“统战”了。我赶紧拣起袋子，拉着小张下了另一边的梯子。

过了长城哨卡，走了几天，我俩已快走近甘肃中卫地界。我们碰到了一个老乡，便打听离黄河还有多远。老乡说：“只有几十里地了，半天多就能走到。你们是红军吧?过了黄河就等于到了你们家。”

“老乡，谢谢你!”我很高兴，忍饥挨饿走了几十天，总算走到黄河边了，而且接近“家”了。“小张，快走吧！明天就可以过河了，过了河等于回到了红军队伍，几十天的苦没有白吃啊！”

不知怎么回事，小张无动于衷，只是闷头搭脑地走着，不说一句话。走着走着，他岔到半山坡去了，与我拉开了距离，喊他也不下来，反而加快步伐，把距离拉得更大，不一会儿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我好不懊丧。两人走了一路，互相照顾，患难与共。如今快到“家”了，他却不辞而别。战斗小组里唯一的一个忠实同盟者，如今也分裂出去了，剩下我孤家寡人，高兴的心情里掺入了几分悲凉之感。我相信小张不会叛变投敌，不会去干坏事，只是动摇了，不愿意重回革命队伍，可能是回河南老家当老百姓去了。西路军失败之后，有不少人走了这条路。他们或者是怕苦，革命了多少年一直跟苦打交道，不如回家种田去安生自在。他们或者是怕回去挨斗争，尝过了内部斗争的残酷，重回队伍免不了要交待审查一番，甚至吃冤枉，心有余悸，溜之乎了。意志薄弱者的一念之差，使他们半途而废，断送了自己的革命前程。

想到这里，我不胜感慨，也为自己没能把小张带回革命队伍而内疚。

我是不过黄河不死心的。我朝黄河走去，不久就来到中卫的营盘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镇子，离黄河不远。

我在一间铺子里住下来。铺子里有老两口带着一个孙子。我把干粮袋里那点藏红花送给老婆婆。老两口待我很好，让我睡炕上，老汉与孙子一头，我山头。几个月没有睡过炕了，我躺下来，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和温暖。

镇子里的男女老少都抽鸦片烟，抽得很凶。老汉躺在炕上，一口一口地给刚生下几个月的小孙子吹烟，从小熏陶，让他长大接抽鸦片的班。老汉还请我抽，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礼遇。我拒绝了，还向老汉宣传抽鸦片的害处。老汉也不恼，还到处夸：“张先生好，自己不学抽鸦片还劝俺们别抽。”

经老汉的宣传，镇子里的老百姓对我印象很好，为我在镇里站稳脚根作了铺垫。

我想在镇子里住些日子，养养身体再走。有一天，忽然听到枪响，我赶紧站起来想跑出去躲躲。刚到门口，几个当兵的就闯进来了，我立即退回到炕上去。

老汉笑嘻嘻地请士兵抽鸦片，士兵抽了几口，问炕上是什么人。

“我孩哩，哑巴!”老汉搪塞道。

我很欣赏老汉说我“哑巴”的暗示，乐得不说话，因为一张口就会暴露湖南口音，招来横祸。

老汉为我的安全也捏了一把汗，当兵的走后高兴地说：“张先生，你八字好，命硬！”

我连声说：“还是大爷命好，托你的福！”

告别了好心的老两口，我继续朝黄河走去。走到黄河边的大庙镇，气氛更紧张，到处传说通缉徐向前，对过往行人查得很紧。此地更不能停留。看见一帮人正在岸边上船，我也想挤过去，可是看见人家要交船费，我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泄气了。我转悠着，见船老板在渡口边站着抽烟，便走过去搭讪，编了一套自己做生意蚀本落难的经历，然后提出搭船的要求。

这个老板很痛快，连声说：“没事，没事，你上吧，你上吧！”

“老板，我身上没钱了，只讨来点干粮，你如不嫌弃的话……”

老板挥挥手：“不客气，不客气，你上吧，不要钱!”

又碰到了好人，我上船了。

升级为儒丐

过了黄河，我松了一口气。但没吃没喝，还得乞讨。这天下午，我走进了甘肃靖远县的许家湾。也许是前世有缘，我刚好站在许秉章的门口要饭。我还是老一套，编了些生意人落难的老词，想换取许秉章的同情。

“先生贵姓?你是哪儿人?”许秉章问。

“掌柜的，我小姓张，湖南人。”

“你们四川人过得多了。”许秉章好像没有听我的回答一样，硬要说我是四川人，“你做什么生意呀?别骗我了，你是红军嘛!”

经他一点破，我不敢吭声，不置可否。

“张先生，没事，红军过得多了，我们送走的，都回家了。红军好啊!援西军来过这里，留下了好名声。张先生在队伍里干什么?”

许秉章好兴致，居然跟我聊起天来。我觉得这人有见识，靠得住，但也不能贸然告诉他我的身份。怎么回答呢?说是当兵的吧，他不会相信；说是伙夫，自己也不像；干脆自贬三等，说个小官吧。

“掌柜的，我原在连里当文书，抄抄写写，弄花名册。长官说我干得不错，提拔我当了营部书记。”

“红军里有人才呀！在我们墙壁上写标语，一笔美术字好漂亮！张先生一定也写得：一笔好字。”

“我字不太好，掌柜的有笔吗?”

“你进家来吧！”许秉章热情相邀。

许秉章立即搬出文房四宝，磨墨展纸，请我润笔。

我也不客气，提笔就写了一副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许秉章欣赏着淋漓墨迹，连连称赞：“好字好字，漂亮!”

“不好，不好，献丑，献丑！”

许秉章粗通文墨，所以对我这个“张先生”很看重，立即招待酒饭。

吃过饭，他还到镇子里去义务宣传：“张先生字好，张先生字好!你们快拿纸请他写。”

这个镇子大概是有文化传统的，很时兴请人写字，不一会工夫，街坊邻居就纷纷拿着纸走进许秉章家，请“张先生”为他们写字。我没想到还能在这里露一手，说不定表演好了还能混到饭吃，改变乞丐形象，因此格外兴奋，有求必应，一气写了好几张。

要求写字的人越来越多，许秉章的小屋子施展不开，第二天早上，他就带我到后山的庙里去写。庙里有张桌子，有个小炕，住着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

在野外露宿惯了的我，忽萌奢想，要是允许我在庙里住两天，真是莫大的享受。为了得到这种享受，我尽心竭力地为老乡写字。

写了半天，我感到累了，臂颤手抖。我想拖一天，借此改善一下住宿条件，便向老乡提出：“各位掌柜的，我有些累了，手把不住，怕写不好拂了各位的面

子，能不能缓一天，明天再给各位写?”

“中中，不光明天，后天大后天都中，你先歇着！”老乡们通情达理，高高兴兴地走了，许下的诺言超过我的奢望。

我托底了，老乡不仅允许，而且打心眼里欢迎我在庙里多住几天。我踏踏实实地睡了一晚之后，精神头十足，又手不停挥地给老乡们写字。

我年轻，字写得又快，文词儿也多，把这里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老乡们镇住了，都觉得“张先生”有文气，有学问，不几天就赢得普遍的尊敬。

曲径通幽回延安

住在许家湾的日子里，许秉章统筹安排，给我制定了卖字计划。这里的老乡一般没有现钱，而是记烟土账。等烟土下了场，就拿着账本去收烟土，收上烟土再拿去兑现金。一个月以后，烟土终于下场了。我翻阅着卖字记下的账本，掐指一算，已累计有二三十两烟土，也许能兑换几十元吧?我夹着账本，背着搭裢，挨家挨户讨烟土。还好，这里的老乡守信用，见我一来，痛痛快快地就在一堆新下的烟土上捏下一疙瘩，按账本上登记的数目付字钱。

用烟土兑现钱，我自己不能出面，便找到二个中农老乡。这位老乡在当地是个活动分子，能说会道，还会唱山西梆子戏，上上下下有人缘。我把近三十两烟土交给他，过不几天，他就把三十多块钱交给了我。

有了路费，身体也恢复了元气，我要按照计划启程去找红军了。

红军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虽然在这里如鱼得水，却消息闭塞。一两个月了，还没有打听到红军的去向。我不敢公开打听，只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一切有关红军活动的信息。

事有凑巧，有一次一位到过陕北的老乡跟我扯闲篇，我无意之中打听到了红军的行踪。红军来靖远县打土豪，把这里的县太爷抓走后，捎话让带钱去赎“票”。这位老乡可能跟县太爷沾亲带故，受命携款去领人。老乡到指定的地方一打听，说县太爷死了，他便不露声色地又带着钱跑回来了。

“老乡，你去的地方叫什么地名?”我漫不经心地问。

“叫什么曲子、环县。”

我记住了曲子、环县。

曲子、环县在哪里?我摸不着头脑，又不好明着打听，就想了个办法：以卖字先生的身份，堂而皇之地到小学校去看地图。但令人失望，我一连去了几个学校，破旧的墙壁上都没有挂着地图，也许课本上有，可是不好意思去向老师要课本看。我又去老乡家卖字，有心无心地探听曲子、环县，还是不得要领。

正在我急得不行的时候，却在一家念过书的老乡炕头上，看见一本《幼学琼林》，上面有一幅简要地图，恰好标有曲子、环县。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装着很认真地阅读《幼学琼林》，实际上是在过细研究曲子、环县的周围环境和从许家湾到曲子、环县的路径。

一切准备停当，我把要“回家”的意思先向许秉章透露。许秉章虽然依依不舍，也支持我回家看望父母，娶亲成家。我从许秉章家出来，一家一家去告别，向这些“再生父母”作揖拜谢。憨厚淳朴的老乡们，送干粮，送衣物，再三嘱咐我路上小心在意，可不要出岔子。

“张先生，你这次回去做出人来，可不要忘了我们！”

我经海原、固原，过泾川、奔庆阳，一路上遇到不少麻烦，都用自己的书法手艺化凶为吉。

快到庆阳的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小镇子上住宿下来。我同一个山西农民住一个铺，聊起天来。他告诉我要去陕北找当红军的侄子。我已经了解到，陕北到处有红军，为了有一个伴，我立即编词儿说也要到陕北去找做生意的叔父。两人目标一致，他高兴地邀我同行，说路上好有个照应。

我俩正聊得热乎，几个“民团”闯进来盘问我。这几个人下午曾与我在路上邂逅，不知我身上有什么印记，大概是气质上不太像落魄的卖字先生吧，他们总是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我赶紧走开。没想到他们又追进店铺来了。大江大河都过来了，还能在小河沟里翻船?我不太在乎，从从容容地应付盘查。

“有什么证明你是卖字的?”

“有，有，我写的字还有。”我解开包袱，拿出几张字给他们看，还把笔砚也拿出来，摆开要写字的架势：“老总，要想留名，我立即可写。”

“民团”没有雅兴，扫兴地走出了店铺。

我回头找山西农民，也不见了踪影。农民怕事，见他们纠缠个没完，他悄悄溜之乎也。我少了个伴，也很扫兴。

走到庆阳驿马关，我忽然被两个当兵的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竟是两个站岗的红军战士!我内心暗喜，真想跳起来扑过去，叫一声“同志哥”。可我克制住了。长久压抑的心松快了，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想跟红军哨兵逗乐的兴致。

“我叔父在陕北做生意，我从南方来看他，你怎么不让我过关呢?我听说红军对老百姓好得很，爱护生意人，怎么我借路过一下你们都不让呀?”我隐瞒自己的身份，跟不让我进关的哨兵泡起蘑菇来。

哨兵毫不通融：“拿路条来！”

我说：“我是远方来的，到哪儿去搞路条呀?”

哨兵：“上级讲了，没有路条不行!”

我觉得需要透露点信息，让哨兵意识到我不是一般的生意人，便说：“同志，请你们指导员来一下好吧，我有话对他讲。”

另一个哨兵有头脑，感觉这位知道红军有指导员的生意人有来头，问道：“你怎知道我们有指导员?”

我闪烁其词：“我比你知道得多，同志！”

“你不简单，不简单！我带你去见指导员。”

哨兵领着我见了指导员。指导员听了我的叙述，肃然起敬，请我吃饭。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把我送到庆阳招待所住下。招待所所长拿出一套红军服装给我换。我把那身卖字先生穿的衣服脱下，丢在大门口，又穿上了久违的红军服，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招待所的同志逗趣道：“欧阳毅同志，你也太着急换衣服了。穿着那身卖字先生的衣服照像，多有纪念意义啊!”

我一听有理，跑到门口一看，旧衣服已被人拿走了，我后悔了好一阵子。

第二天，随营学校校长袁国平派人来接我到学校去住。我任五军团保卫局长时，袁国平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共过事，比较熟悉，这次见面分外亲热。叙完别后之情，袁国平拿出一本油印的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给我看。我如获至宝，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了，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慨。

我兴奋地给毛泽东、朱德拍去一个电报，报告我劫后幸存，已回到了庆阳。

在庆阳休息了三四天后，袁国平派专人送我到延安——我日思夜想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