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六年党内围绕经济工作是否存在急躁冒进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对急躁冒进是不满意的，但是，究竟以什么方针来进行建设，他还在思索中。到一九五七年秋天，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着重考虑到建设方面的问题，观点也更加明确起来。当时，有两个新的情况对毛泽东的思考也产生影响：一个是，整风运动开始后，个别人利用党内关于“反冒进”的争论，攻击新中国的经济工作搞糟了，甚至提出共产党不能领导经济等。这使毛泽东更加认定：“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因此，当反右运动高潮过去后，他回过头来准备解决党内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场争论。用他后来的话说是：“用整风来反掉右倾保守思想”。另一个原因是，这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接着又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这使毛泽东十分兴奋。他回答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的依据是，他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波立特、高兰的谈话中了解到，再过十五年，英国钢的年产量可从现在的两千万吨增长到三千万吨，而中国再过十五年可能达到四千万吨。胡乔木后来回忆：“毛主席对这个会议非常满意。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这时确实感到胜利在我们一边，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超英赶美。”“毛主席觉得可以探索一种更高的发展速度。把群众发动起来，而且是全国发动起来，生产一定会大跃进。”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国内打电话，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说以后再也不要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十二月八日他离开北京，到华东地区停留了将近一个月。毛主席认为那时北京的空气沉闷，华东的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陪同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经济考察团到达杭州。十六日和十七日，他在杭州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有柯庆施、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渭清、叶飞、江华参加的会议，讨论浙江省委向省第一届党代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当时，因为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将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赶回北京。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周恩来陪同巴德尔又到杭州，并在二日至四日继续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除前次会议参加的人员外，这次会议又增加了胡乔木、陈丕显、林铁、石西民、张春桥等。

在杭州召开的这两次会议，讨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原编者注：指柯庆施)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还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一百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但是，杭州会议并没有取得令毛泽东满意的结果。

一月六日，周恩来回到北京，为即将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准备。考虑到一九五八年的预算和年度计划等需要研究确定，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在人大会召开前先开一次党内会议讨论一下。毛泽东表示同意，并亲自写了准备到南宁去开会的通知，通知写道：“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6(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二十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他还提出，会议期间“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会议在南宁如期召开。毛泽东所点的人中，陈云、邓小平、张德生、潘复生没有到会，周恩来因为要送巴德尔王太子回国，到南宁的时间推迟了两天。会议的重点本来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及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一月十三日，周恩来到机场送走巴德尔王太子回国的当天傍晚，乘飞机抵达南宁。同一天，柯庆施也飞抵南宁。这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在十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

议的形势很紧张。”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二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经历了两次杭州会议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是毫无思想准备，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发这么大的火，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一月十九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八点多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对反冒进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反冒进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他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的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他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月二十日，毛泽东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第二天，他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强调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把话说得这样重，使许多人不好再发表不同意见了。

一月二十三日凌晨，南宁会议结束。当天下午，周恩来和刘少奇一起回到北京。

二月一日至十一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李先念和薄一波分别作《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是在南宁会议期间经周恩来审改过的。报告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要切实保证本部门财政的收支平衡，非因重大灾荒等事故，不得向国家要求追加支出。在扩大各地方、各企业财政管理权限的同时，中央各业务主管部门应该加强全面的综合平衡工作，并且加强业务方针的领导。报告还强调，一九五八年不仅应当使工业生产在数量方面有一个跃进，而且应当在质量方面也有一个跃进的发展。这次会议确定，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是620万吨。这个指标是根据南宁会议要求生产计划制定三本的精神确定的。所谓三本是：“中央两本，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为标准。”国务院要求这是国家的第一本，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在此基础上再制定第二本。从这个数字来看，指标的安排比较高，但并没有远离正常的轨道。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这时，北京正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继续批评“反冒进”问题。不过，同南宁会议时相比，会议的气氛缓和了许多，因为，一些搞经济的同志“睡不着觉，吃安眠药”，毛泽东认为：“我们还是靠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关于“反冒进”的性质，毛泽东在十八日的会上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总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毛泽东还说：“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那一年冒还要厉害”。

这时，像周恩来这样受到严厉批评的一些领导人不能再发表什么不同的意见。他们必须顾全大局，不能不郑重地考虑毛泽东不久后所说：“搞的不好，我们党会分裂，一分为二。”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三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

三月九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从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的十八天会议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他也谈到，在建设速度上要留有余地，“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但是，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一次是总结外交工作；一次是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检讨。

关于“反冒进”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说：“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也认为问题本质还不是什么战时赤字和和平赤字的问题，这两种赤字虽然有条件的不同，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解决这两种赤字的方针是一个，就是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

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尽管毛泽东感到会上“思想谈得较少，似是缺点”，但是“这次会议解决了大批问题比南宁进一步”，他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周恩来的检讨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的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等三十七个文件。在“反冒进”、鼓干劲的形势下，会议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比二月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第一本账大幅度地提高了，例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六点一提高到百分之十六点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为了巩固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把形成的决议以更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党的代表大会。由于这时离上一次全国党代会只有一年多，因此决定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形式召开，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是一个例外。

成都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马上开始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准备。毛泽东离开成都，经重庆，下三峡，到武昌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传达成都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刘少奇返回北京主持修改在成都会议上通过的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草案)。

三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和邓小平、陈云一起回到北京。应该说，周恩来从南宁会议以来一直处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这几年来的经济工作，如果错了，究竟错在哪里；认真思考一下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但是，回到北京后，繁忙的外事活动，特别是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占据了他很多时间。一位当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五月五日下午三时，大会正式开幕，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和邓小平作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分析：“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继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报告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向全党正式提出由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百折不挠地为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践线而斗争。”对这条总路线，中共中央后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评价的：“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报告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强调“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主张同样是很明确的，即应该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报告时，还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一低潮一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一保守一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从五月八日开始，陆陆续续进行了十天的大会发言，发言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

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做了检讨。事前，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究竟怎样来做这次检讨，周恩来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一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曾说：他们不忍心看周恩来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他从五月十日起，开始进行认真的准备。当年帮助周恩来整理检讨发言的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准备一个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

“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陈云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说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身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

“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

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前，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后，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这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尽管陷入巨大的痛苦中，仍力求把问题想通。他在检讨发言中说，促使他重新来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问题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就，把一九五六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而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派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而过去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他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条件，就是我国农业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农业了，而不是个体经济的农业了。从个体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五亿多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将战胜人们担心的各种困难，在农业战线上获得人们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有右倾保守观点的人，只见物不见人，忽略了这个决定性的条件。”几天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又强调了这几点原因，并且说：“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而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地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周恩来在发言中还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几点意见，强调今后要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指示。

五月二十三日，大会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莫斯科会议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随后，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要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人参加书记处的原因是“以便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六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山任组长。六月十六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增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这时，周恩来的处境是困难的。然而，他服从党的决定，继续挑起这副担子，艰难地前进。

从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到这个时候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火的严厉批评，造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的状况。党的干部中又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左”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本文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1949—1976)第十四章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