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路

孙中山提议，苏俄红军攻取新疆、甘肃，与四川国民党人胜利会师

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因西南军阀的背叛而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往上海。之后，孙中山一面“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一面仍像过去一样，积极从境外寻求援助。这时，孙中山在秘密同日本银行界接触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他明确讲：“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为此，孙中山特别请了一位俄国教师，去教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和李朗如等人学习俄文。

俄国革命成功后不久就遭到十四国武装干涉，几乎被扼杀于襁褓之中。但1920年春，苏俄政府已渐渐把它的统治伸展到远东地区来了。眼见俄国革命势力东渐，孙中山认为，他向俄国求援的机会来了。他相信革命的苏俄政府肯定比那些外国列强更乐于帮助他。

1920年9月，曾任孙中山警卫团团长的李章达受孙中山派遣赴俄。孙中山要求李章达务必到达莫斯科，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从土耳其斯坦进军中国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

李章达从上海出发，经北京直上哈尔滨，从黑河附近过境，于10月底到达俄国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在那里，他遇见了以记者身份在中国进行秘密活动的斯特拉霍夫。他明确告诉斯特拉霍夫，孙中山要他前往莫斯科，以孙博士的名义向苏俄政府提议签订一项在中国采取联合行动的协议。据他说，在四川省已有4万名国民党员做好了准备，他们会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的到来，并积极策应红军的进攻。斯特拉霍夫当即介绍李章达前往莫斯科，而李章达也为斯特拉霍夫写了给孙中山和李烈钧等人的引见信。

斯特拉霍夫在与李章达分手后，再度进入中国。但他到上海时，广州已经光复，孙中山已去广州重组政府。斯特拉霍夫找到国民党在上海的主要宣传喉舌《民国日报》，只见到了国民党的重要鼓动家戴季陶。随后，经戴季陶安排，他在1921年1月12日晚，才算见到了广州新政府的一位领导人——李烈钧。

据斯特拉霍夫给莫斯科的报告说，会晤选择在晚上，据说是因为白天这所私宅会受到“严密监视”。当晚，他在戴季陶派给他的一位向导的陪同下，从湖南路出发，转来转去，直到深夜才来到预定见面的地点——法租界环龙路44号。这天晚上李烈钧对他说：国民党深信只有战争才能摧毁北洋军阀政府，而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通过秘密派遣代表沟通情报，特别是缔结必要的协定，来建立与苏维埃俄国的亲密关系”。并说，“为了革命的成功，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越飞断言，孙中山请红军出兵的想法，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

孙中山关于苏俄通过直接干预来帮助中国革命的设想，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访问桂林和广州时，也有过耳闻。据马林报告，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确信：中国革命要想胜利，需要俄国人直接的援助，“要么在蒙古，要么在西伯利亚，组织北方的中国革命者”，光靠广州的力量是困难的。但是，正如广州政府重建之后，作为政府成员之一的李烈钧生怕白天会晤俄国人会被人捅上报纸一样，孙中山这时争取苏俄援助的热情，也已经在降温了。因为，广州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的首要问题是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而与俄国人来往，未必能够马上得到多少好处，却必然会开罪周边的列强。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目前不能同苏俄公开结盟。因为广州在英国人的眼皮底下，联俄会给他“造成不利局面”，“如果他不联俄，他就能够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再度向苏俄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又是在孙中山被赶下台之后。1922年6月，孙中山倚重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叛变，他再次被迫返回上海。自1905年揭旗革命之后，孙中山始终在各色各样的列强和大大小小的军阀中间周旋，名为借助外力，实则每每被他人利用。时至于此，党内同志，特别是像蒋介石这样的军事干部，均已看破，转而力主联俄，孙中山也不得不痛下决心，重提其西北军事计划。

8月25日孙中山刚到上海，就意外地收到苏俄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从北京的来信，希望与他建立密切关系。孙中山当即写信给还在福建的蒋介石，要其“早来备筹一切”。函称：联俄事已有眉目，双方关系已通，我已请其军事随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相信“凡事当易商量矣”。

9月26日，随同越飞来华的军事随员格克尔到达上海，在莫里艾路29号与孙中山会晤。陪同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上海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的编辑古尔曼作翻译。孙中山开门见山地表示，他想讨论的是军事问题，也就是想了解，俄国人准备用什么方式来援助他。他告诉格克尔，他一直在为中国的统一而斗争，但他发现，外国列强实际上在阻挠中国统一，因此他需要一个支持统一的朋友。经过太多的曲折之后，他已经看出：“这个朋友只能是俄国”。而他想要俄国做的，就是“在西北边境地带或土耳其斯坦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可以从俄国得到武器弹药”。孙中山再三地问格克尔：“俄国是否会帮助他在西部(西北部)组建这样的武装力量呢？”“俄国能够为这样一支革命军队提供交通工具、弹药和武器吗?”俄国能否援助飞机，是否制造飞机，是否有汽车，有何种火炮，是否有很多机枪，等等。在听格克尔介绍了苏俄援助土耳其凯末尔取得胜利的情况之后，孙中山显然相当兴奋。他当即画了几张草图，说明俄国至少可以有三条路线来实施这样的援助。不过，他认为最可靠的路线还是经过土耳其斯坦进入新疆。最后，他明确表示，如果越飞同意他的想法，他会马上派自己的军事专家(即蒋介石)去和格克尔一道制定具体的计划。

10月上旬，孙中山再度会晤了马林。马林表示了对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怀疑态度。在他看来，除非孙中山能够成为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要求苏俄出兵，否则，红军绝不可能轻率地进攻新疆。但孙中山仍旧坚持，以他的名义来提出出兵请求是可以的，因为他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他表示，红军只要有一个师就可以占领新疆。一旦在那里建立起他的军队，他本人愿意到新疆去，甚至可以考虑在那里建立苏维埃制度。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双方可以很好地合作。得到孙中山的这一提议后，越飞立即报告了莫斯科，但他也同样不认为孙中山可以代表中国中央政府。他明确告诉马林说：“孙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异想天开的计划，已经报告莫斯科，并附上我的意见，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

马林的态度，使孙中山意识到向苏俄求援“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但他毫不气馁。他在稍稍修改了他的这一“异想天开的计

划”之后，于12月20日亲自给越飞写信恳切地提出他的要求。函称：“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即乌兰巴托)支援我们吗?如果能，能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孙中山最后呼吁说：“为了早日采取行动，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同我具体讨论这个计划。如果计划在明年即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苏联接受孙中山建议，决定帮助国民党在西北建立大的作战单位

1922年以前，为了同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北京中央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苏俄政府一直把眼睛盯在对北京政府影响最大的直系将军吴佩孚身上。但谈来谈去，双方围绕着外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始终谈不拢。到了1923年1月13日，越飞终于沉不住气了。他上书俄共中央和苏联(苏俄这时已改名为苏联)政府领导人，明确提出：目前，只有孙中山的政府才在思想上更接近我们，才更有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希望。我们为什么不能考虑接受孙中山12月20日信所提出的条件，“转而采取真正革命的政策”，通过中国的蒙古和土耳其斯坦来援助他统一中国呢?

1月17日，越飞由北京到达上海。18日，越飞即前往莫里艾路29号孙中山的寓所拜会了孙中山。次日，孙中山也到越飞住的汇中饭店回访了越飞。22日，双方开始在孙中山的寓所正式会谈。在会谈中，除了就双方合作条件达成妥协之外，孙中山又一次当面向越飞提出了他的西北军事计划。孙中山表示：他希望把自己的纲领建立在完全不依赖帝国主义列强而纯粹依靠苏联的基础上。因此，他认为，必须把革命的根据地从容易被帝国主义封锁的广东，转移到靠近苏联的国内腹地去。他确信，他至少有10万军队可以通过广西、四川、山西等省转移到蒙古边境，然后经过新疆或库伦到与苏联可以直接接触的地方，比如到蒙古边境地区驻扎下来。经过苏联方面的装备和训练之后，只要一两年时间他就可以进行胜利的“北伐”了。“到那时候，任何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都不再具有危险性了”。

26日，即双方正式发表了表示双方合作关系的《越飞孙文宣言》的当天，越飞上书俄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如果不同意孙中山的计划，他就不得不同帝国主义妥协，中国的国民革命就将长久地拖延下去。因此，他建议：1．立即向孙中山提供200万金卢布；2．在必要时向张作霖发动进攻，以帮助孙中山的北伐；3．接受孙中山的计划，并准备在一两年内给他的10万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

2月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写信给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提议“考虑一下我们能向孙逸仙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一个月之后，俄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了越飞的建议，否决了越飞建议的第二项，即进攻中国东北，同时决定批准越飞提议的其他两项。会议决定：“可以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元的资助”；“最好在中国西部以完整的军事建制的形式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只要孙中山同意。可以派出政治和军事顾问小组。紧接着，按照越飞和孙中山本人的要求，托洛茨基进一步提议具体讨论：“能否在孙逸仙建立某个规模巨大的军事建制(师、军团)方面给他以帮助，在哪些方面给予帮助?”

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磋商，苏联方面终于决定援助孙中山，并在5月1日通过越飞、马林，正式向孙中山发去苏联政府的电报，表示准备向国民党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而且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这包括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

严格地说，苏联政府的决定距离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即便如此，这种程度的援助，对国民党也已经是空前规模的了。因此，孙中山的反应十分积极。他很快于5月12日致电越飞，表示：“贵国五月一日复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政府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具体协商西北军事计划

由于种种原因，向莫斯科派遣军事代表团磋商西北军事计划的事情，一直拖到7月中旬才最后确定下来。孙中山派总参谋长蒋介石为他的全权代表，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苏方在尽快提供第一批援款，派遣军事顾问前来广东协助编练军队的同时，与蒋介石具体讨论实施西北军事计划的方案问题。

代表团8月16日从上海乘俄轮出发，经海参崴再改乘火车前往莫斯科。除了蒋介石以外，代表团中还有沈玄庐和王登云。其中沈玄庐不久前还是中共党员，蒋介石和王登云则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挑选王登云主要是因为他懂英语，可以为蒋和沈做翻译。到莫斯科以后，中共党员张太雷和从欧洲来的邵元冲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

代表团是9月2日抵达莫斯科的。他们依次拜访了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以及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在9月9日与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的谈话中，蒋介石详细地介绍了孙中山与他讨论过的军事设想。他明确告诉苏联军方：广州的总参谋部和国民党人已经决定，“把战场转移到中国另一地区，即西北地区来”。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即在于此，孙中山不仅希望苏联方面能够派尽可能多的顾问到华南去，仿照红军编练部队，尤其希望能够与苏方共同商讨新的作战方案。

关于在西北开辟新的战场的军事计划问题，蒋介石做了扼要的介绍。据他说，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希望在苏联的援助下，在库伦以南邻近蒙中边界的地区，按照红军的样子建立一支新的军队，然后从这里向北京发动进攻。根据斯克良斯基的建议，蒋介石在会后亲自整理的计划书标以《中国革命之新前途》的题目，于10月3日提交给了苏联军事委员会进行研究。

《中国革命之新前途》长约9千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重要的历史文件。它在绪论中明确提出：“从军事的观点来看，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范围内，即在中国东南地区奠定巩固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来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同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

基地。”接着，它在第二部分，即军事计划部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各派势力的相互关系、兵力分布、武器配备和军火生产规模，比较了在新疆和外蒙建立军事基地的利弊得失，具体提出了国民党希望组成的西北军队的编制和武器配备，说明了向北京发动进攻及统一全中国的准备过程、进攻路线等等。

按照孙中山原来的设想，文件仍建议以库伦和乌鲁木齐为国民党的西北军事根据地，但蒋介石详细比较了两者的优劣，希望苏方能够同意以库伦为“临时根据地”，而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在库伦组建主力部队，而在乌鲁木齐组建后备部队。如果苏方只同意一个地点，则建议以库伦为最终选择，因为从军事角度看，从蒙古进攻北京，只需要在路上花四五天的时间。据此，蒋介石建议，由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库伦组建至少三个混成旅，每旅6000至10000名士兵，使之达到8000至30000人之数，同时为他们提供15000至24000条步枪，12至18门大炮，1500至3000匹马或骡子，6至10架飞机，50至300辆汽车。争取用一年半的时间来做诸如建立军校、培训军官、招募士兵、组织军队，以及准备军事供给等项工作。以便最早从1925年5月起，就可以调遣部队南下至靠近绥远和察哈尔的蒙古南部地区，准备对北京政府发动进攻。按照蒋介石的描绘，这一进攻可以从1925年11月开始，首先占领绥远和察哈尔地区，并攻占北京；然后占领黄河流域，夺取吴佩孚司令部驻地洛阳和河南省省会开封府，以及江苏省的徐州；最后占领长江流域，夺取湖北省省会武汉和江苏省省会南京。

代表团被搁在莫斯科坐冷板凳，苏联人断言西北计划纯属冒险

蒋介石等人9月2日到莫斯科，5日见契切林，7日见鲁祖塔克，9日见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然后三个多礼拜被安排参观游览，直到10月3日虽有机会递交军事计划书，但仍见不到苏联有关负责同志的面。此后俄国人依旧把蒋介石晾在莫斯科坐冷板凳，时间更长达一个多月。这不禁使人联想到26年后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所遇到的几乎同样的情况。那一次毛泽东只被晾了一个多礼拜就已经大发脾气了，不难想象被晾在一旁将近两个月时间的蒋介石心里是什么一种滋味。

11月1日，契切林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转告他说，苏联新任驻北京大使加拉罕来信特别强调：“在这里对孙逸仙的参谋长应该表现得亲热些。可是情况恰恰相反，除了我之外，同他见面的只有斯克良斯基同志”，结果“参谋长神经过敏已到了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个时候确已忍无可忍了。

蒋介石这时在国民党内无疑是最主张联俄的。在陈炯明叛变之后，他曾多次提出联俄意见，认为只有争取苏联援助才有办法。即使在广州收复后，他仍对访问苏联、争取苏援充满热情，甚至不惜为此舍弃一切工作。他曾明确向孙中山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他万万想不到，一心想来苏联争取苏援，自信有绝对把握，结果竟遭如此冷遇。由于把此行看得太重，搜肠刮肚地去猜测俄国人的想法，弄得无所事事的蒋介石反倒神经紧张得难以自恃，不得不要求离开莫斯科去休养和治疗两周。

终于、11月11日，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再度露面了。他们在这一天下午接见了蒋介石及其代表团成员。斯克良斯基开门见山地表示，他们已经详细地研究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军事计划书，他们的结论是：“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他建议国民党最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军事行动等到内部条件已经变得有利时才去考虑它。对于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他明确讲：“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只能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行动”。至于苏联方面为什么改变看法，在西北组建新军为什么注定是冒险，斯克良斯基未做任何解释。斯克良斯基唯一同意的只是，国民党可以派人来莫斯科学习军事。

在焦虑不安中等待了两个月之后，竟然得到这种回答，可以想见蒋介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蒋介石焦躁的心情这时反而平静下来了。负责接待代表团的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翻译这时发现，蒋介石甚至在表情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吃惊和不解。甚至，刚从斯克良斯基的办公室出来，他就告诉翻译说，他不需要去休养和找医生了。

俄国人为什么会出尔反尔，推翻自己曾经明确答应过的军事方案?关于这一点，今天的俄国学者相信，最主要是因为当时德国爆发了革命，从而影响了苏联领导人卷入远东事务的积极性。但是，我们有必要注意到10月6日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因为，在这封信里，加拉罕告诫刚刚被派到孙中山身边去当顾问的鲍罗廷说：第一，您应当请他向您详细地介绍一下他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讨论的计划，并委婉地指出，“在莫斯科没有我参加未必能作出什么决定”；第二，孙中山关于从西北进攻北京的计划是一个“空想的计划”，如果他再次重提这个计划，您要向他说明，“这个计划不可能立即实施”。这首先是因为，“在决定实施任何一项重大计划之前，我们都将竭力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特别是巩固自己在满洲的地位”。

加拉罕的话意味着什么呢?第一，它说明加拉罕在莫斯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负责东方事务的前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他对孙中山计划的看法多半是决定性的。第二，它说明加拉罕根本上就反对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而他主要的理由就是，实施这个计划将会危害苏联在中国的地位，特别是不利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地位。显然，尤其是这后一点，蒋介石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在自己的计划书里面，还特别说明了在蒙古组建国民党的军队可能会引起日本的猜疑和不安，但他却告诉俄国人说：他认为日本人不会用武力进行干涉，东北的张作霖甚至还会和这支军队并肩作战。可以肯定，对于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想招惹日本人的苏联领导人来说，不论是加拉罕也好，蒋介石也好，只要提出这一种可能性就足够了。更何况，当蒋介石到莫斯科之后不久，加拉罕就向上面报告说：“国民党已彻底涣散”，越飞过去那些有关孙中山和国民党如何强大的神话，“都是徒有虚名”。既然中国的事情不像越飞所说的那样距离胜利很近，既然支持国民党在西北创建军队可能招致日本不满，俄国人当然要变卦了。

孙中山的西北计划胎死腹中，蒋介石认为“俄党殊无诚意可言”

导致俄国人变卦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蒙古的地位问题。

这个时候外蒙古名义上还是中国的地盘，即使在《越飞孙文宣言》中，苏联政府也堂而皇之地承认：“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

其与中国分立”。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苏联红军实际上这时早就进驻并控制了外蒙古，莫斯科自然希望外蒙古能够成为苏联保护自己不受左右着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犯的一道屏障。出于这一目的，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让国民党的势力深入到外蒙古来，为日本干涉提供口实。还在孙中山最初提出想要在库伦附近建立根据地时，莫斯科就明确地就此提出了疑问。后来越飞解释说，孙中山的计划只是想在蒙古南部边境建立基地而已，这才得到莫斯科的同意。想不到蒋介石提出其计划书时，竟忽略了这个问题，仍旧强调军事基地应建在库伦，军队训练好后再南移。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不安。在一次与契切林的会面中，契切林就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声称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那里进行军事行动，这将会引起严重误解。对此，蒋介石深感难于理解。他在10月23日给契切林的一封信中，一方面告诉他孙中山希望代表团与苏联同志讨论西北军事计划问题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一方面直言不讳地表示，您关于蒙古人害怕中国人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但问题是，蒙古人害怕的其实是中国的军阀，而不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尊重自治和自由的，是希望同我们的蒙古同志互相了解并同他们进行合作的。“我们的西北计划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蒙古同志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并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同我们一道行动，同时这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进入蒙古”。

当然，没有哪一个苏联领导人会看重蒋介石的许诺。11月27日，蒋介石在会见托洛茨基时，再度遇到了蒙古问题。托洛茨基除了重复斯克良斯基已经谈到过的那些原则以外，还特别强调了国民党应当“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的问题。尽管，托洛茨基承认蒙古目前仍旧属于中国，但他的说法明显地已经把蒙古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对于蒋介石解释说国民党希望与蒙古同志一道行动，托洛茨基则坦言相告：“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你们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明你们并不想主宰它”。

蒋介石强压住内心的不满，没有表现出来。但出门后，他气愤地表示：托洛茨基在骗人，“如果蒙古想独立，那也需要我们来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才行，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

时至于此，蒋介石在莫斯科也没有什么好做的了。11月29日，蒋介石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极其失望地离开了莫斯科。很明显，蒋介石没有能够完成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特别是苏方对外蒙古视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给蒋介石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以致访苏归国后，他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赌气只从老家溪口寄给孙中山一份报告了事。直到孙中山等接连电催之后，他才于一个月之后前去广州。但蒋对苏联之恶感，已由此深埋于心里。他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公开讲：第一，“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第二，苏联对中国“满、蒙、回、藏诸部”，皆怀有帝国主义的野心，估计其“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大概是想解释点什么，或者感到对于孙中山本人应该有所交待，契切林在蒋介石等离开莫斯科后不几天，又想起来有必要给孙中山本人写一封信，正式说明一下苏联政府不同意他的西北军事计划的主要理由。这大概也是双方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后一份文件了。契切林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我们认为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强有力的运动，所以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的榜样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军事活动是成功的。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组织和领导了我们的群众，用这种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政党，一个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政党，整个中华民族一定会看到国民党——这个广泛而有组织的政党同中国各个地区军事专政之间的区别。国内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以及中国西部各民族，需要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是支持他们的自决权的。所以，你们不许在这些地区使用武力。这就是我在这些问题上所考虑到的一些想法。

与托洛茨基相比，契切林的提法要委婉和策略得多，但信中的意思是再明白无误的了，那就是：如果你孙中山确实在北方有力量，那么，你可以利用这样的条件，但是不许利用蒙古来发起你们的行动，不许在蒙古使用武力。这就是苏联政府对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设想的最后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