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荣 翟纲绪等

有人说，《三家巷》和《苦斗》这两卷小说是对青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活的教材”，它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它“感人地描写了这个巨大的历史真实”，不愧为一部“动人心魄的史诗”。可是，我们认为，小说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大革命前后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殊死斗争。恰恰相反，却歪曲和丑化了在这一历史时期正以雷霆万钧之力登上政治舞台进行英勇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模糊了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正在进行着的搏斗，掩盖了阶级对立，抹杀了阶级斗争，并且，向青年大肆灌输了阶级融合的思想毒素。

一、不是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而是各阶级的“大汇合”

《三家巷》的“内容说明”中写道：“作品……通过三个家庭——一个工人家庭、一个买办资本家家庭和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的历史，及其亲友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了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不错，小说的确是写了三个不同的家庭，可是，小说究竟有没有通过这三个不同的家庭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出大革命时代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呢？读了之后，我们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没有。

我们知道，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群众运动迅速发展，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特别是“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激，在党的领导下全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商人举行了总罢市。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城市，其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的省港大罢工，参加罢工人数达二十五万，他们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坚持斗争达十六个月之久，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使全世界为之震动。在革命高潮中，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参加农民协会的农民，在广东增加到六十多万人，在湖南有三四十万人……。一九二六年七月，举行了北伐战争。就在这一年，毛主席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的著作，一九二七年又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辨了真正的敌友，指出工农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在这个大革命风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同时，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极其尖锐，整个社会阶级矛盾处在激化的状态里。然而，被誉为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三家巷》和《苦斗》，不仅没有反映出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激化的状况以及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相反，却作了极大的歪曲。

先从《三家巷》说起吧。书中称作三代工人的周家，作者显然是把它当作大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代表来刻划的。如果小说要想对历史的真实作出艺术的概括，本来应该塑造出真正的工人阶级形象，着重描写他们所受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从而表现他们受压迫最深因而反抗性最强、革命性最坚决的精神面貌。然而，《三家巷》中的周家很难说具有这方面的典型意义。虽然作者把周家三代人都写作手工业工人（只有周铁的大儿子周金进了兵工厂，算是产业工人），但是，在作者笔下，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周家却不仅根本没有受到什么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现实、对反动统治阶级并没有应有的愤恨、反抗和斗争，而且生活还过得挺不错。

书中描写周家四个孩子有三个是中学生，其中还有一个是女学生。周炳“出征”时，家里还要大摆“家宴”，作者特意用对比手法与买办资产阶级陈家

的“家宴”相比：一边“吃的都是燕窝、鱼翅、鲜菇、竹生之类”；一边“吃的都是大盘大碗，大鱼大肉”。“一边是谈笑风生，一边是猜枚痛饮，各得其乐。”像这种吃喝场面在书中不是偶然的一次。在旧社会，工人周家的生活，自然比不上买办资产阶级的陈家，但也不是穷得连日子都过不下去，而是过着这么一种安乐的小康生活。从书中描写的周家这种经济状况，就决定它不能产生强烈地变更现实的革命愿望和要求，更谈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自觉性和坚定性了。看吧，“抡了四十年铁锤”的老工人周铁，倒装了满脑子的升官发财的观念，看见官僚地主何家“发死人财”，就垂着一尺长的涎水，羡慕得了不得，甚至“下了狠心”，要把房子卖掉供周炳念书，好让他将来“也能像何五爷那样，捞个一官半职，光大门楣”。对买办陈家呢，老工人周铁这样对儿子说：“我活了四十岁，没见过谁像陈大爷（指买办陈万利）发得这么快的。……人家糟蹋陈大爷，说他跟洋鬼子倒尿壶。就算带倒尿壶，咱也不成。我是认了命了。”这哪里还有一点血统工人的骨气呢？更奇怪的是，周铁这个老工人像害怕瘟神似的害怕革命，唯恐招来杀身之祸。他痛骂周炳参加革命是“不安分守己”。另一个老工人区华，也是和周铁一样胆小怕事，缺乏起码的阶级党悟。他对周铁说：“我是不相信什么省港罢工，也不相信什么国民革命的。那全是空话。都因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他认为区桃的牺牲是“白送死”。而周铁竟答曰：“你说的真是金玉良言。”这就是他们对于当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态度！此外，书中再也找不出比他们两个更进步的老工人了。试问，这样落后的老工人怎么能代表大革命时代觉悟了的工人阶级呢？

周铁是这样，周家年青一代又怎样呢？作为产业工人的共产党员周金，作者把他写成在省港大罢工的斗争中急躁盲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消极悲观，“什公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了。”共产党员周榕呢，又是“只有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没有小资产阶级热情”的知识分子，在省港大罢工艰苦斗争的时刻，他离开了战斗岗位，与买办的女儿陈文娣一起到上海寻找“绝对的自由”，过放荡生活去了。至于小说的主人公周炳，也只不过是“恋爱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总之，根据书中所描写的周家这一个工人家庭，我们实在看不出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而活不下去非起来革命不可的趋向，看不出他们自觉地进行斗争，成为大革命的主力军的必然依据和阶级基础。

对于官僚地主的何家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陈家，作者虽然提到了他们的“发家史”，但对他们两家的反动本质却从来没有进行过深刻的揭露。对陈家如何投靠帝国主义发洋财，始终是个没有解开的“谜”。何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也只是轻描淡写而已。至于陈家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则只字未提。与此相反，作者倒用了大量的笔墨，不厌其烦地客观主义地刻划了陈何两家荒淫无耻的家庭生活内幕。难怪有些人读了这两本小说，并不觉得阶级敌人残酷阴险，非要对他们进行革命不可。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可是，在作者笔下的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何家与陈家，我们却看不出他们的反动本质，他们是人民的死对头。

由于作者对三个家庭的描写没有触及阶级本质，所以在处理这三家之间的关系时，就混淆了阶级界限，掩盖和抹杀了阶级对立。作者企图通过周、陈、何三家关系来概括当时阶级斗争的面貌，可是，在作者笔下，这三家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看吧，陈家自去开他的洋行，何家自去当他的官老爷和大地主，周家也可以过着平安无事的小康生活（若不是一心想向上爬，供周炳念书，房子也不用卖的）。三家之间基本上是处在和平共处的状态之下。在这里，根本没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分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与无产阶级竟能“合二而一”了。

更荒唐的是，作者不仅没有写出他们三家的阶级对立，而且还津津有味地去渲染三家之间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你看，周、陈两家是连襟，又是姻亲；周家的女儿嫁给陈家；陈家的女儿先嫁给周家，接着又改嫁给何家；周、陈、何三家的年青一代，既是同学、表亲，又是拜把换帖的兄弟。而那位“成长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周炳，还拜过买办陈万利作干爹，在陈家当过干儿子。这种亲上加亲的层层复杂关系，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了，怪不得周炳总是洋洋得意地夸耀“三家巷是个好地方”呢！作者就这样用偷粱换柱的手法，以亲戚关系代替了阶级关系。

在《三家巷》里，不但没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气息，而且充满了“互相提携”同舟共济的亲戚情谊。走进三家巷，就像走进了“世外桃源”。老一辈以周杨氏和陈杨氏两姊妹为纽带，和睦相处，不分彼此。陈家办喜事过生日，周家、何家都去吃吃喝喝，共聚一堂，像一家人一样，打得好不火热！年青的一代，更是不分阶级、不分性别，意气相投，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在那“盟誓”“换帖”的夜晚，他们对

天发誓：“今后永远互相提携……此志不渝，苍天可鉴！”在“幸福的除夕”，三家巷里的工人儿女与资本家子弟，一对对地谈情说爱，沉醉在所谓“快乐的、勇敢的春宵里”。在三家巷里，阶级界限没有了，阶级斗争取消了，有的只是神圣的“友谊和爱情”，有的只是“无比美妙的青春活力”。尽管在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革命洪流的冲激之下，他们之间也有过分岐，争论，然而，这些都不过是个点缀，是外加的东西，并不是他们之间阶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他们“求同存异”，亲戚还是亲戚，朋友还是朋友。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买办阶级陈文雄、官太太陈文英不是照旧“提携”周炳，保护他躲避反革命的大搜捕吗！

《三家巷》里这些不同阶级、不同出身的人物，不管是在大革命的前夕还是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里，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却过得那样平静，那样欢快。我们看不到一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如火如茶的时代风云，感觉不到任何时代脉搏的跳动。为什么三家巷能脱离当时的阶级斗争，彼此之间“求同存异”呢？说穿了，无非由于他们都是亲戚和朋友。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把必然对立的阶级关系巧妙地“合二而一”了。小说的作者就这样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各阶级汇合”的“无差别境界”。在这里，阶级的影子看不清了，阶级的界限没有了，因为对立的阶级已经融合在一块了。这哪里是“反映了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哪里是什么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呢？分明是对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歪曲。

二、最大的毒素，是欺骗青年对立的阶级可以彼此相爱

再让我们看看《苦斗》这一卷小说吧。不错，在这本书里，已经有了对当时农村的阶级斗争的描写。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分析作品对大革命失败以后周炳在上海的流亡生活和对震南村工农革命斗争的描写，是不是真正概括和反映了当时工农斗争的历史的真实面貌，是不是真正概括和反映了三十年代革命在南中国农村的深入和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理由对书中的情节安排提出疑问，对它的典型意义有所保留的。我们要指出的是，书中这方面的描写，并不是一个“在概括时代风貌的广度和表现革命气氛的深度上”大大不够的问题，而是在这方面的描写，作者究竟宣扬了什么思想的问题。尖锐的阶级对立，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一场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确摆在读者面前了。但是，作者是怎样解决和处理的呢？问问广大的读者吧。他们从这卷小说得出的结论，却只能是：超阶级的爱战胜了一切。不是有人这样说吗：“苦斗，苦斗，说是苦斗，倒不如说是甜斗更恰当些！”这是因为，通过书中艺术形象的客观描绘所体现出来的直接的艺术效果，只能让读者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又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可是，小说《三家巷》特别是《苦斗》，却硬要叫我们相信相反的“道理”：超阶级的人性是有的，分化成为敌对阶级的人们同样会相爱；而且，这种“爱”是这样“神妙”，它甚至可以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

你不信吗？请看看书中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陈家几位小姐对待“无产阶级革命者”周炳的态度吧。

陈文英，是反动官僚张子豪的妻子、买办资产阶级的女儿。可是，在《苦斗》中，这位官太太却是“革命者”周炳的保护神。正是由于她，周炳才没有遭到刽子手张子豪的毒手。当张子豪已经怀疑周炳“是一个潜伏的共产党”，要迫害周炳的时候，陈文英立刻挺身出来保护周炳。她“决然、断然地宣布：‘我不许任何东西伤害周炳！”

书中所写的陈文英对周炳的爱，是很叫人奇怪的。首先，一个浑身上下浸透了剥削阶级意识的官太太，竟然会爱上一个要革自己本阶级命的人；更奇怪的是，当周炳越是明确宣称“要革命”，也就是越表现出敌视她所十分喜爱的“上流社会”时，她一方面觉得周炳“愚顽、固执、没有教养和不近人情”，是个“无知无识、冥顽不灵的下流粗人”，另一方面她却越觉得周炳“最漂亮，最英俊，最可爱”。

陈文英的妹妹、背弃了周炳的哥哥周榕的爱情而改嫁给官僚地主何守仁的陈文娣，也是周炳的保护神。周炳在震南村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何守仁要对周炳下毒手的时候，陈文娣就跟陈文英一样，挺身出来保护周炳，不许何守仁“动周炳一根汗毛”！她的动机很清楚：“我喜欢他！我疼他！我惜他！我爱他！……要不是他年纪太小，我们四姐妹本来会一齐嫁给他的！”结果，又是官太太的这种超阶级的“爱”解决了官僚地主何守仁跟“革命者”周炳的尖锐矛盾，周炳又遇难呈祥，过了一关。

陈文婕和陈文婷也跟她们的姐姐一样保护周炳。当周炳从震南村跑回三家巷，何守仁断定周炳跟震南村的斗争有关系时，陈文婕跟陈文娣一起反驳何守仁。虽然她们反驳的理由是这样地站不住脚，恐怕连她们自已心里也并不真正相信，可是她们还是阻止了何守仁对周炳下毒手。为什么呢？因为周炳是个“美男子”！请看，“美”的力量是多么大呀！

从以上列举的几件事可以看出，周炳几次遇到风险，都由于有几个太太小姐的保护，而逢凶化吉。她们保护他，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他长得“美”，又是她们的亲戚，她们“喜欢他”，“疼他”，“惜他”，“爱他”。而这种“爱”，成了主宰一切的力量，什么阶级对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等等，都被这种“爱”熔化了。作者着力渲染这种超阶级的支配一切的“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在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吗！

有人说，书中也描写了张子豪、何守仁等对周炳的恨，因此书中还是宣传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作者虽然写了何守仁等对周炳的恨，但是，如上所述，作者不是更大力渲染了阶级敌人对周炳的“爱”吗？我们认为，作者在写阶级仇恨的同时又写这种“爱”，实际上是在对读者说：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剥削阶级中固然有残忍成性、不懂得跟被剥削阶级、革命者相爱的人，但也有富于同情心，能爱革命者和帮助革命者的人。而且，后一种人的“爱”比前一种人的恨更有力量。从书中看来，周炳几次逢凶化吉，就是“爱”战胜恨的结果，是“爱的凯歌”。阶级性跟超阶级的人性论是不能“合二而一”的，不能一方面在宣传阶级性，另方面又在宣扬人性论。从《三家巷》和《苦斗》的一贯的思想内容来看，宣传阶级性只是幌子，实质上是在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

三、对敌人实行阶级调和的结果，是对敌人的投降

从陈家几位小姐对周炳的态度，可以看出书中的“人性论”观点；从周炳对阶级敌人的态度来看，也同样能说明这点。作者一方面把周炳当作“成长中的无产阶级英雄”来歌颂，一方面又着意描写他跟陈文婷、陈文英等拉拉扯扯，他幻想张子豪、何守仁等会发“善心”，不惜屈膝向他们乞求，他对革命的逃兵李民天和区细，是那么深情厚谊，而他搭救落水的陈文雄、李民魁、何守仁等人时，又是那么热心……，所有这种种表现，实际上都是取消了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而实行阶级调和。

但是革命阶级跟反动阶级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是绝对调和不起来的。对敌人实行阶级调和的结果，实际上是阶级投降。周炳在震南小学跟林开泰订“君子协议”的情节，就很能说明问题。林开泰是青云鞋铺的少东家，出名的坏蛋。“革命者”周炳却与他约定：“此后河水不犯井水，各行其是。”还恬不知耻地说：“你的后台老板，也是我的后台老板。她姐弟俩（指陈文英和陈文雄）都是咱们的大施主呢。”过去为了区桃，周炳打过林开泰一锤，而现在林开泰公开为日本帘国主义者绘制地图、当汉奸，周炳却不加干涉。这不是什么对敌人的策略，而是拿原则作交易，实行对敌人的投降！作者描写阶级敌人爱“革命者”、保护“革命者”，而“革命者”也相信敌人、乞求敌人、搭救敌人；真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饮食男女”则是“人所共同的要求”！

请问，所有这些描写会给青年读者什么影响呢？它不是教育我们认清阶级敌人的反动本质，仇恨敌人，跟敌人划清界限，而是叫我们对敌人抱同情，存幻想，相信跟阶级敌人勾勾搭搭并不是丧失立场，而是合情合理的。它不是教育我们坚决跟阶级敌人作斗争，用斗争去解决阶级矛盾，而是叫我们把希望寄托于敌人的“同情心”、“善心”之上。这不是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又是宣扬什么呢？

恩格斯曾经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性论观点说：“……在费尔巴哈那里，爱永远并且到处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践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这是在分成利益绝对相反的诸阶级的社会中哩！这样，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气味也烟消云散了，所留下的只是一句老调子：彼此相爱吧，大家不分性别和等级都来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我们觉得，恩格斯这句话，对于《三家巷》和《苦斗》也正合适。

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从来是在与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的实质是抽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实行阶级调和和阶级投降；但是马克思主义越是在和修正主义作斗争中，越用自己的革命学说掌握了更广大的群众。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事实，更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在哲学方面出现的“合二而一”论，在美学方面出现的“阶级汇合”论和“无差别境界”等等，就都是阶级调和阶级投降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而正是经过针锋相对的批判和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在广大群众中得到了更大的普及。现在，我们又看到《三家巷》和《苦斗》这两卷小说，通过形象在大肆宣扬阶级调和、阶级融合的谬论。我们不少青年往往对政治理论不大关心，而爱读文艺作品，特别是《三家巷》和《苦斗》公开宣称是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真实的，因之这部小说在歪曲阶级斗争历史、在贩卖人性论和资产阶级阶级融合的错误思想方面，对广大青年的毒害也就更大更深。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严肃认真地对这两卷小说进行分析批判，并彻底清除它在青年中散布的资产级思想影响，十分必要。通过这种分析批判，必将大大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增强我们识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在文艺阅读和文艺欣赏领域内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