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凤

一九六二年春，我响应了党的支援农业的号召，离开了工作岗位——青岛市通用机械厂，回家参加农业生产。第二年“五一”节我结了婚。婚后一个多月，我爱人韩文元也从县商业局下放回家。从此，我们生活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劳动，生产很起劲。但是不久发生了不幸的事，文元患了风湿性神经痛和关节痛的病，病情十分严重。最初是行动不便，后来发展到卧床不起，剧痛不止，闹得全家不安。以后送他进医院治疗，虽止住了痛，但还是不能行动，不用说走路，就连上下床都很困难。这时，我和婆婆都非常不安，特别是婆婆更加发愁。公公早死了，婆婆就这么一个儿子，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她考虑儿媳刚来不久，儿子如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啊！所以愁得整天饭也吃不下，眼见她老人家身体也一天天地垮下来了。当时，有些思想不正确的人就说起闲话来：“看吧，吉凤东挑西拣，结果找了个有病的对象，现在闹得这个样子，又花钱，又操心，家里家外都得干，找这样的婆家，为了什么……”

原来是这样：我和文元恋爱以前，曾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但由于对方思想比较落后，我婉言谢绝了。而文元家呢，论住房只有两三间，论劳力也不多。但我们两人都是共青团员，我家是贫农，他家是下中农。我们有共同的理想，相互很了解，能够真诚相爱，这就是我们结婚的爱情基础。文元生病后，我就想，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说不定谁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困难的时候，不正是考验一个人的思想觉悟，测验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时刻吗？假如夫妻之间不能同甘共苦，只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讲爱情，在对方遇到困难十分需要自已去帮助和关心的时候，就讨厌、冷淡、抛弃人家，那还叫什么革命夫妻呢？

有了正确的思想，也就能够抵制那些闲言冷语，不为那些不正确的舆论所苦恼。团支部及时地帮助我，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我的这些认识。我爹是衬里的党支部书记，我回娘家时，爹也经常鼓励我向困难作斗争。这样，我克服困难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我知道光有正确的想法还不行，还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起初，给我爱人请医生、取药，一般都是小姑去做，后来我想：这样一方面会耽误队里的生产，另方面说不定婆婆还会有别的看法。所以虽然这时我怀孕已五个月，不能干重活，但我还是去请医生、取药。我还尽力料理家务，经常和婆婆谈心，安慰她别焦急。平时家里饭菜不论好坏，都一样地跟着吃。一举一动，处处都表现得很愉快，同时鼓励爱人安心养好病。最初他说：“我病得这个样子，时间又这么长，怕是不会好了，你……”我一听他话里的意思，就果断地说：“你想错了，共青团员决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吓倒。你要下决心把病治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好的。”还把别人养好病的例子讲给他听，鼓励他、安慰他。我对他说：“不管你的病怎样，我也要和你在一起过一辈子，请你放心。”这样他也就坚定了治好病的信心。

有时，我手里做着活计，一边还把我看过的书讲给他听，找些书报给他看。我们在一块儿又说又笑，谈论着祖国建设的远景，感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很幸福，很自豪。

今年二月我和爹商量，给婆家买了个小猪，主动搞家庭副业生产。我爹抽空把猪仔送上了门。婆婆感激地说：“吉凤真是我家的好媳妇，会打算，能料理，心眼又好。就凭你这个好闺女，你女婿的病保准能早好。”我除了照顾病人外，还给公社艺品厂做加工活，把所得的收入给爱人治病。这样婆婆的忧虑大大解除了。婆媳、姑嫂、夫妻之间，和睦团结，心情舒畅。我努力创造一个适合爱人休养的环境，合理安排生活，保证他心情愉快，没有思想负担。经过这样积极治疗和休养，我爱人虽然瘫痪了半年之久，现在已经能够走动了，并且病情正在逐步好转。

今后我和爱人决心努力学习，积极劳动，永远团结进步，处处发挥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