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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降低对红的要求

1964-08-29徐非光

中国青年 1964年18期
关键词:反党世界观资产阶级

徐非光

《让青春放出光辉!》一文的讨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青年在处理红与专的关系中,究竟把红放在什么地位上。经过讨论,许多青年逐步明确了,我们青年必须走又缸又专的道路。红和专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红是灵魂,是统帅,是主体。离开了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方向,孤立地去谈什么发明创造、著书立说,那在实质上就是提倡早已被我们批判过的“一本书主义”,就是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名成家”的老路。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有一些人虽然在口头上承认红的重要意义,表示愿意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可是他们却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有意无意地降低红的要求、轻视红的作用,在思想和行动中并没有把红放在应有的地位上。

早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有人曾提出过一个口号,叫做“先专后红”。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也主张“又红又专”,只不过把红稍稍向后放一放就是了。刘少奇同志当时就尖锐地批判了这个口号。他说:“所谓‘先专后红的口号,以脱离政治作为号召,要人们拒绝改造自己,拒绝工人阶级的立场,这实际上是引导人们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路的口号。”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这个口号的本质。

“先专后红”的口号,现在不大听到有人鼓吹了,但是这种思想的“阴魂”,却并没有散。随着思想革命的不断深入,它还不断改头换面,用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主要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的人说,“红不是要求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吗?好了,我既不反党也不反对社会主义,这岂不就红了吗?”他们把红的标准仅仅归结为“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第二,有的人说“红易专难”,“红是抽象的,不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即可达到”;“专是具体的,不经过寒窗十年,一点一滴的积累,就做不出任何成绩”,因此,他们实际上把红摆在一个“从属”的地位,认为这只是在专的过程中“顺便”解决的任务。第三,有些人则认为自己已经“红得差不多”了,现在只剩下专的任务了。其理由不外乎,“我已经经过了多少次政治运动的考验,改造得差不多了”;或者认为“我出身好,是‘自来红”,“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可以‘自然红”,等等。不管这些论调的表现形式怎样不同,他们的理由又是怎样不同,也不管有这种想法的人的主观愿望是怎样的,这些论调在客观上都是降低了红的要求,降低了红的标准,其结果必然走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路,因而,归根结底,这都是“只专不红”的变种。

降低红的标准就是取消红的要求

有的人把红归结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进一步又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归结为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这不是一般地降低了红的要求,实际上是取消了红的要求。

有人也许会说,你说的未免太过分了,太武断了。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武断。

我们说思想红,最主要的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对于一个革命青年来说,这就是要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实行同广大工农劳动人民的结合,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维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斗争。要拥护党,就要同党同工人和贫农、下中农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你要拥护社会主义,就要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为什么工人和贫农、下中农最拥护党、最拥护社会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在旧社会生活最苦、受压迫最深,只有党才给他们指出了解放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他们摆脱贫穷和受压迫的地位,因此,他们才能全心全意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相信党,跟着党走,自觉地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地主、资本家在他们没有彻底改造之前,当然谈不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错误思想,他们也无论如何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来

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求青年实行彻底的世界观的改造,实现青年的革命化。

至于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过是要求青年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当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安分守已”、“奉公守法”的公民而已。不反对,可以是拥护的,也可以是“中立的”、旁观的、甚至也可以是不赞成的。提出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是红,岂不是把对党、对社会主义采取“中立”、旁观甚至不赞成的人也算到红的范围了吗?这不是取消了对红的要求又是什么?

一个人如果不根本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真正做到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也是不可能的。人总是要划分为阶级的,或者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或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这里“中立”是没有的。世界观上的“中立”更是没有的。一个人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总是由他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决定的。如果思想上是原封未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要它和党的利益、社会主义利益一致起来,这是谈不到的。例如,有些人一心想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我们当然不能把他们一概叫做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能不能做到永远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呢?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第一,这种资产阶级专家所走的道路和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要集体主义,他们却要个人主义;我们要为人民服务,他们却要为个人服务,实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们要劳动化,他们却要鄙视劳动、脱离劳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却在实际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者总是要发生矛盾,他们若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就会感到对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的越来越格格不入,而必然有可能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有些人虽然主观上想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想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也难免做出危害党、危害社会主义的事来。例如,当资产阶级或其他的坏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做出危害党和社会主义利益的事的时候,你是采取什么态度?你是站出来坚决斗争,还是安于自己“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完事呢?在这种情况下,安于“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采取旁观、“中立”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助长坏人的罪恶活动。不仅如此,这种人,还往往容易上敌人的圈套,被敌人拉过去。而且,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总要通过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他必然要表现出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由此可见,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仅仅归结为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这是极其错误的和危险的。

红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有人说:“红易专难”。不错,专是不容易的,它要经过长期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才可能做出成绩。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红也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红的过程,是一个世界观的改造过程,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是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过程,一句话,是兴无灭资的斗争过程。这种根本的转变,是要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和长期的实际锻炼才能解决的。就拿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个问题来说吧。毛主席说,这是“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的根本问题,真正实现这种结合“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由看不起群众,到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到养成劳动的习惯,掌握劳动的技能,热爱劳动;从不愿接近群众,到和他们真正打成一片,这其中确实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思想斗争,这怎么能够在专的过程中“顺便”地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这是要长期努力的事,如果没有这种觉悟,不经过努力,甚至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气味。

至于说红是抽象的,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生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环境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你总是要参加这个阶级斗争的。而这种阶级斗争,并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而是非常具体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何去何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谁优谁劣?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谁是谁非?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谁强谁弱?这些问题是我们政治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要接触到的问题,它们总是要具体地、经常地提到我们面前来,强迫我们去判断、去分析,去决定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同样一个李秀成,有人说他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有人却说他是个革命的叛徒;同样一部《三家巷》,有人说它好得不得了,有人却说他是一本坏书;同样一个“合二而一”的观点,有人说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人却说它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如果你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你就分不出是非曲直,这怎么能说红是抽象的呢?再比如,有的人口头上承认地主、资本家剥削的丑恶,但却认为自己的剥削阶级父母是“善良的”“劳动起家”的。有人口

头上承认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但却不愿到农村、到边疆去。可见,抽象地承认一个口号是一回事,真正把口号变成实际的行动,却又是一回事。我们看一个人是否建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否红了,这不仅、从他的言词来判断,而且要从他的行动来判断,是要看他在阶级斗争中怎样具体地对待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而社会的现象是十分复杂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并没有直接贴上鲜明的标签,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相反,明明是“炮弹”,他们要包上“糖衣”;明明是“毒药”,他们要混上“蜜糖”;明明是修正主义的货色,他们却要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而我们要获得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明辨是非的本领,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和方向,不被敌人所蒙蔽,那就要经过艰巨的锻炼和考验。这种锻炼,不是照着书本记几个革命的条条就能解决的。而是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通过亲自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各种群众运动的实践,不断改造世界观,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有可能。如果不认真改造思想,在思想上放松了对红的要求,不知何时何地你就会上资产阶级的当。

因此,所谓红是抽象的,是不经过努力即可以达到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永远不能认为已经“红得差不多”

那么,红有没有一个“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个革命者,活到老,革命到老,就要不断改造到老。专是没有止境的。同样,红也是没有止境的。革命事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革命的不断发展和前进,就必然要对革命者的思想改造提出新的课题,新的要求。因而,红的标准,也必然要随着革命的发展和需要,而逐步提高。有许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生入死,在敌人法庭上,在枪林弹雨下,经受了考验,可以说他们在那时是比较红的,但是由于社会在前进,今天全国已经解放了,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对社会主义革命在思想上毫没有准备,因而在新的斗争面前,被历史的列车甩掉了,被敌人拉过去了。你能说这种人现在思想还是红的吗?同样,今后革命事业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它对每个人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比如,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思想革命也就随着不断深入,有许多旧的习惯、旧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我们还来不及去触动它,随着革命的深入,我们就要一一地把它们拿出来,重新认识。如果我们的思想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那就一定要被飞快前进的革命车轮所抛弃,变成落伍者。我们还要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是顽强的,不经过尖锐的斗争,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在阶级社会里,你要改造资产阶级思想,他不但要顽强地反抗,而且还要千方百计来改造你,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们青年进攻。改造和反改造,防腐和腐蚀,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在还有着阶级的条件下,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如果认为自己“红得差不多”了,可以放松一下思想改造了,这在实际上就是为资产阶级的腐蚀重新敞开了大门,让它来重新占领我们的思想阵地。

对于那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当然应该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改造,而对一些非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来说,也丝毫不能放松思想的改造。人人都要改造,没有例外的人。那种抱着所谓“自然红”的思想的人,在事实上就是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解除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武装,其结果决不是“自然”地红起来,而只能是“自然”地被资产阶级所侵蚀,甚至当了他们的俘虏。应该看到,我们这一代青年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这当然有他的长处,但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缺点,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像我们前辈所经历过的革命风暴的锻炼,我们对旧社会缺乏了解,对剥削阶级的丑恶,没有亲身的体验,对于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没有亲身的感受。而不懂得剥削和压迫,就不会懂得革命,也就说不上革命世界观的形成。因此,对我们青年来说,补上阶级斗争这一课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当然不是说,要我们重新回到过去年代里,再去受一番压迫和剥削,而是要从我们的老一代那里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要亲身参加到当前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中去,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很显然,要达到这个目的,任其“自然”,也就是任其自流,那是根本不成的。归根到底,“自然红”是没有的,我们要“自觉红”,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

由以上可以看出,我们的青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革命化、把红放在首位。任何放松红的要求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敞开大门。

思想改造的任务是长期的,但我们千万不能把长期做为借口,而“慢馒来”。正是因为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我们就应当从现在就开始,不断努力改造自己。对我们广大青年来说,一定要从青年时代开始,把根子扎正,把路子走对,这样我们才能逐渐锻炼成坚强的革命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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