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常说，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是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但毕竟文艺创作是主体。与其相比，评论是绿叶，是配角。大家可以想象，在某一个瞬间，一片绿叶，突然像一朵娇艳的缀着露珠的鲜花，被大家瞩目的腼腆；一个配角，突然被主角推到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接受喝彩和鲜花的狼狈。在2023年12月16日举行的“呼唤真诚——毛时安从事文艺评论工作50周年暨舞台艺术评论研讨会”上，我就处在那片绿叶和配角的位置上。一个几十年为艺术、艺术家作嫁衣的工匠，居然惊动了那么多朋友，济济一堂为他作嫁衣，我内心的不安、忐忑和尴尬，还有百感交集的滋味，真的难以言说！

这些日子，我一直被一股巨大的爱，像暖流一样包围着、推动着。许多年轻朋友为了研讨会的举办，废寝忘食地工作！令我为之动容。我没想到，开一个会会这么复杂，像造一座大楼！特别是开幕式上，领导和艺术家对我热情有加的赞许和鼓励，那么多和我像兄弟姐妹那样朝夕相处的作家、艺术家，如星汉灿烂地聚集在一起，熠熠闪光，让我受之有愧。

50年前，一个25岁满头乌发的小青工，懵懵懂懂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美术评论。半个世纪，他像《金蔷薇》中那个卑微的扫地工，一生为心爱的姑娘打造一朵金蔷薇那样，兢兢业业、不舍昼夜地写作。他心目中那位“可爱的姑娘”，就是艺术和作家艺术家，就是他们用心血铸就的小说、诗歌、散文、绘画、戏剧、舞蹈、音乐、电影、电视……半个世纪过去了，“可爱的姑娘”依然年轻美丽，当年的那个小青工已经头发稀疏，老眼昏花。他仍在打造他心目中的那朵金蔷薇。他不断地追问自己，金蔷薇呢？我的金蔷薇在哪里？

我始终在寻找着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目的

从20岁踏上社会，50年间的颠簸前行。这样的追问，一直存在。有时我会像生活在南太平洋深处土著人群中的高更，用原始的生命力苦苦寻找着自我，追问自己：我是谁？为什么我是这样的我，不是那样的我？是什么力量在冥冥中造就了今天这样的我？

如果说只有读破万卷书，终生在卷帙浩瀚的中外经典中浸泡的人，才是學者的话，那我肯定不是一个学者。我拥有的书不算少，但我下苦功读过的书却很少。读大学时，老师们告诉我，刘佛年校长写书，遇到引用古籍的问题会去请教徐震锷先生。徐先生能够报出所有引语的出处，不同版本的异同。我在大学师从徐中玉先生所治的中国古代文论，集中读过一段书，但踏上社会后也渐渐放弃了。

我也从来不承认人们给我的专家的称谓。这对我是过誉了。和那些齿发摇落皓首穷经，为了典籍的一行字一句话注释了一辈子，在茫茫书海中寻找了一辈子的人相比，我仍然没有想过要为一本书、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学家、一个专门的学问，贡献我的一辈子。虽然我也还算用功，也写了不少文章，甚至在工作中也不乏某种斯巴克的苦修和自虐、狂热，但我本质上和内心深处是个喜欢享乐的人。有时一个人在家，我会无所事事地对着播放交响乐的音响，久久地指挥虚拟中的交响乐队。或者放一首《二泉映月》让自己忧伤半天，放一首《红旗颂》让自己振奋一下，间或放几首情意绵绵的流行歌曲回味一下那些从前的好时光。

如果说思想家是一个为人类贡献了伟大体系的人。那我这样平庸的芸芸众生决然成不了思想家。虽然，我一直坚持认为，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期待着伟大思想家，并且可能而且应该产生伟大思想家的时代。

不是学者不是专家也不是思想家。但我也无意于矮化自己。我一直在读，一直在写，也一直在想。几十年来，我始终在寻找着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目的。宋人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万世开太平。我自忖，为天地立心是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是学问家，为天下万世开太平是政治家。作为一个还算用功读书，努力写作，认真想些问题的人，我却缺少哲学家无往不胜的逻辑思辨，畏惧不见天日青灯黄卷的艰苦，也缺少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在漫长的写作过程，我直到晚近才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中人，在社会的风浪里摸爬滚打，自己应该能为“生民立命”做些事，为寻常百姓的利益和疾苦呼吁一下，呐喊几声。可惜的是，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写作应该追求的价值的时候，我已经临近收工和下班了。但我仍然高兴于自己读书、思考、写作的这一迟到而艰难的转身。在茫茫大千世界里，一个人要找到合适自己的定位，不是件容易的事。庆幸的是，我找到了自我。大家可以在我新世纪初年写的《平民生活的叙事者》《弱势者是社会的心中之痛》等看到我转身的褶痕。

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我文集的责任编辑毛小曼在审读文集时打电话给我说，她一边读稿一边在感动。感动我文字中体现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恒久不变的文化立场。她的发现，使写这些文字的我本人很震动也很感动。我觉得，几十年下来，我的心和我的血，还是热的。我基本上是沿着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条道路走过来的。

我的人道主义来自我的童年。我出生在社会底层的一个工人家庭。我在杨浦区当时城郊接合部的工人新村长大。我在工人新村生活了整整四十多年。我父亲十四岁背井离乡一个人到上海学生意。他是一个手艺极高的铜匠。三十来岁他就成了一家二三千人国营大厂的极少的几个七级钳工。但他一辈子没怎么走运过，相反总是有些不大不小倒霉的事缠着他。我母亲出身于梨园家庭。我外公曾经为京剧大师周信芳和许多京剧名角搞过服装。

每到假期结束要交学费的时候，是我最难熬的日子。通常是深夜，为了交不出学费和怎样借钱交学费，父母争执起来。我总是听到他们一声连一声的长叹。父亲一生和我做的唯一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在我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结束的时候，那次我的升学考成绩进入了杨浦区前列。一天晚上，父亲很神秘地悄悄把我一人叫出去。路灯很暗，照着我们一高一矮两个影子。平时说话滔滔不绝的父亲沉默着。走了很长一段路，他才犹豫着对我说，他知道我很喜欢读书，读书也读得很好，但家里实在没钱供我上高中。“爸爸想让你早点工作，上技校，让弟弟妹妹去实现你读书的愿望，”他用迷茫的眼光胆怯地征询着我的意见，“你看好吗？”一个男人这样征求自己儿子的意见，这是需要勇气的。那天晚上，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父亲：“爹爹，好的。”虽然我的心一阵阵地痛，我不知道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工人的儿子应该怎样面对生活，穷人家的老大应该怎样用肩膀去扛起长子的责任。

后来虽然父亲去了招生办，要将我的高中换成技校，但招生办不答应。我最终去了杨浦中学读高中。冬天下雪，穿不起套鞋，也舍不得母亲一针针辛辛苦苦为我纳的布鞋，我总是赤脚蹚着雪地去上学。到了学校赶紧上厕所拧开水龙头洗脚，擦干，穿上鞋进教室。

工人新村的生活弥漫着底层独有的温馨。谁家做了好吃的会敲门让邻居分享。在日子很难熬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凑钱标会。每家每月拿出五、六元钱，集中给一家，下个月又是一家，添置急需的东西。贫穷使人的心接近，因为只有相濡以沫才能把日子过下去。但是贫穷绝对不是好东西，它使大多数家庭充满了争吵和叹息。

工人新村的生活让我备尝人生的艰辛，使我理解了我出生的阶级，理解了自己从小在其间长大的穷人和弱者。我知道，世界上其实还有更多可怜的苦人儿。我最初的刻苦读书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父母和家庭减轻负担，能让弟弟妹妹过上比我更好的日子。那是一个热烈奔放的时代，但是我的心很寂寞。除了读书，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正是在童年的寂寞中，我精神的世界开始慢慢长大。我慢慢懂得，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每一条生命都是平等的。生命本身没有高贵和低贱，富贵和贫穷的区别，生命来到世界上值得我们珍惜和尊重。小学高年级我开始接触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我一本接一本地读《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近代史。正是在这些阅读中，我不知不觉理解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懂得了一个男人应该像爱自己最亲爱的母亲和最心爱的女人一样，去爱自己的祖国。

三十岁时，在失去了十年最好的读书时光后，我以自己都难以想象的高分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走出历史阴影的中国，像个兴奋的孩子。思想解放，激发了整个民族的青春活力。国门打开，各种思潮走马灯似地纷纷登台亮相。我们的思想像节日夜空里的火花，灿烂明亮。在一栋教学楼里的中文系历史系较劲似地成立学生自己的社团，把大家稚嫩大膽的见解贴在楼道的黑板报上。连年逾古稀的老教授们也像年轻人一样，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大学期间，我有幸广泛接触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分析心理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各种思潮，受到了老师和同学浓郁的学习和自由思考的气氛的刺激，对学问和事业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在各种思潮的比较中，我选择了具有人本主义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我来说，从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到这种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从感性到理性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

在大学的四年，是我们这代人遇到的又一次生命的春天。在大学最值得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影响自己三十岁以后人生的三位老师：徐中玉、钱谷融和齐森华。齐老师给我们讲授古典文学。他善于在同类型母题的作品中比较分析，显现出作品独有的艺术特色。大二我在《名作欣赏》创刊号头条发表了评析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山水游记艺术特色的《文气·文风·文眼》。那期创刊号大家、名家林立，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以这样高的规格发表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篇文章的全部内容就是从齐老师给我们出的考题，我的答案和课堂笔记中，扩展衍化出来的。

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是同代人。他俩性格治学，个性鲜明，截然不同。但他们在华师大中文系相处得很是融洽。徐先生积极入世，字里行间充满了忧患意识。他做的是“济天下”的学问，提倡顾炎武先生“为文应力求有益于天下”的文学主张，处世办事精干练达，刚正不阿，不徇私情，事关事业、国家，他敢于直言，不畏风险，是我接触过的前辈学人中最敢于讲真话的人。而且他总是在社会最需要讲真话且讲真话最有风险的时候，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他治学严谨，从不诳言，摘卡片做资料，水滴石穿。大二定向培养，他教我古代文论也是如此一丝不苟。我原本是个大而化之的懒散之人，经先生教育，养成了日后每下笔不凭记忆一定查找原书的习惯。

如果说徐先生代表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儒家入世的精神，那么钱先生身上更多一些道家逍遥出世的风度。九十岁时他会和弟子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暖暖的阳光，棋枰手谈，然后像孩子一样悔棋重来。他很少强迫自己写文章。他的文章像他的生活一样从容自在，是那种娓娓而谈游刃有余的风格。包括轰动一时的《论“文学是人学”》照样写得湖水一样波澜不惊的清澈。他是那种在学院中很少见的以艺术感觉的敏慧见长的学者。他用艺术的感觉品尝生活，又用散淡的生活心态看待艺术。他是能把艺术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台词感受到极致的人。他给我们上《雷雨》课，两小时听得我们津津有味。似乎还没有开始却已经下课。

写作是我的宿命

我一生做过很多工作很多岗位，唯有写作贯穿了我的全部岁月。最早对于写作的景仰来自父亲的嘴边的一句民间俗语，“你有力千斤，我有笔如刀”。我从来没有期待过“笔如刀”，因为我对血淋淋的“刀”有恐惧感，但这样的生动形象的比喻，还是给我幼小的心灵很深的刺激和影响。朦胧中我知道，写作是有用的——当然后来我终于明白，写作的用是“无用之用”；“批判的武器”在“武器的批判”前，永远是软弱无力的；在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前，总是带着些绝望的无助。尤其是严肃认真的写作，影响是小而又小的。我热爱、痴迷写作，因为只有在写作中，我感到了自己的心跳、自己的思想和自己存在的价值。在那些夜静更深的时候，伴着青灯黄卷，看着钢笔与稿子彼此对话的时候，看着自己内心的想法，回忆和往事，现实和想象，变成文字和句子的时候，我感到了享受到了写作独有的快乐。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最让我喜欢的还是语文课、作文课。写作使我的心可以飞到一个广阔的自由的世界，写作使我有了和那些相识、陌生的读者朋友交流的通道。写作为心灵的延展找到了一个无限深邃的空间。写作使我想了很多懂得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我一生所得到的荣誉和成就都来自锲而不舍的写作。如果有一段日子没有写作，我会怅然空虚失落焦虑，很不踏实，认为那是一段“没有做事”的日子。写作几乎是我能为社会和国家所做的唯一的事情。

我以我的老师徐中玉、钱谷融作为自己写作的范本。我的写作是介入型的，积极介入文学、文艺、文化和社会的实践之中。每次写作都是现在进行时的。在写作中，我最关注的是时代的变化，由此形成了我写作的“实践的批评”。其次我追求“美文批评”。力求文章的艺术感觉和形式美感，希望自己的文字像射出枪膛的子弹，闪着激情的火光，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

像个一辈子的手艺人总想拿出有想象力和精美形式的工艺品一样，我每一次写作都期待能贡献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想法，总是企图找到与众不同的视角，看到别人未曾发现的东西。为此，我很苛刻自己虐待自己，常常到了交稿的截止期还在写。但结果也常常事与愿违：寫得很累但总达不到理想的境界。

我惧怕写作。写作，尤其是认真执着与众不同的写作，劳心动力。你必须杜绝一切诱惑，而现实生活中五光十色的诱惑又是如此多。你必须长时间地坐在书桌前，孤独地面对稿纸。稿子就是你的战场。这个战场上没有人可以帮你，完全是一个人的战争。你必须一个人独立地战斗到战场上再也听不到文字交火的枪声，直到集结号在如血的残阳下响起。所以，在我迷恋写作的同时，我又害怕写作。我像个冬天赖床的孩子，总是拖拉到最后一刻开始动笔。好在我写得快。只要准备停当，我一天能写七八千字。我还能当着催稿人的面写作，让他拿着当场写好的文章回去交差。我害怕写作，当然是害怕写作的艰苦，但也害怕写得不好。我直到今天，读到写的文采盎然文思如涌才情焕发的文章，会激动羡慕甚至妒忌：瞧，人家怎么会写得那么好！

写作是我的宿命。我对写作充满了痴迷与恐惧，热爱和敬畏的复杂情感。但不管世道如何沧桑，风云如何变幻，我始终坚持着对人、对艺术的关怀，坚持从艺术实践和时代前进中汲取写作的素材和动力，坚持自己独立的看法，坚持巴老提倡的“讲真话”。比如对经济、物质、欲望、金钱，以及这些东西对人性的异化，对不加控制的现代化、市场化，我没有停顿过提醒和批评。

在几十年人生历程中，我渐渐形成了自己写作和思想的特点：理性，恪守中国传统哲学的“中道”。具体就是：创新而不偏激，稳健而不保守，理性但不冷淡，感性但不冲动，既正视现实也不躲避崇高。这种有折中主义色彩的中庸之道，使我的写作虽无大红大紫的显赫，却也无大起大落的苦恼。

如果说，半个世纪的文化坚守有什么动力的话，那就是“在场”和“立场”。我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在场者”。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我是始终没有离开过在文学、艺术、文化的第一线的“在场者”。在场赋予我源源不断的评论资源，也让我的思想和精神充满活力。在风云变幻的文化大潮中，我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立场”：文学艺术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品性；并以此为原点，歌颂真善美，抵制假丑恶，即使面临巨大压力，也仍然坚持不懈。

为了生命的余数

我没有能耐，我唯一拥有的就是我有一颗赤诚的心，愿意像丹柯一样把自己的心献给大家。古人说，修辞立其诚。真诚，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一个历经半个世纪文坛艺坛风雨阳光的评论家，我一如既往地要求自己，以无比的虔诚对待写作，以无比的坦诚对待内心，以无比的热诚对待生活，以无比的真诚对待世界。我也许会说错话，但一定不说假话、谎话、鬼话，少说空话、套话、官话，必须说真话，说人话。文字是有生命的，可以触摸到作者的体温和写作时的心情。

人的一生其实是一道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题。对于我来说，一生的加和乘已经超过减和除。我感谢生活给了我如此的厚爱，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说，生命是一道除法，那么，以我得到的荣誉除以我自己的努力、奋斗，除了应得的商，还有许多没被除尽的余数。也就是说，我今天得到的已经远大于我的付出！为了偿还大家给我的这些人生的余数，我要继续回报社会，回报艺术，回报党和人民，回报此生所有和一路同行、给了我勇气和力量的人们，回报方方面面赐我的“殊遇”“隆恩”，回报我的家人，回报给了我一切的祖国！我会继续工作，为了人生的余数！

历史的长河呼啸而过。浮在水面的光彩都是泡沫。唯有沉在河底的泥沙，才是本质。本质是沉默的孤独的无人知晓的……

学然后知不足，我，总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