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歇浦同龄，又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同届同学，毕业后一起被分配进上影，成了同事，1989年后又同时入住上影公寓2号楼，成为邻居。从那时起，我俩开始越走越近。尽管他执导了《开天辟地》后，被评为全国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和上海市的劳动模范，并短期担任过上影副厂长，分管过创作生产，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们仍然可以谈笑无间。正因为如此，一年前传来他突然在养老院中病逝的噩耗，我一下难以置信。

歇浦离世的这一年中，我一直在思考为他写点什么。我还是从我的直觉直感写起吧。

据我所知，歇浦自1963年21岁进上影后，一直未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1970年代末，虽政治气候开始松动，但既要落实中老年导演的政策，又要让我们这代人中领导信得过的人先上，轮到歇浦能执导影片，已到1980年代了。1981年，歇浦执导了第一部影片《御马外传》，剧本还是他一手扶植并参与创作的，剧本通过后，按上影的规矩由他优先执导。好在影片上映后能为上影盈利，他才得以与王洁（上影“金牌”副导演）合作，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老校长、电影局老局长张骏祥先生任总导演加以指导，拍好了很难拍好的《小金鱼》。接着，骏祥先生任大片《大泽龙蛇》总导演时，又让歇浦和王洁任导演。紧接着，骏祥先生又与歇浦一起执导了《车轮四重奏》。因为这四部片子，已经42岁的歇浦终于在上影的导演群体中站稳了脚跟。其中，当然少不了老校长的有心扶植。

歇浦一直努力地“准备”着，只要有片子拍，不管什么类型，他都勇于去实践，拍出自己的特色来。1986年、1988年和1989年，他独立执导了《拦灵车的人》《断喉剑》《销魂刀》三部影片，为上影赚了不少钱，又有一定的思想内涵。于是，他终于迎来了导演生涯中的第二个机会：在欢庆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的日子里，上影把执导《开天辟地》的重大任务交给了他。

盡管领导已作了决定，却并不完全放心，让分管创作生产的副厂长朱永德下摄制组“蹲点”。好在歇浦不负众望，竭尽全力，终于胜利完成了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为上影捧得了广播电影电视部1991年优秀故事片奖，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最佳编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故事片奖，第一届宝钢高雅艺术奖优秀故事片奖等重大奖项。歇浦也荣获了“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上影在1990年代并不平静，有过折腾，在电影走入低谷时，上下都在“摸着石子过河”。在这期间，上影曾让歇浦担任负责创作生产的副厂长，给了他在仕途上发展的机会，时间虽不长，却令他焦头烂额。于是在新一轮“深化改革”中，歇浦选择仍旧当导演，执导了长篇电视连续剧《香堂往事》，后改名为《上海大风暴》，又得了不少大奖。这是他导演生涯中唯一的一部电视剧。我因受邀担任编辑工作，对他这一时期的状况较为了解。他能边工作边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对如何走好以后的路是大有益处的。这也是他自1991年至1997年没有电影导演作品问世的一个原因。

歇浦退休前后，电影大环境并不景气。他连续执导了《燃烧的港湾》、《走出西柏坡》（与梁山合作）、《午夜惊魂》和《邓小平·1928》四部影片。年至退休，仍能边坚持主旋律影片创作，边对类型片作探索，实为不易，而在上影，歇浦这代导演中，退休后还能有机会执导两部影片，更为少见。歇浦并非惊才绝艳之人，他执导影片，更注重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在遵循艺术规律上下功夫。能较之同类影片稍有突破，也是基于这些基础。在获得众多荣誉面前，歇浦自己也只承认这一条。

上影第四代导演所执导的影片，绝大多数都是厂里安排的任务，他们接到什么本子，只能在这个题材上去发挥。吴贻弓有句名言，我听他说过多遍：“我们这代人只是做了一些可以做和能够做的事。”歇浦是位“听话”的导演，厂里给他什么任务，他总是乐意接下，认真拍好。他并非“重大历史题材电影专业户”，他执导过十多部影片，其中大半是要为厂里赚钱的各种类型的娱乐片，他总能努力在片中呈现一定的思想性，让其“两只脚”都能站稳。他被厂里挑中，执导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片，除了“听话”，其“沉稳”和“对影片的全力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他在拍摄此类影片时，又在“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上下功夫，尽力做到“好看、耐看”。他接连不断地拍片，直至退休后还为上影执导了一部主旋律片、一部娱乐片，工作至65岁，评他为劳动模范，名副其实。

成为劳模后，歇浦又执导了好几部佳片，更值得尊重。据我所知，他65岁退休后，社会上还有人想请他执导影视剧，都被他婉拒了。他跟我说起过这些事，有的是剧本不行，不想接，也有牵涉复杂人事关系不愿置身其中。而我常有这样的感觉：他显得有些精疲力尽，确实该好好休整一下了……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与于本正等几位老同学老同事会经常一起喝茶打牌说笑，让彼此放松下来，习惯于退休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与本正都发现，歇浦似乎在“认知”上有了些障碍……

那时，歇浦和他老伴成老师已迁居田林路。成老师与我同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会员，彼此常会有些文学创作上的交流，再加上我与歇浦的关系，平时说话从未见过外。有一次，我在上影公寓门口遇到歇浦和老伴，还有儿子李欣，我们便站着说了一会儿话。李欣也是上影的导演，虽要叫我声“大陆叔叔”，平时却常会彼此没大没小地说着玩。这次，他指着我问歇浦：“老爸，你认识他吗？”我当他又在开玩笑了。歇浦说了句：“我怎么不认识他，他是大陆，陆寿钧！”以后就没有下文了，直对着我傻笑。我发觉有些不对劲，便朝成老师看了一眼。她对我耳语了一句：“最近他记忆不好，我与李欣在陪他看病……”我听明白了，却又恐惧继续交流他的病情，便若无其事地笑着对歇浦说：“什么时候到老年活动室来，我陪你打牌。”他却不置可否地仍然傻笑着。

我已记不清在这之前还是之后，歇浦由他儿子陪着来上影公寓老年活动室打过一次牌，有我陪着，大家玩得很高兴。如果要说有些不正常的情况，歇浦犹如回到了摄制组一般，颇有导演在指挥一切的感觉，好在大家都已知道他的情况，都奉陪着。他却感到一切正常。

我最后一次见到歇浦是在他入住养老院之前，那时，他的病已确诊，我带着我刚出版的十卷文集去他家看他，还想借此建议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整理记录自己的导演生涯上来，既能忘却、减缓病情，又可再为社会留下点东西。他见到我很高兴，始终面呈笑容，看得出是发自真心地欢迎我去看他。但当我一说到正题时，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对我赠他的文集也没印象，只是指着桌上成老师为我备下的果点让我“吃，吃”。我坐了近一个小时，他就不停地让我“吃，吃”。他气色很好，一点不像有病的人，但我已见不到以前的歇浦了……我真想与他抱着大哭一场。当然，我还是强忍住了。当成老师送我到楼下，告诉我他的真实病情时，她早已忍不住大哭起来。我只能这样安慰她：“歇浦五脏六腑都好，不像我少年时得过肝炎，青年时生过肺结核，退休前割去过胆，退休后心肌梗塞装过四个支架。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知道这种安慰是无力无理无用的，但我真心希望歇浦能这样无忧无虑地好好活着……

我在回家的路上，以步代车，只想走着散散心，但心中却一直想着一个问题：歇浦的病是否与工作时精力、脑力透支有关？而始终让我想不到的是，这次的见面竟是我见到歇浦的最后一面……

不久，歇浦就进了浦东的一家专门的养老院，既可治病又可养老。成老师和李欣每周双休日都去看他。他们告诉我，歇浦的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当然，逆转是不可能的，好在他还认得他们，每次都吵着要跟他们回家。每次接到他们这样的电话都让我心酸，我曾请求过他们，能否也带我一起去看看歇浦。他们可能为了照顾我的身体情况，一直都未能如我之愿。有一次，他们去看他时，李欣拨通了我的宅电，让歇浦与我通过一次话，他还记得起我，却不知给我讲什么为好，其实，一句话都难以交流成……

后来，歇浦转到了普通的养老院，成老師也入院去陪他，想不到接着就遇到了疫情……

歇浦的追悼会别具一格。家属只租用了一个普通的中厅，除了上影的新老主要领导理应去送行外，家属只通知了歇浦生前的一些亲朋好友。歇浦的儿子、女儿都是上影的导演，他们剪接了一部短片在追悼会上放映。短片里，歇浦的“电影史”只是一笔带过。他们明白，上影第四代导演是个伟大的群体，出了好多人才，拍了好多经典影片，他们的父亲只是其中的一员。歇浦生前也从不喜欢夸耀自己，也教导他们不要自吹。所以，短片中留下的大多是家中欢乐的场面。我惊奇地看到，歇浦与家人在一起时，竟也会有又歌又舞的场面，让我看到了他生活中的另一面。追悼会上还播放了歇浦平生喜欢并经常哼唱的一首歌：“一条小路弯又弯……”他曾努力地活着，走过了工作和生活中的艰难，走向了另一个世界，与那里的战友们会合，接受新的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