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欢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161自然相较于人类的先在性使得它成为人类活动无条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日益剧增的消费，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已经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生存机遇反而变成了生存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问题愈发严峻。这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迫使人类不得不反思该如何关切自身的生态命运。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45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将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将美丽中国纳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坚定践行生态多边主义，努力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促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签署、生效和实施，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发布《昆明宣言》，提出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篇章，倡导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开展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一、践行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生态自然观

世界观包含自然观，自然观就是唯物辩证地、科学地看待自然界。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关系。当今社会对于自然界的本源、演化规律和结构认识已形成基本共识，而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认识，尤其是各国对生态环境、生态危机的认识不尽相同，在应对生态危机的决策和举措方面甚至大相径庭。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衣食住行都受到自然的制约，人的生命及生命的延续都必须持续不断地与自然交互作用[1]161。简言之，人类来自自然界，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能源均来自自然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辩证统一的论述，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自然先于人而存在，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对象性关系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自然属性，不仅要遵循自己的生命规律、社会历史规律，也要遵循大自然物质能量交换、生态相对平衡的规律。

自然界中的空气圈、水圈、土壤圈、岩石圈等资源或覆盖全球不同国家，或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圈层大循环将所有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共同成为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责任主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山水林田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自然观以系统整体和普遍联系的恢宏视野，揭示了人与土地、水资源、矿藏资源、山林资源等自然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共生共存；揭示了人类作为自然之子，自然是人类生存之本、发展之基这一本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创造性转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发展，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深邃的理论观点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自然生态体系是一个由人与自身之外的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界客观存在物共同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不同形态的生命个体与自然存在物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孕育和滋养下呈现出各具活力的自然景象，只有包括人在内的全部生命个体与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界的和谐共生才能实现生态的平衡与稳定。每一个自然存在物都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人类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对自然的尊重，更是对人类自己负责。自然界的恩惠和宽容是有限度的，表现为各种资源是有限的。当人类生产和生活未超过自然界所容纳的限度时，自然界则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其原有平衡状态。但一旦人类的行为超过了这个限度，自然界就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否定人的行为。质言之，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形态都源自地球这一生命母体，相互关联、唇齿相依、共生共存。所有生命体在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持下，生存繁衍、各展异彩。

然而，受利益驱使，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类不顾自然规律，大肆破坏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3]680人类管理不善或是惨烈的战争，都会对自然环境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因而，吉登斯深刻指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让生产力前所未有提升并极大地改变着现存的自然界，这种人化自然环境的迅速扩张，本质上物质性的活动环境让人们所处的城市及其附属区域的自然环境都成了人类调整和控制的对象，再也不是纯自然的了[4]53。作为艺术家的歌德总是把自然生命及其发展作为他的描写对象。从他的《威廉·迈斯特》和《诗与真》两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机械的世界和有机的世界、死气沉沉的自然和活生生的自然、法则和形式是相互对立的。“正如歌德从树叶出发密切注视植物形式的发展、脊椎动物的产地和底层的生成一样，他密切注视的是自然的命运”[5]50。自然生态系统在人类的侵害与破坏下日渐凋敝，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加速恶化。人类若不迷途知返，必将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受到致命威胁。

同生命共同体中其他类型的生命体相比，人类无疑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对其他物种的生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人类有责任保护自然，因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6]11由于各种生命体皆共生共存、命运相连，生态链中任何形式的受损或者缺失都会对共同的生命整体及生命成员造成伤害。同根同源、互为命脉的生命联系使生命共同体与所有成员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人类为了自身的物质享受，而剥夺、牺牲其他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行为，是愚蠢而危险的。这样做的后果必将破坏生态系统间全部生命体的共生关系，打破生态链内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动态平衡，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把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基础性、优先性结合起来，打破了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桎梏，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新发展理念和价值导向，重塑自然应有的优先地位、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在这里，割裂人与生态环境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生态观受到诘难与批判，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被彻底摒弃，人与自然不再是相互对立的“掠夺者”与被动接受的关系，而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发展理念。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要以人文关怀为依据，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联系起来，以环境为根基、以人民为根本，促进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以此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唯物辩证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明确人是实践主体的前提下，强调人类应尽的责任，强调对自然的遵循、尊重与保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揭示人和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坚持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的前提下，使人类认清其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认清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底线”，遵循自然规律划出恪守的“红线”，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掌握美的规律，创造美的状态，人与自然和谐美好共生共荣。

二、践行以“两山”理论为价值旨归的生态价值观

自然是生命之源，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指出：“一切动植物的生命都不过是寄生在这个伟大的中心生命上。”[7]270罗尔斯顿认为：“恢宏的大自然是一部由不同主题构成的交响乐，其中每一个主题都非常迷人，这些主题经常共同奏响，演奏出和谐的妙乐，尽管有时也难免有几分紊乱。”[8]24他还认为：“人类有其完美性，看护地球是其展现完美性的一个途径。”[9]128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使人类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人与自然是共生同体，因此人类的伦理道德应该覆盖到包括自然界的“共同体”整体，约束人类的行为而敬畏、保护自然是人类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

建立在科学自然观基础上的生态价值观，是对自然、人与自然关系及其规范的正确反映与科学阐释，指导规约着人们认识、改造、利用自然行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活动方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0]23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人在考虑到自然的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合理地对自然进行改造，在保证社会发展的同时确保生态环境不受破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实现人在自然规律下的自由发展[11]。人类能否获得生存与发展，首先取决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能否保持完整、稳定、和谐与平衡。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同自然的经济价值与工具价值相比，自然的生态价值更为基本和首要。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171金山银山指的是开发自然能够为人类带来巨量的物质财富与经济价值。绿水青山指的是保护自然、实现绿色发展为人类带来的良好生态财富与生态价值。这两者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都必不可少、至关重要，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关键因素。“两山”理论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以追求人类整体的、长远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和谐的共同价值为目标，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至高境界。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人们的知识储备和生产活动是在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范围内争取生存发展，“绿水青山”是一种自在存在；工业文明社会，需要的满足与再创造让生产力不断掠夺、侵占、伤害“绿水青山”，日益频发的自然灾害、生态危机让人类自尝恶果；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环境的保护，建立人类与自然生存、发展的可持续联系，改善优化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已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观和生态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一生态观也体现了道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境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表明，人类的发展并非一定要破坏环境，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可以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已经清晰认识到，资本主义逻辑主导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确实带有反生态性与逆自然性的典型特征。对生态问题的研究需要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民族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要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将建设美丽中国的经验传递给全世界，共同打造美丽世界。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要秉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中，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命题，既是创新性的生态共同体的科学性命题，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性命题，还是审美性命题，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命题、真善美相统一的命题。这一命题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经习近平总书记的借鉴与创新，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取向，既形象生动又富于哲理，充满着志趣和理趣，已经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中国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性命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本质上揭示了地球上自然物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应有之义。这一表述深刻阐明了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3]141。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以“两山”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传承了“发展与保护”“生态与文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解决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成为指导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遵循和实践范式。

三、践行以“绿色发展”为特质的生态发展观

自然最初是自在地存在着，当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物的状况，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求时，自然物就附加了人类的劳动。人类在对自然进行大规模开发利用之前，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随着生产与技术的进步，人类的行为越来越超越了自然的承受限度。在发展上，人类需要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限制。马克思把对自然的考察置于人的现实活动之中，把自然观这一难解的哲学问题延伸到社会的、历史的甚至经济的事实中，从而解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内容，终结了从认识论和伦理意义上抽象谈论人类发展的自然限度。他提出“人与自然统一”的论断，用生命共同体的思维解决人类发展的问题。只有立足于“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来深刻把握人类所面对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才能真正找到解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钥匙。

“生命共同体”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生态环境采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特质与目标必须是“绿色发展”。古代或由于短视、无知、灾难，致使环境遭到破坏，出现沙漠化、石漠化以及无人区。至近现代，由于受资本逻辑的操控，长期以来人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义利观，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的本质联系。在西方工业文明的主导下，“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观被抛之脑后，资本快速增殖和驾驭自然成为人类社会的关键词。工业文明在带来生产和生活规模化发展之外，也随之带来一系列挑战。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4]383。工业文明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当前全球化发展面临的棘手问题。在工业革命初期，增加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主要目的。随着工业化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滥用，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历史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必须对地球家园所有生命共同体予以充分的道德关怀和情感呵护，不遵循自然规律、不顺应自然法则、不注重绿色发展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受全球生态环境压力，“新价值观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也凸显出来。超越国界的绿色运动形成了自己的可持续性话语，重塑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作为一种全球化力量，绿色运动向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提出挑战，呼吁全球的民族国家一起行动，以便减缓全球变暖形成的效应”[15]110。

基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绿色发展理念深刻批判和剖析了资本价值观，重点突出绿色发展观对于人的内在价值和行为的影响，有力批驳了人和自然处于对立面的观点，从而为绿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对于自然环境与工人遭遇所流露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对资本破坏生态的本质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资本的本质是贪婪的索取，资本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激发消费者内心对于商品的渴望，强迫性地制造出各种类型的消费需求，使其逐步异化为一个过度消费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表现出了严重的反生态性和反人道主义倾向。如果经济形态只限于商品经济，就一定会存在浪费的现象，原因在于，这种模式需要人类通过无止境地扩张消费来刺激需求。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马克思的主要目光汇聚在环境污染这一问题上，强烈呼吁循环利用现行资源，促进人类在生产方式上运用科学技术进行创新和改造，促进人和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饱含着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寓意。这其中包含着一种观点：如果能有效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可以充分提高原料的利用率，以此来保障资源可以被循环使用，同时表现出了对研发生态保护技术的认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会造成原材料匮乏和商品价格上升，而生活与生产废物的回收利用关注度则会由此提高，生态环保理念和教育则迫在眉睫。

马克思的理论启迪我们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思考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西方学者广泛关注生态危机，出现了西方绿色思潮所倡导的“自然权利论”“人类中心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呼声，抽象谈论生态价值观的变革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绿色思潮借口共产主义社会追求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而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反生态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社会是与生态相一致的。因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绿色发展观基础上，承认自然的有限性，排除了与人“真实需求”无关的“虚假需求”。鉴于此，阿格尔根据马克思的绿色发展思想，反复强调应当恢复马克思需求理论的真意，在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中，而不是在追求商品消费活动中获得满足。

绿色发展理念是基于一种全新理念下的可持续发展观，与只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截然不同。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关注环境、资源有效利用以及代际公平的问题，同时对与此相应的价值观、个人行为以及社会制度进行分析和探讨。绿色发展理念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这一理念的哲学基础在于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观，其现实基础则强调资源是有限的，要求人类注重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要提高人类对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就一定要注重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理性认识，达到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动态、生机的共生关系。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形象不断得到认同和强化。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制造为世界贡献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获得了经济社会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在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方面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中国一方面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经济体；另一方面也成为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环境问题尤为严峻，所担承的国际减排义务愈加沉重。与此同时，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具有明显的高碳特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趋紧。而美国一方面回避其工业化以来在温室气体排放上的“贡献”，同时又以中国和印度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责任国为由，傲慢地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甚至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外履行削减碳排放国际责任，对内则要扭转粗放的以资源消耗为主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用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破解国内经济发展的困局，同时优化产业结构，以绿色高质量发展应对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大国博弈。

第一，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中国作为拥有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要整体迈入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社会，高消耗、高污染的模式不仅行不通，资源环境的压力亦不可承受。对此，中国采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超越。过去10 年，中国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4%，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相当于少用约14 亿吨标准煤。2021 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4.02%，森林蓄积量提高到194.93 亿立方米，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在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的同时，实现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双下降”，以及荒漠化、沙土面积“双缩减”。面对发展中的资源环境制约和“双碳”目标要求，我国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培育绿色环保产业，实现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第二，绿色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16]826，人类利用改造自然，让自然为己所用的能力再强，也始终无法改变人类源于自然、属于自然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身赖以生存的根基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超过自然平衡能力，破坏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命共同体成员共生关系的发展就是自取灭之。人类必须时刻牢记“人类的文明从砍倒第一颗树开始，到砍倒最后一棵树结束”。人类与世界上的万物同源，正是由于人与自然生命相连、浑然一体，所以珍重与爱护生态环境，走绿色发展道路，即是珍重与爱护人类自己。一方面人类社会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寻找发展目标与资源环境承受力两者的平衡点，用绿色高效节约取代高耗能浪费，让山水林田湖生态平衡、充满生机活力，与人类和谐共存。地球生命共同体理想的生存状态，是人与自然共存于天清气朗、风调雨顺、绿水青山、草木葳蕤、五谷丰登、鸟飞鱼跃的世界里，彼此相伴、融洽共处、美美与共。另一方面，要认清生态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的互动关系，统筹二者，合理配置和优化各种资源，全力维护和促进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长久稳定与繁荣，有效维护生态公平与正义，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最终实现生态共同体与人类自身的永续发展。

第三，中国以实际行动为世界生态问题谋求解决之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2]45，尤其强调要加快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绿色发展、享受低碳生活，是通往人类美好生活世界的必由之路。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办公室就设在中国，积极倡导全球清洁能源合作共赢。中国正积极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分为国内互联、洲内互联、洲际互联三个阶段，力争在21 世纪中叶基本建成。届时，全球清洁能源比重可提高到80%以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控制在115 亿吨左右，仅为1990 年排放量的一半，实现全球温控在2℃以内的目标。只有坚持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世界各国才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世界人民才能在绿水青山中共同享受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摒弃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思想，深刻把握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摆脱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中人与自然相对抗的思维方式，强调要正确看待“义”与“利”的关系，始终将“义”放在“利”之前，而非一味地追求利益，甚至为了利益放弃道义。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发展起来的中国将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力的政策、资金、技术帮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恶化趋势，降低环境恶化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生态治理方法和技术经验，在生态保护上摒弃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的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将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力，不断取得新成效，为世界生态文明作出中国贡献。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闪耀着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生态观、价值观和实践观的理论延伸，不仅为新发展阶段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解决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科学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