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潇婧

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创排的越剧《枫叶如花》以革命女烈士华枫为原型，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华东局情报女特工、共产党员华枫奉命潜入中国台湾，为解放军传递国民党驻台湾的军事情报，后因被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的故事。剧目仍遵循了杨小青导演一贯的“诗化”叙事手法，又在叙事“引擎”中以人物的“精神超越”为基底突破了传统模式结构，将意象化的“英雄如花，驭风而舞”核心题旨贯穿剧目始终，强化了诗化叙事的独特意蕴，增添了多重情感色彩。正如剧目主题曲所诉：“层林染，万山红遍，化朝霞，不惧秋寒。枫叶如花花胜火，点亮锦绣川。情浓处，血染霜天，叶落时，与根同眠。一世情缘生死恋，丹心暖人间。”女性英雄人物的内在情感精神与其外在身体作为革命精神的承载装置，成为推动故事叙事发展的主要动力，重新书写了一部饱含初心询唤与生命美学交织的女性革命者抗争历史。这一叙事方式的实现突破了越剧舞台表演的旧式，探索了当代越剧红色题材创作的时代策略。因此，文本深入剧目叙事的两重特点进行详细分析，以窥当代越剧红色题材创作的突围。

归家史诗与精神涅槃并置

剧目情节结构表面看似一场打破了线性叙事的女性英雄抗争旅程，以华枫被捕的高潮情节开场，将个体命运作为主要的情节线索带出主要矛盾和核心悬念，以便快速唤起观众的情感共情。进而剧目又导入了华枫被捕之前进行情报工作的情节，打破线性惯性叙事模式，以消解观众被带起的情绪高潮而完全进入到故事的“情感诗化”叙事之中。事实上，在这一情节铺设中真正内嵌的是中国人心之所向的“归家”情节，华枫从舟山故乡到中国香港再到台北的一路情报工作行程中，演化出的正是她从“离家”到“归家”行动史诗之旅。何以将其定义为史诗？“史诗讲述的民族英雄的过去是关于人类先驱和精英的世界……讲述浪漫英雄、人类整体和彼岸世界的宏大叙事。”1由此可见，史诗是一种源于族群共同文化记忆中的原型叙事，虽然整体以“宏大”来支撑其“史诗性”，但“简朴却又鲜明地反映出个人（英雄个体）的价值和集体的力量，而集体的力量又是通过英雄个体的价值体现出来的”。2可见，宏大叙事仍然需要依靠个体人物的行动和价值来体现。所以，故事创作需要一个具体的个体突破口来切入以保证它的史诗性。本剧正是基于“革命历史”共同记忆基础上的个体情报人员的行动和精神价值作为基底来进行叙事，情报人员“生死存亡”的命运纠葛与“革命信仰”的精神动力都与“革命历史”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本剧具有史诗的特点，而它又以基本的人类“归家”情怀作为史诗旅程的支撑，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越剧舞台的“归家史诗”。剧目多次强调“归家”意象，从开场华枫在香港完成了党内任务希望回到上海与多年未见的子女团聚，这是对“归家”基本层面的追求；在她到台湾执行任务之后，“归家”便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既是她作为个体的回家渴望亦是以她为代表的国家统一意指。一旦捕捉了“归家”的题旨，情节的铺设便显得尤为精巧。

人物想要在复杂的社会背景环境之下完成回家的旅程必定充满戏剧性，但是从归家欲望到归家行动再到归家结果的惯常模式去架构情节则会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强调叙事性而消解其情感的抒情表达。所以，剧目切断了线性时间铺设，以华枫被捕的高潮开场将剧目结局直接呈现给观众，“归家”显然在表面意义上是失败的。然后，剧目通过回忆进入到华枫被捕之前在香港接到台湾情报任务到在台北为完成给解放军传递台湾情报而最终被捕的整个过程。这一情节脉络呈现反而将人物内在“精神涅槃”的过程凸显了出来，“归家”从内在精神意义上无疑达至胜利。而这“归家”的永恒动力就是人物“革命精神”与“生命情感”，与其说这是一场人物为了完成“归家”使命的外在革命情报工作行动，不如说这是一场革命人物从“革命性”走向“人本性”的“精神涅槃”之旅。华枫、钟石将军等人都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但也有着作为一个普通人思乡情切的内心抉择与生死危机的生命磨难，时时刻刻揣摩着人物内心的两难抉择，使得人物的内在情感更为真实可信。显然，革命性是以华枫为代表的革命者的内在精神底色，这如同灯塔一般照亮他们革命之路，指引归家之路；能够坚定前行并做出生命抉择的却正是他们历经磨难之后的内置情感。所以剧目对人物本体的生命状态和内心诉求的关注使其具有了更多的人本性，也正是源于这一特点使其通过“精神涅槃”从而实现了革命性的升华。因此，剧目多次通过华枫、钟石等革命者之口诉说着他们内在情感的变化，反而弱化了外在具体的叙事行动线，不对过往的历史史实做出评价，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内在情感弧线呈现之中。以此来突出人物从一个普通人走向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再到一个真正英雄的转变过程，英雄带着集体的期盼与诉求回归到了家乡，以完成情感归家的终极表达。

别有余韵的正是在剧目结尾，华枫虽在舟山吞金牺牲，但后来被国民党救活，但最终还是选择和其他地下党一起牺牲在刑场上。这段剧情以意象化的形式将华枫与战友钟石、刘玉树、陈曦等共产党员英雄并列至台北刑场行刑，在满天的枫叶与血红的灯光笼罩之下他们的坚定信仰和归家情怀支撑着他们的精魂如花般驭风而舞，飘飘荡荡至他们生命的永恒终点即“家”。剧目借此平衡了整体的革命调性和人的情感本性，强烈的彰显了革命人物的革命为何，信仰为何生命追求的自主性。

由此，从敘事线索来看，剧目采用了情节“归家史诗”原型与人物“精神涅槃”弧线的并置，实现了革命原型人物的越剧舞台再现，强化了他们内在情感面对由生到死的革命事业的坚定，并通过钢笔送友、金锁链传承、情报传递、战友情谊等关键词一再强调了“归家”与“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对剧目题旨的一种强烈呼应，“英雄如花，驭风而舞”的真正含义便在“情感在何地，家便在哪里”的情节内涵中被再次重申。所以人物“归家”归的是真正的情感、精神和信仰的终极栖居地，情节归的是情感引擎的诗化叙事。

“母亲”与“革命女性”双重身份

情节事件支撑了故事的发展，而需要在事件内行动的正是核心人物。剧目以共产党员华枫为主要角色，她在台湾进行的情报工作串联起了在台的共产党员钟石将军、刘玉树将军、副官陈曦、情报人员阿忠等英雄群像。笔者始终认为塑造英模人物如若只关注其“完美性”“革命性”而忽略其内在的“人本性”和“自主性”反倒容易失真。所以剧目在延续杨小青导演塑造人物一贯“完美性”的基础上，又为人物赋予了多重身份，并在身份博弈后的弥合中突出人物的本色特征。这为人物能够选择革命、坚守信仰找到了最基本的动力支点。

源于此，剧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主角华枫的形象建构，她既是有着一对儿女的母亲，又是共产党忠诚的情报工作者。这种身份的矛盾性是人物始终处于两难境地的主要原因，也是能够将其从一个存在于历史记忆中的真实人物拉回到现实语境的重要方式。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怜爱子女的母亲自然不能选择放弃家庭，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家庭是女性的专属领域，成为母亲才是女性自我完善的途径。”3可见，母亲这一身份似乎对女性来说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全然将母亲集中在家庭内部则会使其成为“去社会化”的女性。显然在这一复杂而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让观众聚焦于华枫的母性精神特质则会割裂其社会性从而弱化革命行动的力量。

所以，剧目始终让华枫的母亲身份处于与革命女性身份的博弈中，并通过三次身份交织而将原本割裂的女性身份进行了弥合，以帮助观众理解华枫的情感变化和对革命信仰的坚守。第一次是在剧目开场华枫面临着去台湾参加情报工作和回上海与子女团聚的两难抉择，这一情境的设置为人物成为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奠定了情感基础。何以见得？家仆徐阿姨的儿子为革命牺牲这一突发事件成为华枫决定去台湾工作的精神动力，因为她要做的正是要让天下的家庭幸福而并不只是她个人的幸福。这是她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去看待革命者的身份，所以此刻华枫还带有强烈的母性特征，“情感”支撑她做出革命的抉择。第二次是在剧目中后段，钟石将军、刘玉树将军等地下党人员被叛变的李孝乾出卖暴露后，华枫面临着独自逃回舟山和留在台湾与战友共患难的抉择。此时，母亲的身份特征似乎已经被隐去，作为一个革命女性她与其他革命者一样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但是，剧目并未给予她抉择的机会，就在其他革命者钟石、刘玉树、陈曦等人的诀别告慰中被推向了“回到舟山”。其实，除了遵循史实之外，这一精巧设置也为人物从一个普通女性抑或是母亲走向一个非标签化的革命者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坚定的“革命信仰”使得革命者可以抛却性命甚至家庭幸福，在钟石、刘玉树、陈曦的连声呼唤家乡、呼唤亲娘的诀别中，推动华枫实现了从“情感化”母亲到“人本性”革命女性的变化。第三次是在剧目结尾高潮，华枫身份暴露在舟山被捕后，她在监狱中面临着生死的抉择。此刻，华枫的母亲身份再次跳跃而出并与革命女性身份进行了彻底的弥合，正如华枫饰演者王滨梅所说：“我用气声呜咽般的声音吟唱起‘孩子们永别了。”4她希望孩子们记住的不仅是她是作为他们的母亲，而更重要的是她坚定的革命选择，这帮助她从内在精神上达到了与家人的回归，华枫所唱的“打一面红旗给我指路，点一盏红灯照我凯旋”正是最好的表现。这也帮助人物成长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有血有肉的革命者。她在狱中与台湾情报工作人员的思想和信仰博弈中，再次重申了自己对家的回归、对党的信仰、对人民幸福的忠诚坚守，彻底驳回了敌军对实在生活的谬论。共产党员既是革命者又是具有人本性、人道主义的真实的人而不是敌军所謂的虚伪的生活着的躯壳。

无疑，正是通过人物多重身份的弥合、深层情感的交叠抒发，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具有着丰富“人本性”情感、诗化“完美性”形象、坚定“革命性”思想的人物。但是，剧目并不是单一地借助叙事文本，而是通过多种舞台奇观的制造和多种艺术形式的拼贴尝试，将人物形象的弧光成长进行了直接呈现。一方面，剧目将人物场面始终放置在多重时空中运作，形成多重时空并置的视觉“奇观”呈现。比如华枫在收音机前收听战事情况时，舞台直接将收音机中的声音信息转化为视觉的舞台呈现，激烈的战争情况借助战士中枪、奋战的众多人物表演和轰鸣的机枪飞炮呈现，原本较为静滞的画面被充斥舞台的抗战场景转为流动，强化了观众的视觉刺激。而华枫在香港码头乘船去台湾执行任务时，舞台同时设置了她远在上海的子女在码头等待母亲的场面，两重故事时空进行了并置呈现，让人物复杂的内在情感与坚定信仰之间进行了强烈的博弈，但始终都未曾脱离人物的革命精神。因为她无法与子女相聚最终为的仍然是天下的子女可以与母亲幸福相聚的这一永恒“情感归依”。这正是导演对外在物质空间和内在心理空间并置的探索。在剧目开场与结尾，剧目又采用了多人合唱的方式延伸舞台的历史记忆与舞台故事呈现的交互传承，在如同歌剧唱诉中故事的主要情节被缓缓推出，人物的内在精神情感也得以层层剥开。宏大的舞台叙事与历史背景下，人物作为独立的个体在故事中被当做传奇般的诉说着，然后通过具体的细节情节以削弱这种宏大感。以此而切实的让观众与革命人物产生强烈的共情，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出在奇观制造下的舞台视觉盛宴，倒不如说是一场情景交融的颅内情感之旅。另一个方面，剧目在传统越剧舞台呈现中，始终探索与现代戏剧舞台的接轨，歌剧、音乐剧、舞剧等多种戏剧形式的表达元素被拼贴在剧目中，比如幕后合唱、人物四重唱、肢体表演、蒙太奇画面等都被加入其中。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当代越剧舞台的可辨识化的空间呈现，始终将对人物的评价、诉说、情感表达贯穿在统一的舞台表达中。

结语

越剧《枫叶如花》以红色题材创作为逻辑基础，将革命女性华枫的真实故事进行了情感化结构，实现了多重舞台形式的拼贴尝试，在延续诗化叙事的基础上将人物的“情感”作为叙事引擎呈现了英雄人物的坚定革命信仰与真实人性抉择的相互映照。剧目打破了传统越剧流派唱腔的局限，以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为基础进行音乐设计，在“英雄如花，驭风而舞”核心题旨的牵引下，探索了当代越剧舞台红色题材叙事的策略。

项目基金：北京印刷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7170222015）阶段性成果；北京印刷学院校级重点教学改革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21006）；北京印刷学院校级科研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Ec202212）

作者  北京印刷学院讲师，戏剧戏曲学博士

【1】孟君，郭雪瑶.太空故事的英雄探险、返家之旅与技术视景—科幻电影的共同体美学实践[J].当代电影，2021，（06）：36-43.

【2】[俄]E.M.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M]，王亚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378.

【3】周浠.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母亲身份研究[D].湖北师范大学，2019：9.

【4】马黎.王滨梅谈《枫叶如花》：用越剧艺术致敬谍战女英雄[N].钱江晚报，2022-1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