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吴昊

摘  要：湖北应城蕴藏着较为丰富的盐业资源，但在纲引盐制下，应城在清前中期依旧被划定为淮盐的销区，本土的盐业生产则一直遭到官府的封禁。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湖北地区淮盐行销不畅而引发了盐荒，清廷最终解除了对应城本土盐业的禁令。为了加强对应城盐业的控制以及安抚当地的商民，清廷曾调整对应城盐业的管理措施。相关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应盐的生产，但并没有改变清廷对应盐以限制为主的政策导向。相反，清廷厉行着对应城盐业生产规模和合法销区的控制并课以重税，以保护淮盐在湖北地区的行销，因而应城盐业的生产规模和产品流通范围始终十分狭小。同时，受自身盐质较差以及生产落后的影响，应城盐业在晚清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

关键词：应城；晚清；盐业史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3）04-0041-9

如今的湖北是全国产盐的大区，应城凭借自身丰富的岩盐矿资源更是成为了湖北盐业的龙头^①。然而，清前中期的湖北是非产盐区，所需食盐基本依靠外地的调入，其中以淮盐为主，兼有川盐，应城亦为淮盐的销区^②。应城的本土盐业直到晚清才正式合法化。

回溯学术前史，学界对于清代湖北盐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川盐济楚^③、湖北地区的私盐^④、汉口的盐业^⑤ 这几个方面。这些探索虽然发掘出了清代湖北盐业的诸多特性，但整体上相较于江苏、四川、山西等省的盐业史研究而言仍是不够充分。同时，湖北省内一些盐业生产的个案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晚清应城盐业的发展即是其中之一，学界对其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有的专题论著主要是从膏盐矿业的角度考察了应城盐业从晚清到民国的生产状况^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著作在整体论述清代湖北盐业问题时也提及了应城^⑦。总的来看，目前学界的研究大致勾勒出了

晚清及之后应城盐业的发展脉络，并从矿业生产的角度对应城盐业的技术发展、产品销售、管理进行了一定的论述。但应城盐业在晚清的发展状况其实比较复杂，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以下的不足：一是对晚清应城盐业的考察总体比较粗糙，特别是对盐业发展中所牵扯的清代盐政问题提及不多；二是过于简单地看待晚清应城盐业的合法过程，对应城盐业合法过程中朝廷的态度考察不足；三是强调应城盐业的发展对于晚清湖北盐业格局的改变^①，却较少关注晚清应城盐业在夹缝中生存的状况。实际上，应城的盐不是当时中国主流的海盐、池盐、井盐中的一种，而是当地石膏矿的伴生品——“峒盐”。并且应城盐业的合法也并非自身产业发展使然，而是受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这种生产上的独特性以及发展上的偶然性使得应城盐业成为晚清湖北盐业史中一个颇为独特的侧面。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力图更为细致地考察晚清应城盐业的发展状况。

一、日益松动：清前中期纲引盐制下的湖北盐业

清朝在全国通过纲引来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在这种政策的安排下，食盐的销区是以行政命令来划分，而非以路程的远近或市场规律为导向。清代最重要的盐区之一即是以江苏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区。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湖北大部分地区都是淮盐销区^②。

湖北淮盐销区覆盖武昌、汉阳、安陆、襄阳、郧阳、德安、黄州、荆州、宜昌九府^③，但所有淮盐自长江入鄂后并不就地销售，而是需要在汉口镇集中，即“淮南纲盐自江苏仪征出口，由长江入湖广界，抵汉口镇停集分销”^④。因此，汉口镇凭借自身位于长江与汉水交界处的優越地理位置而成为了清代湖北淮盐销区的运转中心，被誉为“九州百货备集之所，而盐务一事亦足甲于天下”^⑤。此外，湖北西部的一些州县在清代被划归为川盐的销区，亦是湖北盐政中比较特殊的一点。根据记载，湖北西部被划归为川盐行销区域的为宜昌府所属的鹤峰州、长乐县与施南府全境^⑥。

朝廷之所以对盐业的销区、产量以及运输管理如此严格，就是因为盐对于财政的重要性。其实单从税收的角度来说，淮盐为朝廷带来的收益要远胜于川盐，据相关奏折载，“淮引共一千七百六十引，每引销盐三百四十四斤，课征银一两一钱一分一厘……而四川每引销盐四百六十斤，课征银二钱七分二厘”^⑦。但是早在清廷对鄂西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之前，当地民众食用川盐已成惯例。“湖北改土归流之鹤峰、长乐、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等七州县，俱系新设地方，向来民人因与川省接壤，均在云阳等盐厂交易零盐，以资食用。”^⑧除此之外，川盐可顺江而下鄂西，因而“今若行销淮盐，合算成本每斤七八分至一钱不等。若行销川盐，每斤价止二分”^⑨。这种成本上的差距使得清政府难以强制这些地区只使用淮盐。同属宜昌府的巴东县、归州、兴山县、长阳县虽然被划定为淮盐的销区，但川盐也早已占据了这里的市场，因而在乾隆时这里也被允许适当流通川盐，即“（四地）如淮盐不能接济，零星买食川盐免其缉捕，但不得过十斤以上，亦不许转相货卖”^①。清廷的这些措施确实加强了对以往土司统治地区盐业的管理，鄂西地区的川盐不仅需“课额赴川省完纳，府州县销引督催考成，皆归川省考核奏报”^②，并且宜昌的平善坝、南津关、西坝、白洋河等要地设有关卡^③，防范川盐进一步侵蚀湖北的淮盐市场。但这种划分在另一方面也是清廷对该地区盐业市场早已被川盐占领现状的妥协，鄂西“无论商人不肯抛弃重赀（资）运赴不能行销之地，即或勉力运赴，窃恐土民人等亦必不肯舍贱买贵”^④。可以说，作为湖北纲引盐制主体的淮盐在鄂西地区已经难以与川盐相抗衡。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湖北省的食盐虽然基本依靠外输，但境内仍有本土的盐业生产，应城便是其中的典型^⑤。清代应城开采的盐矿实际上是石膏矿洞中页岩所含盐质，被称为“峒盐”，即“凿膏废峒积卤所成者”^⑥，并非如今应城盐业所采的岩盐带之盐。早在明朝中后期，应城的膏矿资源就得到了开发^⑦，因而在城市周围留下了大量的石膏矿洞。石膏矿一般在开采几年后就会停止采膏，并封闭膏洞。期间如果向膏洞内注水，等水浸泡膏洞中的矿物质半年以上，就会变为盐卤，然后将盐卤提取至熬盐棚，用锅炉熬煮，就可成盐^⑧。同时，如果卤水的盐度不足，则可用水来熬煮采膏时留下的膏土，亦能得到盐质^⑨。但为了保证淮盐在湖北地区的销售，官方禁止民众利用膏洞熬盐，即“往岁邑为淮盐引地，封禁甚严”^⑩。

虽然在纲引盐制下，“朝廷首先考虑的是税课而不是便民”^○11，但湖北地区这种以行政为导向的行销体系到了清中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松动。不仅在鄂西地区淮盐已经难以与川盐相抗衡，而且湖北一些地方本土生产的食盐也在威胁着淮盐。但是，纲引盐制作为早在明朝就已经存在的制度，此时虽然受到了诸多挑战，却仍在湖北大多数地区占据优势地位。朝廷出于税收的考虑，也厉行对淮盐的保护，不仅力图将川盐限制在鄂西，还全力压制湖北本土盐业的生产。

二、兵乱与救荒：晚清应城盐业的合法化

如前文所述，应城在清前中期也为淮盐销区。淮盐在汉口汇集后顺汉水而上，经汉川销往应城^○12。实际上，当时应城本土生产的“峒盐”虽然在质量上远不能与如今应城开发的岩盐相比，但是依靠废弃的膏矿洞来熬盐的生产方式却便于民众小规模地私自生产。关于应城民众利用膏矿洞进行熬盐始自何时目前已不可考，嘉庆年间应城的知县奚大壮就曾言：“膏尽峒废，积拥泉卤，岁旱更旺。计水一担，可煎白盐三四斤。视吾蜀上井水味较咸。小民嗜利，多违示盗取。”^①虽然官府一直打压这种行为，但这并不能完全禁绝民间偷熬盐之举。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淮盐销往湖北之路被阻隔。特别是1852年太平军进入长江中下游之后，影响了长江水运，并冲击了作为湖北淮盐总分销地的汉口，包括应城在内的湖北许多地区都陷入了食盐短缺的危机中。为了应对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盐荒，清政府在开辟新盐源方面除了采用川盐济楚外，另一重要措施便是开放应城的膏盐禁令^②。

面对着战乱带来的盐荒，应城地区“民嗟淡食”^③，生计压力下许多民众违反禁令，利用废弃膏矿洞偷熬食盐。咸丰二年（1852），应城“邑西潘家集居民潜开废峒，汲熬获利，由是雷家冈等处争效之”^④，之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官方也难以禁止。考虑到当地民众的食盐需求以及管理和征税的需要，咸丰三年（1853），湖广总督张亮基“委员勘验取课，以济军需，民颇便之”^⑤。随后湖北巡抚胡林翼也做出了开放膏盐禁令的决定^⑥，应城的峒盐这才被允许利用，并得以在应城、安陆、云梦、天门、应山、随州、京门、孝感、黄陂、汉川十州县行销^⑦。

需要明确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确实是应城峒盐被放开的契机，但应城盐业之所以能真正合法化，并在此后一直被允许存在，亦离不开自身发展的因素，而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为战事影响。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同治四年（1865）四月，湖广总督官文曾上奏陈述应城盐业现状：

湖北应城县地方向有石膏废峒，年久膏尽，出液成卤，可以煎盐，历系禁止偷取，恐碍官盐销路。军兴以来，长江梗阻，淮运不通，民间有淡食之虞。经与前抚臣胡林翼委员查悉情形，为一时权宜之计暂行弛禁……数年以来办理并无成效，盖缘膏液煎盐所出无多，兼之盐味苦涩，远处不能销售，仅止附近居民贪其价贱间有买食。现在江路已通，自应照前封禁。惟查淮盐现尚未能畅销，小民烽火余生，藉此煎盐暂图生活，似应量加体恤。今应城峒盐既已完厘，为数无几，仅在附近销售，与现行淮盐并不关碍，一俟淮盐畅达，民困稍苏，再行议禁。^⑧

从中不难看出清廷对应城盐业的考量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应城的膏盐禁令虽然被解除，但允许应盐的流通只是战时的临时措施。待淮鹽运销完全恢复，盐荒缓解，应盐可照旧封禁。其二，相较于应盐而言，淮盐仍是政府盐业的首选，并且应城生产的峒盐质量并不高，生产规模和流通范围也不大，对淮盐的影响较小。其三，考虑到许多应城民众仍以应盐为生，暂缓封禁是抚民之举。

实际上，当时湖北的淮盐已经四面楚歌。受战争的催化，“川盐未停，北潞交灌，再有应盐侵占腹地，淮界益蹙，若不为限制，则涓涓细流且为江河”^⑨，因此自应城膏盐禁令解除以来，清政府就对应盐持限制态度，并“画三县以囿之，减熬灶、重税课、束应以益淮”^⑩。而从官文的奏报中，我们亦不难读出朝廷中有不少官员主张战事结束后就对应城的盐业实行封禁。甚至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仍主张封禁应城盐业^①。总体来看，清廷对应城盐业的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清廷面对盐荒捉襟见肘，只能维持当地民众熬制峒盐的现状，但同时又担心产自湖北中部地区的应盐会排挤淮盐从而影响税收。因此，限制成为了清廷管理应城盐业最重要的方针。

三、征税与抚民：晚清应城盐业改制及其规范化

应城膏盐禁令解封之初，应城盐业在课税方面“仍令照潞盐完厘以充军饷，每月所收厘钱附入票潞盐课项下，两月一次奏报在案”^②，并由朝廷招商熬盐。由于各个膏洞之间产量差距较大，朝廷派专员厘定税课与征收税款，并于同治元年（1862）在县城设立总局，各要路设立分局^③。在具体的征税流程上，朝廷最早在膏盐矿区的要道上设立关卡来对卤水进行征税，即“每挑抽钱二文”^④，但盐商却纷纷绕路而行，导致漏税颇多。同年十月，朝廷制定新章程，责成熬户按成品盐的斤两进行纳税，每斤抽钱二文，要求盐商合伙领取膏洞的使用权。合伙的盐商需选出首领，生产当日按照卤水数量完成纳税，并且还需要登记造册以便定期核查膏洞的数量^⑤。同治四年（1865），应城盐业的水陆课章程进一步完善，陆课按照成品盐数量来纳税，由朝廷委员来征收；水课按照卤水的咸淡来进行征收，并由德安府同知进行管理^⑥。同治五年（1866），德安府同知进驻应城^⑦并总揽盐务。经过改制，应城盐业的膏洞分配、卤水提取、熬水成盐等各个环节都被置于监管之下。

然而自光绪五年（1879）德安府同知蔡懋赓接任以来，應城盐政弊端日益凸显，导致民怨沸腾。御史屠仁守在奏陈湖北财政积弊之时曾述应城盐业惨状：“查蔡懋赓为人贪鄙苛刻，信任家丁，因无成例旧章，得以恣意朘消。”^⑧在蔡懋赓治理下的应城盐业各类课税名目日益繁杂，包括水课、土课、三七减课、陆厘、锅金、小课六种^⑨。其中水课仍是按卤水的咸淡进行征收，土课是根据熬盐的膏土进行征税，锅金是根据熬盐的锅灶进行征收，陆厘是根据售卖的现盐进行抽厘。这几项的征收由于依靠专员的现场勘察与主观判断，且缺乏明晰的规定，所以在任人不善的蔡懋赓治下，盐课征收愈发混乱，民众只能通过贿赂才能避免被强行多征。例如在征收水课之时，如果不贿赂相关官员，则“（卤水）虽咸亦淡”，反之“则虽淡亦咸”^⑩。三七减则是针对膏洞卤水逐渐干涸的情况所进行的适当减税。小课则是收取杂税，十而抽一，用以维护盐政设施。同时，应城峒盐的生产本就是一个周期性流程，在卤水用尽之后需要继续凿膏以获得新的盐质，但蔡懋赓却借此索贿，如果没有收到足够的贿赂，则不允许民众凿膏^○11。蔡懋赓的这种治理方式严重影响了应城本土的盐业生产，大量商民裹足不前。同时，这种状况使得盐税收入被“蔡懋赓据为垄断”^○12，严重影响了应城盐业的正项收入。

因此，光绪十年（1884），御史屠守仁上奏弹劾蔡懋赓，并且主张明定应城盐业章程和不准多立名目，“以减穷黎之累”^②。朝廷也派专员到应城查办，并制定了新的章程^③。新章程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红课和黑课为征收标准。所谓红课即开炉熬盐的膏洞。针对此类膏洞，以往是依靠专员来查验卤水，根据咸淡来确定征收的额度，所以“难免意为轻重”^④，现在则以成品盐的重量进行征收，每斤抽熬户四文。黑课即封闭蓄水的膏洞。应城峒盐生产不仅具有周期性，而且每个膏洞的卤水盐度差异较大，甚至同一膏洞的卤水都会有“子午时最咸，子午之后略淡”^⑤ 的情况，这就容易引发争端。另外，膏洞即使是在封闭蓄水期间也需征税。以往虽有三七减税的条目，但对于盐商来说仍然是负担过重。新章程则以膏洞个数为单位进行征收，折中统一定价为每一膏洞每日征收四百文，并且严禁盐商把持膏洞^⑥。

其二，明晰膏业和盐业生产的关系。应城的盐业和石膏业是一体的，卤水的生产也离不开凿膏所获取的盐质。以往的章程中，膏盐生产关系不明，且课税太苛，所以盐商多不愿停盐凿膏，导致卤水盐度越来越淡，产量也越来越低。新章程则放宽了凿膏的限制，并规定凿膏时统一按照黑课每日缴纳四百文，可开火熬盐之后则以红课进行征收^⑦。

其三，将各类税收、盐政机构进行归并。以往应城盐业由水陆两局进行管理，新章程则将水陆两局归并为陆局，并常驻市内，主管钱课册报。此外，清廷还特别设立会办委员，驻扎在膏盐区的交通要道上，专管查验。在合并了盐业机构的基础上，新章程还裁撤了一批冗员^⑧。

经过这次改制，一方面“膏盐两课税厘皆归委员专收，毋许同之干预”^⑨，税款的征收更有规范性，减少了地方官吏对盐商和熬户的巧取豪夺。另一方面，应城盐业的管理也更加简明，不仅裁撤了一批冗官，而且将繁杂的款项归并为红课与黑课，也有利于当地商民的缴纳。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改制考虑到了应城峒盐生产的特殊性，调和了应城膏业和盐业之间的生产冲突，有利于民众凿膏熬盐。此外，朝廷还借此次改制查明了当时应城实际的膏洞数量。经过一年的试办，应城盐业共计有16，700余炉，每炉约产盐350斤，清廷当年在应城征收的盐税共计22，000余串^⑩。光绪十二年（1886），新章程被正式推行^○11。

四、保淮之举：清廷对应城盐业的限制措施

需要明确的是，光绪年间的这场改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当地的商民，并使得应城盐业的管理更加规范，却并没有改变清廷对应城盐业以限制为主的政策导向。虽然有鉴于当地的民情，清廷决定对应盐从缓封禁，但仍对应城盐业“限以煎熬炉数，及行销界限”^①。应城盐业生产需要削减熬盐炉数到11，000余炉，销区也从十州县压缩至仅在应城、天门、京山三县行销^②，“并由淮盐局在于各州县冲要地方设立巡卡，分拨炮船派员堵缉”^③，以便牢牢限制应盐的流通。

同时，应城盐业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产业，自诞生起就有着明显的不足。早在解封之初，应城盐业的生产就“费本甚巨……往往汲熬数月，虽有获利之家，而利不偿本者累累”^④，风险高、成本大、周期长一早就成为应城盐业发展的掣肘因素。即便到了清末，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清末湖北咨议局曾向湖广总督力陈应城盐业成本过高的状况：

（应盐）然峒水至卤，每炉一日出盐不过二千余斤，盐价至贵亦不过七十文。以七十文记，所入只得一百四十余串文。顾盐课不计，杂费亦需四串九百文；人工不计，空食亦需十五六串文；车班不记，用具亦需十二三串文；烧燃不计，沿途损失亦需六七十串文。凡此已及一百余串之多，再以杂项开销通盘计算，每盐一斤成本何止五六十文。应盐成本五六十文，淮盐成本仅需四五文，两相比较，奚止十倍。^⑤

可以说作为一种矿业，应城盐业在开采效率、人工成本、运输杂费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问题。而从当时全国的盐业大环境来看，“论质味，则海盐为佳，池盐、井盐次之。海盐之中，滩晒为佳，板晒次之，煎又次之。论成本，则晒为轻，煎之用荡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木则工本愈重。此其大较也”^⑥。应盐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井盐，但与井盐的生产类似——都是从富含矿物的卤水中提取盐质，并且也有关于应盐“盐味苦涩”^⑦的记载，所以应盐在当时流通的几种成品盐中质量并不好。因此，晚清的应盐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成本上都不具有优势。

颇为讽刺的是，孱弱的应城盐业并没有得到清廷的保护，相反，在当时朝廷财政拮据的窘境下，应城盐业被多次加以重税，如“前因筹办江防，奏明将淮川二盐酌加价值抽收钱文，应盐一体加抽”^⑧。从光绪十年（1884）应城盐业改制之后到清朝末年，应城盐业曾被多次加税，主要为1885年每炉加征江、海防捐各四百文；1901年为了偿还庚子赔款加新捐一串文；1908年加征补药税捐钱一串四百文，军舰新饷捐钱七百文，此时虽然免除了1885年加收的八百文，但每炉共课捐钱五串二百文^⑨。光绪十年（1884）应城盐业的生产额为16，700余炉，课税总额为22，000余串。到了1908年，即使应城盐业削减了三成的产量，为11，000余炉，按每炉课捐五串二百文计，清廷在应盐上的课税总额至少为57，200余串。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应盐的课税额就增长了一倍多。可以说，重税是加在应城盐业上的又一桎梏。

如果从地理区位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或许能更为清晰地理解应城盐业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应城位于汉水流域的下游，并且离汉口也较近，所以诞生于湖北淮盐市场腹部的应城盐业一直被视作淮盐的潜在威胁。然而当时湖北淮盐面临的最大挑战实为川盐。为了缓解湖北地区的盐荒，清政府不得不进一步放宽对川盐的限制，川盐得以顺江而下。凭借着自身较为优良的盐质，加之私盐的泛滥，川盐几乎占领了整个湖北的食盐市场^①。后来战事渐平，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力主“扶淮抑川”^②，希望能恢复湖北地区的淮盐引岸，但遭到了四川总督吴棠和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反对。同治十一年（1873），户部令两江、四川、湖广总督会商此事，双方最终议定湖北武昌、汉阳、德安、黄州四府销售淮盐，湖北襄阳、郧阳、荆州、安陆、宜昌、荆门五府一州借销川盐，并且销淮之地不准销川，销川之地可销淮^③。就这样，在地方督抚的支持下，川盐的合法销区从鄂西扩张到了湖北的中部地区^④。反观之，应城盐业背后却没有地方大员的支持，最终在恢复淮盐引岸的风波中处处受限。

五、余论

有清一代，朝廷对应城盐业的管理在不断调整，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应城本土盐业的发展。同时，清廷也一直将限制作为应城盐政的基本导向，不断对应城盐业的产销进行打压，并课以重税。另一方面，应城盐业较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制约着自身的发展，应盐与当时主流的几种盐产相比也处于弱势。

应城盐业的合法化缘自纲引盐制走向解体的大环境，而战争的催化使得这一产业最终被清廷解封。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那场恢复淮盐引岸的风波中，应盐与川盐的命运可谓是大相径庭。当然，从盐业本身的产销角度来看，川盐无论是盐质还是市场环境都优于应盐。同时，得益于地方大员的支持，川盐也没有受到太大的限制。反观应城盐业，虽一度被允许行销十州县，但清廷始终将其视作淮盐的潜在威胁，并且在朝中支持淮盐的大臣打压下，产量和销区都被大大限制。直到民国初年，应盐的合法销区都只局限在应城、京山、天门三县之中^⑤。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应城盐业的合法化虽然源自颇为偶然的事件，但它之所以能在晚清一直存在则更多是由于自身的原因——规模较小且对淮盐影响不大。这种先天的不足反倒使应城盐业在遭到多次封禁之后仍然得以生存。虽然清中期淮盐纲引制的解体是大势所趋，但这一制度在瓦解前夜也进行着疯狂反扑。应盐诞生于湖北淮盐市场的中心——湖北中部，自是需要面对淮盐的冲击，并且本身发展的不足以及外部环境的恶劣又使得应盐在冲击中不断受限。可以说，应城盐业既是晚清淮盐纲引制解体的见证者，亦是一个较为独特的侧面。

晚清应城盐业虽然一直处在一种较为落后的传统生产模式中，但这种发展仍为应城这座后来被誉为“膏都盐海”的矿业导向型城市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同时，应城的盐业也深深影响着应城的社会。明中期以前，应城由于农业生产环境较差^①，十分贫困，甚至“鲜千金之家”^②。伴随着膏盐产业的发展，应城的财富迅速增长。到了清朝后期，城中“拥万金者，不下数百户，丰盈之象，异乎昔之所云矣”^③。同时，膏盐产业的分布不均也分化了应城本地的民风。膏盐矿所在的城西，居民“多以凿峒熬盐为业，往往倾家荡产，为孤注之计，以博利于未然……虽田地草莱，机杼颓朽，亦不顾惜”^④。相比而言，应城东南地区仍以农为本，民众多尚简朴。可以说，本土盐业给这座清代江汉平原上的小城增加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

（责任编辑：袁丽丽）

Providing Relief， Appeasing People and Protecting the Huai Salt：

on Salt Industry of Yingche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AN Wuhao

Abstract： Yingcheng， located in Hubei， has rich salt industry resources. However， under the Gangyan System， Yingcheng was still designated as a sales area of Huai salt 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 and the local salt production had been banned by the government. Influenced b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the poor marketing of Huai Salt in Hubei caused a salt shortage. The Qing government finally lifted the ban on the local salt industry in Yingcheng.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Yingcheng salt industry and appease the local people， the Qing government adjusted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the salt industry in Yingcheng. Although this reform liberated the production of Ying Salt to a certain extent， it did not change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 which focused on restricting Ying salt. On the contrary， the Qing government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production scale and legal sales area of Yingchengssalt and levied heavy taxes on it to protect the marketing of Huai Salt in Hubei. So the production scale and product flow scope of thesalt industry in Yingcheng were very narrow.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its poor salt quality and backward production facilities，thesalt industry in Yingcheng was severely restric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Yingche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history of salt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