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华

摘  要：广元皇泽寺博物馆藏清人王杰《西路场图说》，应是他在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间（1772—1782）督学浙江时所作，反映的是乾隆五年黄湾盐场分出后西路盐场的情况。比较王杰《西路场图说》与《重修两浙盐法志》的《西路场图说》，前者具有盐场概况、生产管理和运输线路信息叙述集中且精炼的特点。王杰《西路场图说》是新发现的两浙盐业史文物，结合方志记载分析该图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清代西路盐场的生产和管理情况。

关键词：盐业；西路盐场；王杰；字画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64（2023）04-0003-8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盐政一类文献汗牛充栋，难以穷尽，不时有新的罕见古籍、档案和文物发现。前些年，四川广元市皇泽寺博物馆编写馆藏文物图录，笔者受邀协助修改和审阅文物分类描述，意外地在馆藏书画中发现一件与清代两浙盐业有关的文物，这就是清人王杰的《西路场图说》（下简称《王杰图说》）。该《图说》为斗方，绢本，楷书，幅面不大，仅纵28.2、横23.5厘米。右上方题为“西路场图说”，其左有说明文字8列256字，左下侧落款为“王杰”二字，并有圆形和方形朱泥印章两方，印文难以辨识（图1）。文字录文如下：

西路场图说

该场坐落杭州府海宁县境。东至黄湾，西接许村，南临大海，北抵县治，离省城一百五十里，县城三十里，水陆程途相等。计聚二十二团，周围竹篱，一门启闭。额灶一百九十八座，铁锅煎盐，每灶日产盐二引四五分不等，每引约用卤二十余担，柴六百斤，现在成本需二两零，随时增长，不能一定。近今沙 坍没，俱赴对江三东等场购卤运煎。十灶立一甲长，稽报查比。盐交嘉商收配，每掣产盐五万余引，有盈无绌。运赴嘉所由宁邑之东方桥，经海盐、榆城等处，直达所前场。境有县捕场役，分布巡查运河一带。奉设长安千总，带兵周历，是以向无大伙私枭。兵弁俸工，于道库引费项下支给。该场斥卤之区，计丁授地，额征灶课四百五十七两零。按丁征解，科则匀等。^①

从《王杰图说》的图题及“该场坐落杭州府海宁县境”的文字说明，可知《王杰图说》是王杰为清代浙江海宁县西路盐场图所撰写的说明文字。现在图已不存，只剩下文字说明保存于广元皇泽寺博物馆，《王杰图说》图与文字的先后关系不明，入藏皇泽寺博物馆前的流传经过也不清楚。由于《王杰图说》仅有文字说明而图已不存，推测王杰原先也应是在绢本图旁书写说明文字的。王杰是清代名臣，在朝为官四十年，忠清劲直，老成端谨，不结党营私，不趋炎附势，为时人所赞誉。书写者本来就有名望，作品书法也端正工严，故王杰书写的图说被人从图旁剪裁下来，图却因不为人所重，已经不知去向。不过，《王杰图说》的原图尽管可能已经不存，但在《重修两浙盐法志》中却有一幅《西路场图》^①（图2），将《王杰图说》与《重修两浙盐法志》的《西路场图》对照，虽不能说后者的《西路场图》就本自前者的绘本，但两者有先后的关联，这却是有可能的。不过，《重修两浙盐法志》的《西路场图说》（下简称《盐志图说》）与《王杰图说》并不相同，《盐志图说》文字是：

西路场图说

西路场，宋淳祐四年所置南路场也，有南盐场厅。元并袁花、黄湾、新兴、南路四场立今名。明洪武初设于海宁县东黄湾寺，置东、西二仓，廨宇一所。万历三十九年，移置新仓，去县治将一舍。国朝乾隆五年，分置黄湾场。西路境本辽廓，自分置后，所辖仅一十五里。南为石塘，上有廿里亭。以形势言，海潮入尖山，斜趋西北，廿里亭正当其冲。自此而西，在在冲激，全恃石塘为之捍御。场北有报功祠，祀倡义减灶课诸人。明陈与相撰记，以述其事。^②

将两个图说进行对比，《王杰图说》与《盐志图说》有三方面的不同：一是前者有西路盐场宏观地理区位、微观区域四至和盐场至省城距离的文字，却没有后者的西路盐场历史演变过程的概述；二是前者有盐场团聚和盐灶数量、单位产量及所需原材料数量的说明，后者却有前者所没有的钱塘江海潮、海塘以及与西路盐场相关报功祠的描写；三是《王杰图说》最后有一段近今盐卤来源地的变化、盐场盐引配额、盐品外运线路、盐场及外运管理、税额的文字，这也是《盐志图说》不见而见于《重修两浙盐法志》其他部分及海宁方志的文字。这些现象说明，《王杰图说》与《盐志图说》尽管都是对西路盐场图的文字说明，但二者的重心有所不同，前者是单一图件相对全面的简要概述，后者則是书中插图之一的特别说明，其他盐场信息则见于书的其他卷目。

海宁利用涌潮咸水制盐的历史悠久，有可靠文献作依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海宁境内有“蜀山场、岩门场、上管场、下管场、南路场、袁花场、黄湾场、新兴场，总计八场，盐课共岁额一十三万三千九百七十三石七斗六升”。元大德三年（1299），并蜀山、岩门、上管、下管为许村，并南路、黄湾、袁花、新兴为西路，西路盐场之名从此见诸史籍，成为海宁一带与许村盐场并重的两大盐场之一^①。明代海宁盐场仍延续元代许村、西路两盐场的划分，许村盐场直属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西路盐场则隶属嘉兴分司，有“围仓额有二仓九围，官盘二百二十四面”^②。清代延续明代制度，只是在乾隆五年（1740），西路盐场又被分为西路和黄湾两盐场，西路盐场的规模缩小而已。《王杰图说》应该反映的是清乾隆五年黄湾场从西路场分出之后至清嘉庆九年王杰去世之前（1740—1804）西路盐场的情况。西路盐场自明末陈祖苞获准开辟河道，垦荒建廒以后，“迄今廒房栉比，商贾云集”^③，从西路场分出黄湾场就是因为西路场盐业兴旺，事务繁多，管理不便。

清乾隆五年以后西路盐场的范围远近，最东边是邻近黄湾场的袁花，最西侧是靠近许村场的下管，其间是新兴。盐场范围较乾隆五年分西路场东部为黄湾场前已有缩减，先前的界域“东至海盐县谈山界三拾里，南至海洋，西至陈坟路二拾里，北至桐乡县界三拾里”^④。乾隆五年后因黄湾场划出西路盐场，以后的西路盐场疆界的西界依旧是在“陈坟路接许村场界”，但东界则收缩“至掇转庙接黄湾场界”^⑤。故《王杰图说》称该场“东至黄湾，西接许村，南临大海，北抵县城”，说的就是乾隆五年以后的西路盐场范围，并只言其大概，略去了具体小地名。《王杰图说》称西路盐场距县城三十里，是以管理西路盐场的官署所在地距离县城而言。乾隆《海宁县志》卷一：“西路场大使署：《许志》‘在县东六十里灵泉乡黄湾市，明洪武初建；《海塘通志》‘万历三十九年移建新仓。”故乾隆《海宁县志》卷五对西路场署远近位置的不同记载已經有考辨，认为《两浙盐鹾志》说“西路场在县东六十里”是场署迁于新仓前的里数，“按西路场碑，界在念里亭，起署在新仓，恐非六十里。旧时署在黄湾，则里数允当。今已分场，又当另核矣”^①。清乾隆《安澜园至尖山起座道里图说》^②标注海宁州城东门“春熙门至十里亭十一里”“十里亭至念里亭东尖营十三里”“念里亭东尖营至殳家庙前十四里”，合计三十八里。上图（图3）“新仓”即场署所在，约在尖营与殳家庙间不到三分之二的位置，这算下来西路场署距离海宁州东门也就三十五里左右，与《王杰图说》基本相合。

《王杰图说》记西路场“计聚二十二团，周围竹篱，一门启闭。额灶一百九十八座”。乾隆《海宁县志》卷五记西路场原本“新聚团额共三十九团，煎灶三百三十六座；乾隆五年分设黄湾场，本场新分二十二团，煎灶一百九十三座。锅盘三百三十六副，后划归黄湾场，余剩本场锅盘一百九十八副”^①。所记团额、灶数、锅数正是乾隆五年后之数。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团聚的形态，它是周围有竹篱围墙环绕，只留一门出入的相对封闭的盐业生产单位。这种团聚更正式的布局，见于《熬波图》卷上的《各团灶座》图，“各团灶座：归并灶座，建团立盘。或三灶合一团，或两灶为一团。四向筑叠围墙，外向远匝濠堑。团内筑凿池井，盛贮卤水，盖造盐仓、柈屋，置关立锁，复拨官军守把巡警”。团聚周围建围墙壕堑，围墙上还起女墙如城墙^②，这应是通常团聚的标准做法。西路盐场的团聚大概因钱塘江潮侵蚀沙滩，河岸沙场变异不定，没有可以取土的官给草荡，故因陋就简，只用竹篱围绕团聚^③。

《王杰图说》记该场盐业生产：“铁锅煎盐，每灶日产盐二引四五分不等，每引约用卤二十余担，柴六百斤。现在成本需二两零，随时增长，不能一定。近今沙 坍没，俱赴对江三东等场购卤运煎。”其基本单位“灶”的日产盐量是2.5引左右，如按照每引通常200斤计算惯例^④，就是500斤，整个西路盐场198灶日产盐量就是99，000斤，年产盐量就是36，135，000斤；如按照乾隆元年后两浙嘉兴等地盐场每引增斤至350斤计算，每灶日产量就是875斤，整个盐场198灶日产量就是173，250斤，年产量就是63，236，250斤。而根据《重修两浙盐法志》卷六所记，西路盐场“每卤一担成盐二十五斤”，如每引用卤20余担，每灶日用卤就是50余担，日产盐量就是1，250斤，198灶就是247，500斤，年产量就是90，337，500斤。两相比较，《王杰图说》的“引”也应该是每引350斤。除了记载了每灶日产盐量、用卤量和用柴量，《王杰图说》还记述了西路盐场的盐卤来源。可知在《王杰图说》撰写前不久，西路场的取卤场所已经坍没海中，只有到对岸其他盐场去买卤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文献的记载，如清乾隆《海宁州志》卷四记西路场沙 “后日渐坍陷，雍正四年丈实，东三围现存沙 一千三百四十八亩六分，征银三十七两四钱零；西六围尽坍无存”^①。

《王杰图说》还记载了该场所产盐运往嘉兴府的路线：“盐交嘉商收配，每掣产盐五万余引，有盈无绌。运赴嘉所由宁邑之东方桥，经海盐榆城等处，直达所前场。”对照民国《海宁州志稿》卷十一引《重修两浙盐法志》：“西路场引盐赴掣，由东方、国泰等桥，经吕冢过海盐榆城达官塘，转入鸳鸯湖进万里堰桥抵所，凡一百里。”前者简明而后者更具体，涉及的地名有“宁邑”“嘉所”“东方桥”（东方、国泰等桥）、“海盐”“榆城”“所前场”等。“宁邑”当然是指西路场所属的海宁州城，西路盐场的盐从仓港装船，沿着备塘河先往海宁州城方向西行，再折转向东北方向过东方桥。东方桥地点是西路场出海宁州前的一个节点，故《盐志图说》文字说明有“场盐由此河出仓港，由东方桥至嘉所候掣”。东方桥是乡村不太知名的小桥，方志的桥梁目中并未记载此桥，据民国《海宁州志稿》卷三，海宁西北廿七都八庄有东方桥和国泰桥，该“庄在黄冈东地方。出宣德门，由袁花塘至骑塘桥进路抵庄，计程三十里”^①。黄冈应该就是今桐乡市最南端的黄墩，东方桥和国泰桥在今地图上已经没有标注，但与之相距不远的“骑塘桥”的地名今天还在，桐乡市黄墩镇的骑塘老街隔着洛塘河就是海宁市斜桥镇，可知西路场的盐船是沿洛塘河东行，到今斜桥镇折向东北，进入今海宁市城区，原东方桥应该就在这一带。盐船从东方桥下出今海宁市城区后入长山河折向东南，继而转入东西向的吕冢港，进入今海盐县境。吕冢在今海盐县于城镇西的吕冢村，传说是东吴吕蒙的墓，系海盐县当地的名胜古迹。从吕冢继续往东，就是海盐县的欤城，《重修两浙盐法志》所说的“榆城”应该就是欤城，即今于城。吕冢港在欤城入“官塘”，也就是海盐县城北流至嘉兴府城的盐嘉塘，盐船在这里折转向北，沿着这条河抵达嘉兴府城南的鸳鸯湖。鸳鸯湖是嘉兴府城的西南湖，该湖有东西二湖，其间有湖堤分隔河水道相连，好似鸳鸯相并，故名^②。“嘉所”指嘉兴批验盐引所，是掌验盐引之政令机构，所署在“府治南春波门外五里，即松玉霄万寿宫遗址，……该所转掣西路、黄湾、鲍郎、海沙、芦沥五场引盐”^③。这里前临运河，有湖泊可容纳盐船，方便查验水运引盐。

以上，筆者对《王杰图说》的文字作了简单的分析，最后再介绍一下该图说的作者王杰并推测他为《西路盐场图》撰写图说的时间。

王杰，字伟人，号惺园，別号畏堂，后又以漠淳二字刻私印。雍正三年（1725）生于陕西韩城，卒于嘉庆九年（1804）。乾隆年间状元，官至内阁学士、军机大臣，嘉庆时为首辅，去世后追赠为太子太师，谥文端，著有《葆淳阁集》二十四卷传世^④。据门人阮元《王文端公年谱》等文献，王杰少年时曾随任石门县主簿的父亲在浙江，十八岁时返回老家，入孙景烈所掌关中书院，受关学实行思想影响甚深。乾隆十八年中拔贡之后，先后入清代名臣尹继善、陈宏谋督抚为幕。由于生性谨严，行事端正，且工于书法，为尹、陈所重，很多重要文书都出自王杰之手。据说，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杰参加会试，本来被列为第三，因乾隆帝阅卷时觉得王杰卷的字体曾在尹继善奏章中见过，并给予表彰而留下深刻印象，再加上当时尚无陕西籍贯的状元，特将王杰从第三名提为第一名。王杰题写《西路盐场图》，不大可能是他随父居于浙江石门县时，那时他还在读私塾，还不大可能在绢帛这样的贵重材料上书写这类实用图说；《王杰图说》也不大像作于王杰任督抚幕僚时，因为王杰先后入陕甘总督尹继善幕和陕西巡抚、两江总督陈宏谋幕，其活动地域都未及浙江^⑤。王杰于乾隆二十六年入京会试成为状元后，曾先后三次在浙江为官，第一次是乾隆三十七至三十九年（1772—1774）督学浙江，第二次是乾隆四十一年再视浙学，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五年典浙江乡试，他在这期间为海宁西路盐场图撰写图说，可能性最大。王杰《葆淳阁集》卷二《吴、顾两孝子诗卷跋》有“甲午仲冬，盐官张生芑堂携其邑两孝子诗卷来谒”的记录，盐官是海宁州治所在，海宁人张燕昌（字芑堂）携该县人士诗文给王杰看，或许也就顺便带上《西路盐场图》请擅长写字的王杰书写图说，《王杰图说》作于这一年，即乾隆三十九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①。至于王杰为何要为《西路盐场图》手写图说，且将该图说书写在绢本上呢？这张浙江海宁的盐场图说又为什么会在流落在四川广元呢？关于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笔者关注新发现的王杰《西路场图说》并撰写此文，主要有两个用意：一是想说明，在各地文物、图书、档案部门，可能还保存有一些我们尚未注意的盐业史资料，关注、发现和整理这些资料，应当有助于我们开展盐业史研究。二是想说明研究古代城市、建筑、产业等，需要图文并重，才能相得益彰^②。我相信，只要稍加注意，今后在我们地方的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文物保护管理所中会有更多文献发现。

（责任编辑：王放兰）

On Wang Jies“Caption of the West Road Salt Field Map”

SUN Hua

Abstract：Wang Jies“Caption of the West Road Salt Field Map”is collected in the Guangyuan Huangze Temple Museum. The caption was supposed to be written by Wang when he supervised Zhej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37th to 47th year of Qianlong （1772-1782） . The text reflects the situation of the West Road Salt Field after the Huangwan Salt Field was separated out in the fifth year of Qianlong. Comparing Wang Jies caption withthe other“Caption of the West Road Salt Field Map” in “Revised Salt Law of Liangzhe”， the former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ntrated and concise description of salt field overview，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route. Wang Jies caption of the map is a newly discovered historical cultural relic of the salt industry in Liangzh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aption combined with the records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will help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West Road Salt Field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alt industry; West Road Salt Field; Wang Jie; calli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