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希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北京 100007）

“没有任何一个物理空间足够让我们所有的遗产得到展示，但在互联网上可以。”[1]目前信息技术+博物馆正处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的阶段，随着手机及电子穿戴设备等成为应用最广的移动终端，在数字化基础上运用各种网络技术、搭载各种网络平台的移动应用已深入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工作中，通过互联网浏览博物馆文物藏品和学习知识已呈现出越来越便携化的趋势。不仅一机在手即可“一屏万物”，而且随着各种智能设备的升级换代，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通过手机等各种便携设备成为随时陪伴人们的移动博物馆。

目前各博物馆通过网络传输、可供移动终端接收的资源和内容主要有网上展馆、网上展览、藏品数据库、文创产品展示及售卖、文物展示讲解短视频、电子图书、网络讲座、网络学术研讨等等，大致可分为文物的展示和展览、基于文物相关知识和信息的社会教育、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互动等三大类便携化服务。传输方式主要有移动版网上博物馆（或服务链接）、移动版网上展览、讲解（讲座）直播和视频会议、短视频及各种APP 和小程序等，总体呈现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以及与手机网络运营商或腾讯、人民号、头条号、学习强国、哔哩哔哩、抖音、快手、支付宝等网络平台合作的便携化趋势，成为“让文物活起来”的各种形态和相关信息得以迅速传播及转化利用的最有力支持。

一、网上展馆与云展览

又称“云展馆”“云展览”。其中网上展览在中国的大量涌现始于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很多博物馆在被迫关闭实体展览或限流的情况下，一方面纷纷将实体展览以VR（虚拟现实）技术制作成全景展览上传到“云端”，一方面在博物馆已有的数字化发展基础上组织力量策划、制作各种形态的纯网上展览或“云展览”，供人们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下载观看，使无数观众因此体验到了“云展览”和移动博物馆的诸多优势。首先是打破传统展览形式的时空限制，观众可以完全自主决定观展时间和地点，选择在更舒适的环境以更舒适的姿势观看，再辅以语音导览等，从而大大降低了在博物馆观展的干扰感和疲劳感。其次，展品的背景资料、多角度的图片甚至可与之作类比或关联的展品都可以以图片的形式出现，相关的语音介绍甚至策展人亲自讲解展览的音视频、相关研究的论文等也可以集成到展览中，大大拓展了观众获得展览相关信息和知识的范围。如2021年9月至12 月，哥斯达黎加前哥伦布时期文化与玉石博物馆的《先民的世界：哥斯达黎加前哥伦布时期文物展》和故宫博物院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览分别以云展览的形式出现在对方博物馆的主页上，不仅打破了疫情造成的隔阂，也使不同文明的展示互鉴有了新的实现途径。

相比而言，虽然移动博物馆或“云展览”缺乏博物馆教育氛围的营造，缺少了认知学习中必不可少的情境感，但对教育素材的组织更加有效，许多博物馆的“云展览”各显神通，丰富多彩，早已超越人们传统认知中的展览形式，而将其他领域的媒体形式引入博物馆也使人耳目一新。如2021 年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合作打造的《“纹”以载道——故宫腾讯沉浸式数字体验展》，2022 年浙江省博物馆牵头推出的《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云展览》等，均收获了广泛好评。

值得注意是，云展览及其与线下实体展览的融合集成，除提升观众观赏文物的便利性之外，还开始成为拉动馆际业务合作和数据共享的新尝试，特别是为中小型博物馆的展览联动展示、共享式策展等展览创新和策展方式变革注入了新活力。如，故宫博物院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庆祝中日恢复正常邦交50 周年，于2022 年7 月联合推出的特别纪念展《故宫的世界（电子特别展）》，就是将用虚拟和3D 技术展示的故宫景观及珍贵藏品与东京国立博物馆馆藏中国历代（尤其是清朝）书画等艺术品融为一体的展览[2]。这是故宫首次在国外推出的纯虚拟展览。这种将虚拟展览与实体展览相结合的展陈方式不仅为观众提供了虚实结合、时空交错的新奇观展体验，也为珍贵文物的馆际交流提供了新的合作思路和策展示范。

《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云展览》是此类尝试进一步升级为多馆、多展同步合力推进的一次成功示范。该展览由浙江省博物馆策划，30 多家博物馆联合参与，调集各馆藏品共计1000 多件[3]。如果按照传统的文物展示方式，任何一个博物馆都难以承受将如此多的文物原件汇集在一个展览中所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更何况疫情之下各种不确定因素还会增加展览成本和潜在风险。采用云展览的方式不仅轻松跨越了这些障碍，而且还带动了五个线下实物展览的推出——云展览成功推出后，参与展览的苏州博物馆（本馆）、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西湖美术馆）、湖州市博物馆、安徽博物院（老馆）、江西省博物馆分别基于各馆的藏品举办了设计、制作风格不同的“丽人行”实物展，观众不仅可以在这五个馆分别看到各馆的实物展品，还可以在展厅互动屏上查看其他四家博物馆的展厅现场画面，浏览、收听展品详细图文、语音信息和“丽人行”云展览内容。五馆线上线下一同宣传造势，联合“带货”，形成了“线上”云展览和文创虚拟展示与各馆到访人流和文创产品实物销售的“双向引导”和“增益循环”，堪称是线上线下融合推进展览的又一有益探索。

二、短视频及直播

近年来，随着哔哩哔哩、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的发展，各种短视频节目和网络直播风靡于手机用户，有人甚至称此现象为“短视频时代”。对于文博工作而言，不论音视频还是直播，都是“让文物活起来”并进行文化阐释的有效手段。其中直播更加“短平快”，而且可以即时互动，而经过精剪的短视频则有更好的吸引关注效果，让人印象深刻。

2018年5月18日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抖音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山西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七家国内知名博物馆，制作了一款名为《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的H5 版本视频（即移动端的web 页面）。这款短视频凭借将文化、历史和当下结合在一起的创作思路，融合了拍灰舞、抖音热门音乐游戏用语、网络流行语等众多通俗文化元素，让胡人唐三彩、青铜后母戊鼎、说唱俑、兵马俑等文物以动漫风格的开口说话“活”了起来，诙谐有趣的创意引发广泛共鸣，微信、抖音用户大量转发传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报道更是引发了持续的关注热潮，仅四天时间在抖音的累计播放量就突破1.18亿，点赞量达650万，分享量超过550万。这一播放量相当于大英博物馆2016 年全年参观总人次642 万的184 倍[4]。这些古老的文物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网红”，深度渗透到社交网络中，激发起人们对蕴含于文物中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价值的浓厚兴趣。同时，七大博物馆还各自选取一件“镇馆之宝”，以创意短视频的形式在抖音平台上同步展出，除了被称为“戏精”的后母戊鼎之外，还有南京博物院的明代青花寿山福海纹香炉、湖南省博物馆的西汉T 形帛画、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兽首玛瑙杯、浙江省博物馆的朱金木雕宁波花轿、山西博物院的西周鸟尊以及广东省博物馆的西周青铜盉，七件国宝以串烧视频的形式首次跨越时空同台亮相。活动期间七大博物馆发布的官方视频累计总播放量超过3000 万[4]，这是至今仍最受称道的文博业界与网络平台的一次成功合作。

2020 年2 月23 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敦煌研究院、良渚博物馆等国内八大知名博物馆又一同在淘宝直播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博物馆云春游”大串烧。数据显示，淘宝大学云课堂的2000 万师生参加了这次博物馆“云春游”，各博物馆平均直播时长1～2 小时，观众们都表示没看够，甚至有观众“吐槽”自己为了同时看三星堆与国博的直播两部手机一起用[5]。

利用GIS软件将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胶东半岛的行政区划图进行空间叠置，共划分了16 536个评价单元。选取了灌溉保证率、耕层质地、土层厚度等8项因素作为参评因素，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最终构建指标体系，通过构建隶属函数模型，采用综合指数法对胶东半岛耕地地力进行了定量评价。评价流程及方法保障了评价结果的科学准确。

近两年，通过手机观看文博短视频和参与直播活动的人数继续大幅攀升。2021 年国际博物馆日抖音发布的首份《博物馆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1 年5 月，平台上博物馆相关视频数量超过3389 万，播放超过723 亿次，获赞超过21亿[6]。2022年元旦，全国一百多家文博机构参与或支持的首个文博人自己的跨年盛典——“文博之夜”跨年直播观看量累计超过200 万人次，阅读量超过345 万[7]；南京博物院与江苏广播、快手新知联合主办的“2022 跨年知识大会”全网视频播放量也达到了3952.3 万[8]。另外，《中国考古大会》融媒体端观看人数超62 亿，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直播收获上亿点赞，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直播微博点击量高达71 亿[9]，等等，不胜枚举。

在华侨文博界，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为配合展览宣教而打造的“云游侨博”是华侨类博物馆中为公众提供便携化展览服务最重要的直播品牌，以多语种、多方言为特色，自2020 年创办以来，不到三年时间，已收获了7000 余万的观看量，“润物细无声”般对于凝聚侨心、集中侨智、发挥侨力不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提升了华侨类博物馆在社会公众和文博业内的知名度。其主要合作平台之一“华人头条”在69个国家建有141个海外传播站点，注册用户达5000 余万，其自主研发的APP 是专为海内外华人华侨提供资讯、生活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云游侨博”每次直播前，“华人头条”即通过其客户端、微信端、PC、小程序等进行预热宣传，将直播活动的宣传消息在其手机APP 页面置顶，在其所有网站站点重要版面推出，引发了海内外用户对“云游侨博”的广泛关注，极大地促进了这一直播品牌的传播和发展。

三、文物观赏及互动APP和小程序

APP和小程序兼具直播和短视频的直观便捷及精细设计的效果，是各博物馆提供参观咨询服务和进行有关数据统计的常用网络工具，而一些博物馆的文物展示也采用了在APP和小程序上观看的便携化方式。《中国国家博物馆数据报告（2021 年度）》显示，随着“国家博物馆”APP 和“国博导览”小程序上线，国家博物馆全媒体矩阵正式建成，加之在各网络平台运营的官方账号，其网络影响力已处于博物馆行业领先地位。故宫博物院的小程序——“数字故宫”不仅可以让观众云游览全景故宫，还能通过数字多宝阁中高精度的三维数据展示文物细节和全貌，同时兼具文物讲解功能：其中“故宫邀你云看展”系列视频每集20 分钟，由策展人带领观众参观展览；“每日故宫”短视频每周两次在微博平台带大家欣赏文物细节。此外，“一起考古吧”“云上敦煌”等也是近几年较受欢迎、有趣且“有料”的数字文创小程序，不仅拓展了大众了解历史的方式，也演绎着大众文化生活的新时尚。

2022 年最受关注的文物观赏及互动小程序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联手腾讯于7 月6 日至11 日推出的“手拉手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小程序。这款小程序源于国博联合国内外33 家顶级博物馆举办的“手拉手：共享世界文明之美”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通过这一小程序观众可足不出户于云端快速获取活动最新内容，在线走近34 家国内外顶级博物馆，订阅观看前后跨越6 天的专场播出，欣赏各国博物馆珍藏文物。其中特别设计了互动环节，观众打卡每家参与博物馆即可领取一张独一无二的明信片，完成全部打卡任务还能获得精美的手绘限量版明信片。小程序的有趣体验使人们更加便利地感受到各国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魅力。

为了更好地满足年轻人在博物馆“游”“玩”兼得的需求，还有一些博物馆推出了多种便携化元素的组合“套餐”。如2020 年7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从千俑千面的8000 兵马俑中精选出12 位有名有姓有故事的人物俑，身份包括将军、士官、驭手、弩手、步兵、骑兵、老兵和文士等，设计制作了文创IP“蒹葭十二士”。配合该系列文创的发售，同时推出了“云上蒹葭”小程序、蒹葭主题音乐及短视频、数字沉浸式体验等多个便携化创意形式，融入了国潮、盲盒、合成玩法等年轻人喜好的多种娱乐性互动方式[10]。这样的小程序组合赋予了传统文物更鲜活、更时尚、更宜于社交的文化表达，显示出传统也可以很酷，创新也可以很古朴。

四、在线文创、数字藏品销售及藏品数字图像分享

博物馆在线文创及数字藏品的发售与购买、藏品数字图像的分享，既是一种展示形态，也是博物馆与观众互动的体现。特别是近两年发展势头迅猛的数字藏品，以突破时间、空间、保存条件限制的便携化优势，亲民的价格，以及通过更多变、新潮、数字化的形式展现文物的内涵和形态，迎合了中青年人的个性化需求、社交偏好与价值审美，同时还赋予了藏品金融属性，极大地丰富了文创产品的品类，扩大了受众面，给博物馆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线文创、数字藏品的研发创作以及藏品数字图像的下载分享，让博物馆在观众不进馆参观的情况下仍可以更好地展示文化遗产、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观众对文物的认知和对博物馆的参与感，激发人们到访博物馆意愿，增加线上营业收入，既是更有利于文物“活化”利用的新的营销方式，同时也加速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传播，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此外，在线文物游戏和因疫情而催生的大量在线文博知识讲座（视频课）、技能培训也是越来越常见的“让文物活起来”便携化发展的方式。以剧本杀游戏为例。2021 年9月，洛阳博物馆将三件馆藏文物“晋归义胡王”金印、透雕龙纹玛瑙璧以及金狮串饰授权小黑探、支付宝，共同开发了《洛阳东风几时来》线上剧本杀游戏作品，上线一天话题流量就突破3亿[11]。

利用网络开展博物馆深度教育也在尝试推进中。如故宫博物院发布的“故宫青少年博物馆在线教育资源平台”和在线学习平台“故宫云课”，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系列网上研学活动等，均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在国外，在线视频课作为培养孩子们学习科学和自然、历史的兴趣与能力的校外教育活动，也是疫情期间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的礼物。如美国沃斯堡科学与历史博物馆的博物馆学校是得克萨斯州第一个博物馆学前班，疫情期间，教学团队通过Zoom 平台为学龄前儿童提供线上教学，在线布置作业并提供指导，虽然疫情肆虐，但跨越了空间界限的课堂为孩子们带来了温暖和欢乐。

据统计，2021 年中国博物馆线上展览和线上教育活动的网络总浏览量超过41 亿次[12]，其中通过手机便携式收看的占了绝大部分。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 年6 月，中国网民规模为10.5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其中，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增长最为明显，达9.62 亿，较2021 年12月增长2805万，占网民整体的91.5%；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10.27 亿，较2021 年12 月增长2042 万，占网民整体的97.7%[13]。这些都显示出或者说预示着“让文物活起来”便携化发展的强劲潜能和广阔前景。《“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鼓励文化单位和广大网民依托网络平台依法进行文化创作表达，推出更多优秀的网络文学、综艺、影视、动漫、音乐、体育、游戏产品和数字出版产品、服务，推出更多高品质的短视频、网络剧、网络纪录片等网络视听节目，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14]，实际上也是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产品便携化服务的导向。

五、关于便携化的讨论与建议

2022 年8 月，国际博协公布了博物馆的新定义:“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会各界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15]这一最新修订的博物馆定义，也是“让文物活起来”便携化发展或移动博物馆构建的意义所在和本质要求。与文物活化利用的各种举措和趋势一样，便携化发展对于博物馆的主要意义就在于扩大文物资源社会开放度，促进文物资源与文博创意产品开发、旅游产业发展融合，与社会、市场共享，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对于中小博物馆来说，便携化服务的发展更是快速提升各项业务工作水平和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有力促进[16]。

与传统的博物馆观展方式相比，上述便携化观展方式均是分享式、沉浸式、互动式感知历史文化的新媒介，是基于文物而引发的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等体验的丰富和补充，而非替代。尽管便携化观看在诸如局部细节放大、自由选择度和舒适性及获得感等方面有着多种优越性，但无法替代裸眼观看真实文物的感觉，更无法感受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所特有的气息和氛围，也是不争的事实。

便携化发展可以被视为“泛博物馆”[17]的表现或构成之一，对于博物馆本身而言既有着拓展和重塑的积极意义，也存在着某种悖论和消极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便携化与博物馆的社会性

无论对于当地居民还是外来游客而言，传统博物馆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城市或社区“客厅”般的存在，特别是我国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以来，走进博物馆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新的日常生活内容，这无疑增强了博物馆的社会性。博物馆的便携化无法代替博物馆作为社会活动和情感交流场所的作用，它在加强作为个体的人与博物馆之间随时随地的联系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疏离人与人之间直接交往的不利影响，即随着便携化的不断发展，观看和研究文物藏品原件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从业人员和少数收藏爱好者的专业性工作，而越来越多的数码新生代人群可能会更偏好便携化的观看及个性化的应用，从而减少到访博物馆的频次，使得博物馆社会性作用的发挥受到一定抑制。

便携化使得观展或参与博物馆的活动成为一个个分散在博物馆之外的个体行为，博物馆则可能越来越趋同于考古研究所和文物保护机构，因而便携化对博物馆具有拓展性的同时，也具有反博物馆社会性的一面。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也可能就是人类未来社会形态的存在方式。这是由在科技引导下人类社会生活智能化的总体发展趋势所决定的，博物馆的便携化、智能化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点。博物馆所能做的，是如何更好地顺应这一趋势的发展，更积极地应对这一趋势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特别是如何将便携化对于博物馆功能的拓展与实体博物馆本身的发展更有机地结合，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内博物馆中长远规划中应予以更多关注的问题。

（二）博物馆的非营利属性与文物藏品的商业性应用

从2022 年最新修订的博物馆定义来看，便携化作为传统博物馆的一种拓展方式，彰显了博物馆教育、服务功能的延伸和文物藏品创新、创意应用的无限潜能，无疑有助于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并“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15]。但从便携化的现状，特别是国内的现状来看，可及性和包容性还存在很大的不足。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数字藏品图片的个人下载观看和应用还有很大局限。限于人力和财力，一些博物馆还未能通过网络上传全部藏品图片数据，还有相当多中小博物馆尚未开展此项工作；有的博物馆只提供仅限于观看的缩略图，有的则是明确限定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博物馆作为旨在以人类文化遗产造福人类未来发展的非营利性机构，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表率，致力于更开放、更可及、更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而且，从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更开放、更可及、更包容地组织、发动社会力量，特别是商业的力量，以更有拓展性、更有创新性、更有效益性地致力于文物藏品的活化利用，才是更具积极意义的。

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宣布加入《CC0无保留协议》，允许社会公众“只要有需要都可以下载并不受限制地使用和分享这些公共艺术品”，以“增加创意作品的流通可及性，作为他人创作与共享的基础”[18]。笔者认为，在尚不具备加入《CC0 无保留协议》条件的情况下，国内博物馆可以借鉴现有IP授权的思路，通过规则、制度设计的改进尽可能地扩大藏品图片使用的自主性，特别是商用创意开发，如设立文物藏品创意设计公益基金等，将博物馆的非营利性与商业的互利性、传播性、公益性更充分地结合起来，更广泛地发动和借助社会、市场的力量促进博物馆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并借此建立便携化趋势下博物馆与社会更广泛、更深层、更持久的关系。

（三）博物馆“物”与“人”的关系

从博物馆学多年以来一直在探讨的“物”与“人”的关系来看，便携化极为有效地进一步推动了博物馆从“以藏品（物）为中心”向“以观众（人）为中心”的转变，特别是在“物及其所载信息的研究、转化和重构”[19]方面。理论上说，所有文物都会以不可逆转之势走向消亡，但数字化技术可以使文物获得一种“永生”的状态。便携化的发展首先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由此一方面实现了文物收藏的永久化，即文物以数字化的方式被永久收藏、保管，同时由于社会公众皆可便捷地提取下载，这种收藏和保管又是分散和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更多基于独创性、专属性动力而各显神通、异彩纷呈的文物藏品的活化利用，使得对于博物馆文物藏品的使用呈现出大众化与专属性并存的态势。

在这一过程中，便携化增强了“物”对于“人”的趣味性和“人”对于“物”的获得感，极大地提升了“人”对于“物”的创造力。观众不仅可以分享和传承博物馆基于文物藏品提供的知识，也可以交流和传播自己对于文物藏品的见解和创意。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博物馆通过网络发布的文物藏品和学术研究资源以及相关制作和创作，以最舒适的状态随心所欲地观看展览、观赏文物，参与网上各种形式的宣教活动，并且进行线上交流互动。人们甚至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下载收藏各博物馆的分享，创设自己的网上私人收藏和自己的网上专属博物馆，发布自己策划的展览。因而，便携化发展加剧了人与博物馆传统关系模式的改变，使得观众更具有主观能动性，观众与博物馆之间、人与“（文）物”之间的互联互动更加快捷便利，基于文物资源的创意设计和创新应用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元素。

总之，传统博物馆更多关注的是藏品的征集以及展示，即所谓“以物为中心”，便携化在致力于“以人为中心”的同时更进一步增加了人对物的主观能动性和对博物馆的参与性。博物馆应乘势而为，借便携化发展之力不断改善人与物、物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到博物馆的方方面面，如经常性地按需、分类征集或招募基于文物藏品的专题创意设计及展览、社教活动策划等。笔者认为，这是博物馆“以人为中心”理念和境界的进一步提升，也可以由此改善前述便携化对博物馆社会性的抑制。